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读书会第46期：聚焦袁灿兴《政商现形记：清代的权力、贸易与商帮》

2025年11月29日下午，察哈尔读书会第46期在江苏苏州心田里书房成功举办。本期读书会以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袁灿兴博士的新作《政商现形记：清代的权力、贸易与商帮》为研读主题，围绕清代在经济上开放、文化上保守；清代对商业力量既打压，又利用的政策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与思想碰撞。

本次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袁灿兴担任领读人。读书会伊始，柯银斌主任简要介绍了察哈尔学会的学术宗旨与读书会品牌建设的初衷，强调察哈尔读书会旨在读真书、真读书和出真知，以思想交流促进学术共创、以跨界对话推动思维创新，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新范式。

出席本次读书会的嘉宾来自各个领域，包括：苏州市科普促进中心主任朱利荣，中欧商业评论原执行主编郝亚洲，苏州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范国刚，无锡密涅瓦书店创始人崔凤娟，苏州大学副教授王新波，天虹商业华东区副总经理江丽娜，苏州园区心上书房主理人陈晓玲等。

袁灿兴博士的分享，主要围绕清代三大商帮，即从事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从事两淮盐业贸易的徽商、从事口外贸易的晋商展开，通过三大商帮的兴衰，揭示权力对商业的影响。

清廷最初施行海禁政策，主要目标是打压在台湾的郑氏集团。收复台湾后，清廷立即在南方沿海，先是四口通商，之后改为广州一口通商，通过十三行行商与西方各国进行贸易。在北方的恰克图，中国与俄国建立了世界史上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恰克图贸易区，通过晋商，进行对外贸易。客观而论，清廷对于对外贸易并不排斥，因为这关系到白银流入与财赋收入，这关系到为皇朝输血。而在内部，更有实力强大的徽州商帮，操控两淮盐业。

袁灿兴博士指出，三大商帮在政商关系上各具特点。如晋商是“游离”型的政商关系，主要在口外从事对蒙古各部、对俄罗斯、对中亚的贸易，承担了清廷“以商制夷”的任务。行商则是清廷操控下的“傀儡”，每个行商商名都冠以“官”字，代表清廷处理外交、商业事务，奈何他们只是傀儡，随时会被权力摧残，甚至破门灭户。至于徽商，则形成了“依附”型的政商关系，通过大量的捐输，甚至直通皇权，可这种政商关系，也不能使他们常保富贵。

晋商、徽商在贸易中获得大量资本，进而投入金融领域。如晋商在口外贸易中获得大量资本，为了便捷资金的流动，进而成立了一系列票号，实现了大宗款项的快速流动。而在传统经济中，晋商、徽商两大资本密布天下的当铺，充当了小额贷款的角色，成为众生钱库。由于清廷在金融领域采取了放任政策，票号、当铺野蛮生长。当票号做大之后，它甚至控制了清廷的官款汇兑，隐隐有一国央行的姿态。但晋商的票号终究存在局限性，未能进化为现代银行，反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拖累，并导致了晚清的经济危机，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

在权力与市场之间，清代权力者根据战略目标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其核心则是权力牢牢控制市场。以广州十三行为例，清廷表面上将外贸、外交的权力交给了行商，交给了市场，却从各个领域，对市场加以控制、对行商加以盘剥。当行商奄奄一息时，清廷既未给予扶持，又强行干涉行商对洋商的借贷。清廷认为以拖欠洋商款项，有碍朝廷颜面为由，将欠款行商抓捕流放，没收家产。行商虽然有用巨大财富，却地位低微，自嘲为“不如一条狗”。

到了近代，则出现了新的买办集团，他们虽然脱胎于行商，但与往日的商人不一样，他们的财富来自对外贸易；他们懂外语，接触过西方文化，有新式思维，他们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当清廷借重他们开办洋务企业时，形成了买办们所期待的“合作”型政商关系。虽然双方一度在表面上达成“官商一体”，可相关的商法、规章制度没有确立，产权、股权得不到保证，政策缺乏持续性与稳定性，权力随时可以干预市场。商人入股，企业办好后，成为权力随时可以夺取的肥肉。蜜月终究短暂，权力的肆无忌惮，将买办们商业强国的梦想击破。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各位嘉宾围绕清代“经济上发展、文化上保守”等话题，展开了多角度探讨。

郝亚洲认为，从管理学上看，经济上开放、文化上保守，适应人类发展的状态。经济、社会之间存在双向运动，没有纯粹的市场状态，两股力量相互作用，开放的文化有时会脱离轨道，需要不时纠偏。

朱利荣认为，经济开放与文化保守，是动态平衡。经济开放是发动机，文化保守则是压舱石，可以守住民族认同、信用等底线。经济开放与文化固守，应有平衡，不能只文化上保守，经济上不开放，应保守为里，开放为表。

崔凤娟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及在海外留学的经验，认为文化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当下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形象研究，常是固定的视野，而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经济应该先行，文化上不应是保守，而是如何把握好度，在接受外来文化上时，存其精华，去其糟粕。

江丽娜则认为，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出发，解决了物质需求后，再追求文化发展。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精神与身份认同，文化的核心是对自己文化精华的领会与掌握。当下应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有文化的创新，不应一味开放或者一味保守。

范国刚认为，清代尽管有对西方技术的学习，经过了洋务运动，有了系列的工业体系，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又被打回原形。这乃是文化保守不开放的例证，应该两条腿走路，经济、文化一起开放。

王新波则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发言，虽然清代已经在技术上追赶西方，但存在差距，武器上依然落后。今天我们学习先进技术，依然存在这个问题，一些在华外企，不会将最新技术传入中国，需要抓紧追赶。

陈晓玲从清代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介入。她认为当时的清廷并未意识到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已经是截然不同的英国，始终没有意识到危机与挑战。认为中国是一切的中心，对西方的一切不感兴趣，没有顺应时代的变化。

袁灿兴博士对清代在文化上为何如此固守，乃至产生谜之自信做了总结。他指出，清代达到了传统手工业时代的最高峰，中国的商品如茶叶、丝绸、大黄等，在国际市场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乃至清代的中国人普遍认为，离开茶叶、大黄，西方人就活不下去，由此认为，西方依赖中国，中国乃是文化的中心，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优越感。

柯银斌指出，本次读书会以“清代政商关系”为主题，贯通了民间外交、经济与文化、地缘政治变迁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等维度，充分展现出察哈尔读书会“以学促思、以思促行”的精神。与会嘉宾的发言既有宏观格局的战略洞见，也有微观实践的案例启示，体现了跨界融合的思想深度。读书会在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