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读书会第42期：《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

2025年11月15日，察哈尔读书会第42期在察哈尔学会北京适园举办。本次读书会聚焦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唐士其的《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一书。该书深入探讨了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源流、发展脉络及其在当代面临的危机，并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探寻可能的超越路径。本书以其独特的形成过程——从讲座笔记到学术讨论，最终凝练成书，与融汇中西的学术视野，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与当代价值困境的深刻洞见。

本次读书会围绕一下三个话题展开深度研讨：1.理性在政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2.如何理解政治与价值的关系？3.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对当下有何启示？

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唐士其教授担任领读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央企智库、中国生产力学会等机构的十余位学者参与研讨。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美国研究》副主编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唐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研究员赵晨，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研究会研究员安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节大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庄俊举，中国生产力学会研究员蒋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叶清逸，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陆曦等。

在领读环节，唐士其教授首先分享了《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一书的独特成书过程，该书源于其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讲座，经过认真整理的笔记、博士生讨论班的深化，最终在一个寒假内凝练成书。这种从演讲讨论再到写作的生成方式，使得该书既保持了思想的鲜活度，又具备了学术的严谨性。

随后，唐士其教授系统梳理了其研究理性主义传统的思想历程，他回顾了自己如何从早期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背诵学习，到大学时期全面接受西方思想，再到中年时期重新回归中西比较的心路历程。这种独特的学术经历使其能够跳出单一的西方或中国视角，在跨文化比较中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解析理性主义传统时，唐士其教授从古希腊哲学入手，强调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逻辑与直觉两种能力的不同侧重，奠定了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然而，随着罗马时期对希腊哲学的翻译和转化，理性概念中的“直觉”维度逐渐失落，理性越来越被狭隘地理解为工具性的“算计”能力。唐士其教授重点分析了近现代理性主义面临的危机，随着近代宗教影响力的减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价值的缺失问题，康德基于逻辑规则的道德建构最终难以解决存在层面的价值问题。施特劳斯对古典理性主义的回归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虽然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都未能完全克服理性主义的现代困境。在阐述超越路径时，唐士其教授提出了其最新的思考成果。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入研究，他发现中国古代思想中“有序”“有爱”的宇宙观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目的论的价值建构基础。中国古人相信宇宙是有序的（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规律）且充满生机的（“生生之谓易”），这种对宇宙的根本信任使得中国人能够在不依赖上帝的情况下，建立起一套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唐士其教授特别强调，这种“有序”“有爱”的宇宙观既不是简单的目的论，也不是机械的决定论，而是一种有机的整体观，为解决当代价值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讨论环节，汪卫华副教授首先提出，唐老师的著作实际上是在探讨不同的“政治观”而非政治学，是一种看待政治的思维方式。他对比了西方政治学以“政体本位”为核心的学问与中国更注重“政事本位”的政治传统，指出本书为观察中国的政治观如何与西方以理性主义主导的政治观相互照映，弥合分歧提供了重要指导。汪卫华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根本性问题的梳理当中进行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勾连，而非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

蒋涛研究员从中西本体论差异角度进行了补充。通过分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逻辑，指出中国思想强调万物之间的关联性和动态平衡，这与西方原子论式的二元分立思维形成鲜明对比。蒋涛认为，中国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和“知行合一”实践论，为超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孤立主体哲学提供了重要资源。

安俊研究员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分享了其对中西世界观差异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导向了“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而西方原子论则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追求。安俊指出，唐士其教授的学术历程——从中国传统启蒙到西方学术训练再到中西汇通——正是中国文化自信和学术创新的生动体现。

赵晨研究员结合欧洲研究经验，分享了其对欧盟决策过程中理性共识形成机制的观察。他指出，即使在利益多元的欧盟体系内，通过特定领域的专业对话和长期交流，也能够形成基于共享理性的政策共识。这一实践案例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提供了现实佐证。

庄俊举副编审从西方文化思潮变迁的角度，梳理了从“敌对文化”到“反文化”再到“取消文化”的演变脉络。他认为，理性主义政治对传统经验的否定导致了文化领域持续的价值冲突，这一分析为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战争提供了深层解释。

节大磊副教授提出了关于中西差异本质把握的疑问。他担心过度强调差异可能导致其本质化倾向，并询问中国思想中的“秩序”由谁来定义的问题。节大磊的问题触及了跨文化比较中的方法论难题和价值评判标准问题。

唐磊研究员则从全球知识对话的角度，探讨了比较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他介绍了“关联性比较”等方法论创新，这些尝试致力于在承认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建立跨文明的对话平台，为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提供了新思路。

陆曦博士从政治实践角度提出，理性主义对普遍性、永恒性的追求虽然推动了文明进步，但也忽视了事物的个体性和特殊性，导致在处理平等与差异、普遍与特殊等复杂政治关系时陷入困境。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能蕴含着超越理性主义局限性的可能性，并询问价值领域的相对主义危机是否与康德将自由归于彼岸世界有关。

叶清逸博士从本质主义批判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她认为，本质主义对人类认知既有积极作用，也可能导致单一还原论的弊端。她提出，语言结构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中西思维方式不同的重要因素，西方语言对概念精确性的追求与中国语言对模糊性的包容反映了深层的文化差异。

赵梅研究员最后从编辑视角出发，分享了其阅读唐教授著作的体会。她特别赞赏该书融通中外的学术视野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认为这种立足中国视角的西方思想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示范。

面对学者们的深入提问和评论，唐士其教授进行了详尽的回应。他进一步阐述了“有序”“有爱”宇宙观的多重内涵，强调这种世界观既不是简单的决定论，也不是相对主义，而是为人的自由和价值选择提供了既有边界又充满可能性的空间。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唐士其教授指出，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当代发展，但其实现需要充分考虑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可能付出的代价。在回应本质主义问题时，唐教授区分了不同层面的“本质”概念，认为中国思想中对“本质”的理解更加灵活和情境化，既坚持基本原则又注重权变。唐士其教授特别强调，中西思想传统内部都存在丰富多样性，不能简单化约。真正的对话需要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寻找共通点，在特定层次上建立沟通平台。他对跨文化对话持乐观态度，认为只要基于真诚的学术交流，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能够达成相互理解。

柯银斌研究员对本次读书会进行了总结。他高度评价了唐士其教授的领读深度和学者们的真知灼见，认为本次读书会真正体现了“读真书、真读书、出真知”的宗旨。柯银斌指出，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这种深度阅读和思想交流显得尤为珍贵，察哈尔读书会将继续为学界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交流平台。

《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系统梳理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理性主义传统的起源和流变。作者把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理性主义体现为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因素的关注。西方思想的这样一种特质，带来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也深刻影响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内涵。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方面，西方近现代政治理论高扬人的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在制度设计方面较为完善，但同时又陷入制度迷信的困境，而且在政治价值领域面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本书对西方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分析，始终以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参照。与西方理性主义相比，中国传统思想虽然承认规律的不变性，但并不存在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点，从而既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倾向，又为事物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保留了足够的空间。本书通过两种思想传统的对比，以及概括介绍海德格尔等当代思想家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提示了一条结合中西方优秀思想资源、超越两者固有缺陷的道路。

领读人介绍：

唐士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政治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美国政府与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具体和可能的“是”：海德格尔思想重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