多边机制的由来演进与当代中国的多边外交（连载三）

摘要：多边机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近现代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广泛采用的外交方式与沟通平台。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人类的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及全球治理问题，应按照各方商定的规范和规则来处理。这是多边外交及相关机制得以形成并可持续的核心要义，也是当代中国倡行真正多边主义、广泛参与并积极创建新型多边机制的基本依循。

（上接10月10日推文）

四　后冷战时期的多边机制：世界大变局纵深发展的新动力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犹如大浪淘沙，国际关系体系的变革与演进充满曲折和反复。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关系持续改变，全球安全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反复重组，世界上多边组织和机制也是变幻莫测、沉浮不定的。从二战结束之初的历史视角看：

和平民主阵营方面，1947年苏联主导建立的多边性政党组织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因苏联与南斯拉夫发生冲突等多种原因，于 1956 年自行解散。1948 年作为保卫世界运动领导机构而成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1952年在北京成立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由于和平组织内部团结不力，均未实现可持续发展。1945年，在伦敦成立的世界青年民主联盟，由于类似原因遭遇同样结局。印度等国政党建立的区域性政党组织——亚洲社会党会议，也因无大作为，宣告解散。

西方阵营，1948 年，西欧国家为对抗苏联而组建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几经调整，改组为西欧联盟，最终融入欧盟。1950年，西欧国家为组建“欧洲军”而成立的欧洲防务集团，存在4年后，宣告破产。1955年，美国为在军事上遏制新中国而拼凑的两个跨区域军事集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因中国强烈反对、地区国家抵触，很快瓦解。希腊和土耳其利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矛盾，联合南斯拉夫在1953年以缔约方式建立巴尔干同盟，由于问题太多、运作不善，成立不久便走向沉寂。

世界上多边组织和机制的剧烈变动与改组，发生于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之际。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改革中放弃了原有的发展道路，实行社会制度转型。苏联不但社会制度崩溃，同时还解散了联盟国家。随之而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成员国目前已由成立之初的 11 国减少至 9 国）极为松散且不断减员，作为冷战结束后诞生的多边组织，其存在形式与国际影响力一直较为特殊，处于一种似存非存的微妙状态。苏联1949年主导建立的旨在实现“大家庭”经济一体化的多边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成立时总部设在莫斯科），1991年6月宣布解散。1958 年成立并由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后来成为苏方控制成员国的军事工具，1991年6月正式解散。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同时还导致了德国统一、捷克与斯洛伐克分离，以及南斯拉夫的裂变与战乱，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版图与疆界。冷战时期即已数度扩员的欧洲共同体，冷战结束后迅速改组升格，成为不断东扩的欧洲联盟。随着东欧国家和原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陆续入盟，欧盟一方面成为冷战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区域性多边合作平台，另一方面又成为吸纳成员国部分主权、拥有统一市场和对外政策的超国家结构。当年为对抗“苏东集团”而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大张旗鼓地不断增员（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加大了北约扩员的力度），目前北约成员国已增至32个，成员国数量仍在增加。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意味着雅尔塔体系已经终结。时至今日，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新的国际体系尚未形成。也正因为如此，后冷战时期的多边外交变得异常活跃。在原有的多边组织应时而变的同时，新的多边机制和平台接踵而来。其中较有影响的一些事件是：

东欧剧变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苏联还没有走完解体的最后一程，西欧国家便迫不及待地成立了旨在帮助东欧实现市场化转型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阿根廷和巴西等南美国家，抢先建立起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即南方共同市场。美国更是不甘落后，联合加拿大和墨西哥，于1992年12月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协定生效，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非洲法语国家亦于1994年成立了旨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货币合作组织，即西非经济货币联盟。1999年，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宣布成立。

冷战结束后，多边外交和区域合作向经济领域倾斜的态势相当明显。各种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安全对话、人文交流等全方位合作，也受到广泛重视。世纪之交较有影响的多边活动和新成立的多边机制还有：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中日韩合作、东亚拉美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非合作论坛等。

进入新世纪后，新成立的多边机制和平台主要有：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东亚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中亚峰会，等等。联合国则增加了人权理事会、妇女署等一系列新机构。

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维护“世界领袖”地位的美国，意识到冷战后的世界不会平静，因此，“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却要重振精神准备迎接漫长的新冲突时代之来临”。用基辛格的话说就是，“本世纪以来第三次，美国宣布有意建立世界新秩序，把美国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而且，美国第三度在国际舞台上居于至高的鼎盛地位”。

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激烈争夺、又彼此制约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构建单极世界的霸权主义、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严重膨胀，假借多边外交名义，复活集团政治、推动阵营对抗、分裂国际社会、破坏全球治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巨大威胁。

五　中国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全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20 世纪中晚期，著名德国政治家、曾经担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勃兰特等人，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通过《天涯成比邻》的研究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与全球安全、全球经济、全球法治，以及联合国体系改革的关系。国际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多边外交活动、不断推陈出新的多边机制和平台开始同全球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的共同事业密切联系起来。中国倡导并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积极主动地开展创造性多边外交，不仅直接引领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同时还卓有成效地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众所周知，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实行野蛮的外交孤立政策，新中国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空间受到严重限制。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大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54年，为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作为相关问题的重要一方参与了会议。虽然此次会议未能形成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决议，但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取得突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领导的中国代表团，在这场多边外交中完美首秀，令全世界对新中国外交刮目相看。1955年，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新中国积极争取并成功参与的又一场多边活动。中国引导各方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创新规则，开创了没有任何殖民国家参加的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开展多边外交的新实践。中国积累了多边外交经验，也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1971年，中国成功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了广泛深入地参与和开展多边活动的广阔舞台。1972年6月，中国在当时国内外形势相当复杂的情况下，派团出席了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问题专门会议。就在这一年，中国开始派团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贸易与发展会议、环境规划署、妇女地位委员会等机构的活动。1973年，中国开始以理事会成员国身份，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活动。1975年6月，中国派团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墨西哥宣言》及《世界行动计划》。

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步伐大大加快，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力度进一步加大。1980年，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工作会议，次年派遣裁军事务大使。在这个冷战背景极为强烈、斗争异常尖锐的多边机制中，中国纵横捭阖，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文件的通过作出了独特贡献。1984年，中国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成员国，开始向该机构派驻代表。1984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各国议会联盟大会，并从此成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多边议会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自1985年起，联合国国际法院有了中国政府派驻的法官。

随着中国对联合国事务了解的不断加深，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作用也不断提升。自1988年起，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工作。1989年起，中国开始派遣军人、警察和民事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中国作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出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严格恪守“当事方同意、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的“维和三原则”，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形象，赢得了广泛尊重。

1995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实现了中国国家元首对当今世界这个最大、最权威的多边组织的首次访问。2000年，他又出席了联合国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明确宣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以及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2005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就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联合国改革问题，阐明了中国立场。他指出：“面对新形势，联合国面临着新挑战。我们应该抓住历史性机遇，对联合国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拓新局面。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开展全方位合作，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位置。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联合国这个专门机构的总部。当年10月，中国总理访问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这也是中国总理首次进入该组织位于意大利罗马的总部。这两次前所未有的访问，彰显了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关注。

为了进一步加强并深化中国与联合国的全方位合作，这一时期，中国与联合国相关机构举办了许多活动。诸如，与联合国共同举办信息和网络安全国际研讨会，与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举办后发展议程国际研讨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联合举办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与联合国外空司等机构联合举办联合国空间法研讨会。此外，中国还直接向联合国所属机构、相关基金和秘书长捐赠美元，帮助联合国推进南南合作、应对非洲疫情，等等。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出席了发展峰会、维和峰会、全球妇女峰会、领导人气候变化问题午餐会等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并且与联合国秘书长一道，主持了南南合作高级别圆桌会。通过一系列活动，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二十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 2030 年达到 120 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未来5年为发展中国家600个项目提供支持；为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和100个“校园快乐工程”；等等。

为彰显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的决心，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方将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向非洲联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这使得国际社会在更大层面和更高水平上，感受到了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随后出席了联合国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在讲演中表示：“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各国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中“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会见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主席重申，“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坚决支持联合国事业，继续做联合国坚定的合作伙伴 ”，强调“ 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

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中国与联合国日益深化的合作，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呼吁国际社会“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当然，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复杂多变，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和影响的。冷战结束以来，一方面，以联合国系统为主体的多边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的新型多边外交愈加活跃，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既不和谐也不太平，集团政治、阵营对抗、霸凌行径等帝国主义流毒随处可见，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沉渣泛起。当今世界最大的霸权国家美国，大搞地缘政治小圈子，实行伪单边主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不管国际形势如何风云莫测，不管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如何顽固，也不管国际上某些势力如何捉弄和损害联合国事务，中国始终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中国对联合国预算的贡献超过15%，仅次于美国的22%”。据西方学者统计，到2022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接近1600名。尽管同美国相比，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不多，但中国正在通过实习培训建立新的员工通道。西方学者赞扬中国近十年来一直稳步扩大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影响力，尤其是那些与发展、技术标准相关的机构中的影响力。他们认为，中国感兴趣的机构包括制定全球通信标准的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6月，中国赢得了2027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主办权。美国曾试图夺取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际电信论坛的主办权，但未能如愿。在 2025 年 7 月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中国表示支持该组织内部改革，并承诺在资金和人员方面提供支持。

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全球南方”国家尤为关切的联合国改革问题，中国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和立场，即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以及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能力；改革应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国际合作等；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均应有所建树，特别是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应发扬民主，充分协商，努力寻求最广泛一致。改革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有助于维护和增进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对达成一致的建议，可尽快作出决定，付诸实施；对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继续磋商，争取广泛一致，不人为设定时限或强行推动作出决定。

面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遭遇的伪多边主义冲击和集团政治、阵营对抗等冷战思维的严峻挑战，中国一贯坚持实行积极主动、开放包容、集保护性与建设性为一体的创新型多边外交。其突出特点，一是坚守初衷，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系统所开展的符合历史正义的传统多边外交活动。二是抢抓机遇，主动搭建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并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诉求的新型多边外交活动。

近年来，中国一方面始终积极地、富有建设性地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世界领导人气候变化峰会，以及因美国放弃而停办的核安全峰会，并且还全力以赴精心筹办了高规格、高水平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另一方面，中国还主导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等多边机制，发起成立博鳌亚洲论坛，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并积极推动中国—东盟（10+1）领导人峰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国—欧盟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双边及区域合作机制和平台。这些机制和平台既关乎中国自身发展与安全利益，也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

2025年5月，中国联合18个“持相近理念”的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调解院。这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的诞生，是落实《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以调解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机制。中方主导创立的这个新的多边机制，无疑将对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稳定、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中国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全文完

原文转载于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 7 月第 47 卷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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