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读书会第44期：《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2025年11月20日下午，察哈尔读书会第44期在江苏省南京市凤凰书城凤凰雅然斋成功举办。本期读书会以朱锋教授的推荐书目《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为核心研读对象，围绕何为决定人类社会演进的根本动力、社会与国家力量的演化逻辑、优秀制度何以发挥作用的社会文化条件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交流。

本次会议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朱锋教授担任领读人。出席读书会的与谈嘉宾来自高校、企业和事业机构等多个领域，包括：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徐海，南京工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薛莉清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徐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振羽，盐城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陶蓉蓉，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副教授白爽，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蒲婧新，江苏省南京市救助管理站何春兰，凤凰传媒报刊社《董事会》杂志编辑冯裕，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车志峰等。

读书会伊始，柯银斌主任简要介绍了察哈尔学会的学术宗旨与读书会品牌建设的初衷。他指出，察哈尔学会正在从研究倡导型智库转向行动型智库，察哈尔读书会正是新型智库实践的重要内容。察哈尔读书会的活动宗旨为“读真书、真读书和出真知”，以真实的思想交流促进学术共创、以开放的跨界对话推动思维创新，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新范式。随后，柯银斌主任引导各位与谈嘉宾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未来打算做什么”三方面，简单进行自我介绍，本次读书会随即拉开序幕。

在领读环节，朱锋教授首先分享了为何选择《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为阅读书目。他指出，回顾人类数千年文明，不同的国家与民族起伏沉沦，文明的交替往返无法改变也无法避免，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从对人类历史的演化规律、文明兴衰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识力量。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人类社会的命运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怀，生物学家出身的贾雷德·戴蒙德从枪炮、病菌与钢铁三大意象着手，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在今天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静下心来读这本书能够引导我们对人类怎么走出困境、走出疲惫、走出动荡进行深入思考。

随后，朱锋教授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如何兴起的这一问题入手，认为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在于寻找文明发展不平衡性的终极因。首先，朱锋教授指出，戴蒙德在书中系统驳斥了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史观，提出各大洲文明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并非人种优劣，而是地理环境与生物资源的不平等分布。所谓“枪炮、病菌与钢铁”，分别象征军事技术、疫病抵抗力与社会生产力，这三者共同构成欧亚大陆文明征服其他大陆的基础力量。

其次，朱锋教授从四个维度解析戴蒙德的“地理终极因”解释框架：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大陆轴线走向影响传播效率、大陆间交流的难易程度，以及面积与人口规模对创新的激励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为何农业、文字、国家组织最早出现在欧亚大陆，而非其他地区。然而，朱锋教授也指出该理论的局限性：对中短时段历史、尤其是欧亚大陆内部的发展差异解释力不足。他强调，戴蒙德过于轻视制度与文化的作用，将一些文明特质简单归为“历史偶然”，忽视了制度激励与文化氛围对技术创新的深刻影响。

最后，朱锋教授结合当代国际现实，提出三大启示：1. 当代大国竞争的核心仍然从“枪炮、病菌与钢铁”三大维度展开，分别指涉技术创新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与工业基础；2. 地缘因素始终是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关键变量，但技术正重构地理优势的配置；3. 文明竞争的本质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开放社会与友好创新环境是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领读环节的尾声，朱锋教授提出反思，人类能否从文明倾轧走向共生，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共同挑战。戴蒙德的解释框架揭示了历史的“有无之争”，而今天的国际竞争更多是“强弱、快慢、新旧”的较量——地理设定了起跑线，却无法单独决定终局。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各位嘉宾围绕本书观点，从自身的阅读思考和研究领域出发分享了自己的体悟，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

徐海总编辑结合其他著作对戴蒙德的思想做出解读。戴蒙德的研究围绕一个核心问题：人类文明为什么是现在的形态？全书呈现出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特色，涉及领域极为广泛。这与戴蒙德的个人研究背景有关系，他是一名行万里路、写万卷书的观察者，专业背景涉猎极广。随后，徐海对“枪炮、病菌与钢铁”三大意象作出细致解读。其一，枪炮代表着武力与征服。来自外族的武力征服是文明面貌发生巨变的一大原因，文明史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就是屈服和不屈服的历史。其二，克服病菌带动了人类文明的延展。从古到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得到了成倍的增长，人类历史尽管总量不变，但事实上被延长了一倍，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其三，人类制造了钢铁、钢铁也制造了人类。从居所、下厨到出行，人类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钢铁了。徐海总编辑最后强调，三者直接催促了人类文明的进展，代表了保卫自己、消灭伤害自己的来源、创造生活的条件，三者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前置条件。

蒲婧新副教授结合当下国际技术竞争分享了对本书的体悟。蒲老师首先指出这是一本很有温度的书，作者的观点解构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指出种族的所谓优越性并非导致文明先进的原因。相反，文明的差距是机缘和命运的产物，是由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的。这本书也将我们的思绪引向未来，人类当下面临的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的激烈竞争能否再次决定人类命运的走向。

白爽副教授结合自身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戴蒙德的解释框架为她观察和研究历史提供了很有洞察力的视角。白爽老师提出问题：为什么欧洲会有公共卫生的概念，为什么英国发展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与戴蒙德认为复杂制度源于组织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观点一致，彼时的英国亦出于对组织生产的需要，而印第安人这没有这种需求。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工厂中密集的工人很容易产生疾病，因此导致生产效率受到影响。而这就是驱动英国政府构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际原因，与戴蒙德的观察是一致的。除此之外，白爽老师还谈及优秀制度的问题。她认为优秀制度核心是包容性的制度，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何春兰老师来自新疆伊犁，她自身成长经历与救助站工作经验出发分享自己的体悟。由于工作需要，何春兰老师在全国各地到处考察，对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感触很深。以疾病防控为例，不同地区的社会制度正是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调整和改变，而那些相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理念和水平与江苏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相差比较大。这些现象的背后正是地域环境、人口规模等差异。

徐蕾编辑从本书观点延伸至对当下大变局的思考。正如戴蒙德在书中指出的，人类社会的演化总是受到深层规律的规约。但是当下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主导的社会治理的模式，似乎在脱离社会现实，受到很多挑战。随后，徐蕾提出一些极具价值的思考方向：当下的全球化趋势该去向何方，甚至是否仍然是一种趋势？戴蒙德对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考量是否过于轻视？

陶蓉蓉副教授从桥梁设计史这一新颖视角出发，提出对“钢铁”这一象征的思考。她认为，“枪炮、病菌与钢铁”实际是三种高度抽象的标识，可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引起启发。以“钢铁”标识与桥梁设计的关系为例，钢铁出现之后，桥梁在制造之前和制造之后有了一致性和可控性，因此导致了设计和制造的分离。从而，桥梁不仅能够作为一件设计作品给人类带来视觉上的影响和冲击，更能够在一次次的巧妙设计中克服早前无法解决的地理难题，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薛莉清教授从本书观点出发，谈及自己对人类文明演进逻辑的思考。她强调，回到很远古的时代，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历史，正是人类对历史和世界所保有的持久的探索和好奇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此外，薛莉清指出，人类社会的组织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组织足够严密和制度化的族群才能够持续演进，获得更多的文明成果。最后，薛莉清还强调了人类迁徙和迁移的流动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演进，为人类社会注入活力。

车志峰同学则从戴蒙德的文本理解出发，分析了制度因素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车志峰指出，很多批评者认为戴蒙德是一位地理决定论者，批评他对于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关注太少了，导致他的因果链过于简化。戴蒙德认可人类社会中存在好制度，也存在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坏制度，但这并非终极因，即应当拷问复杂制度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中来。在戴蒙德看来，拥有更悠久复杂制度历史的地方，拥有更好的社会组织条件和文化氛围，因而更有利于现代社会生产的开展和进步。

在总结环节，柯银斌主任指出，本次读书会从戴蒙德的思想出发，围绕《枪炮、病菌与钢铁》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演进逻辑，展开了一场跨越学科、融合视角的深度对话。既有对原著的深入解读，也有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充分体现了“读真书、真读书、出真知”的读书会宗旨。他强调，戴蒙德提出的“地理终极因”为我们理解文明差异提供了宏大视野。无论是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技术变革对社会结构的重塑，还是文明交流中的包容与冲突，都提醒我们：历史的走向不仅由环境设定，更由人类的组织能力、制度选择与文化韧性共同塑造。最后，柯银斌表示，察哈尔读书会将继续秉持开放、跨界、共创的理念，推动更多这样的思想碰撞与智慧共享，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智库话语体系、促进文明互鉴与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期待在未来的活动中，与更多读者一起，在阅读中寻找答案，在交流中启发新思。读书会在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