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评论 | 牛军：冷战起源的新探索和新挑战

【编者按】察哈尔读书会第56期于4月9日在北京适园举行。本期读书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领读，所读书目是沈老师的新著《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因读书会时间变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未能到场参加，谨以本文参与研讨。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26年第1期。

冷战起源的新探索和新挑战

——评《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内容提要】《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系统阐述了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到1947年冷战体系形成期间，美国和苏联处理双边、多边经济关系和构建世界经济体系等重大经济问题的政策和两国间的博弈。如此系统论述美苏在经济领域的政策与互动对冷战体系形成的重大影响，在国内外都是首次。该书的核心观点是“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导致冷战国际体系形成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美苏经济关系的演变乃至最终破裂。这对传统主流观点提出了重大挑战。书中的论证基于深入挖掘和利用包括多国家的历史档案的比较分析，除美苏英等国外，还有中东欧国家和伊朗以及阿塞拜疆等国的档案等。这种对多边档案做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今后研究有示范作用。

《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下文简称《经济漩涡》)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界久负盛名的沈志华教授的新作，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到1947年夏季美国和苏联处理双边、多边乃至构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经济事件为主线，系统阐述了美苏在经济领域的政策博弈及其如何催生冷战体系的形成。冷战结束后，国际冷战史研究界就已经开始重新研究和叙述冷战历史，而且不仅仅有几位学者在做重写的工作，甚至还兴起了“新冷战史”研究的潮流。作为这个潮流的集大成者，是2010年出版的由来自多个国家的70多位作者参与写作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这三卷共73章的著作基本概括和展示了冷战结束后约20年的新研究成果，正因为有这三卷冷战史研究的集大成的成果作为参考，国际冷战史的读者可以比较清楚地体会和把握住《经济漩涡》提供的“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新在何处，以及为什么说美国和苏联针对上述那些涉及广泛的经济议题所制定的政策和它们之间艰难且激烈的外交博弈等，对冷战体系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经济漩涡》按时间顺序，将相关重大事件分为七章阐述，包括：“租借”与战时美苏关系；苏联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战后美国对苏联贷款问题；战后美国对苏联战略的误判；苏联与伊朗石油租让权问题；美苏对德国赔偿政策的分歧；“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产生。这七章几乎涵盖了这个时期美苏关系中所有重大的经济问题。在笔者的阅读范围里，如此系统性地专门论述冷战爆发与美苏在经济领域的政策与互动，特别是指出它们在塑造冷战体系中的持续和特殊作用，的确是在国内外都前所未见的。另外，基于《经济漩涡》的叙事，为了完整理解作者的论述过程和逻辑，可以大致将前三章归为以战时为主的部分；第四章为转折部分；第五、六、七章主要为阐述冷战体系形成时期重要问题的部分。这七章在时间上因为叙事需要而多有重叠，这里做上述归纳只是为了更容易把握和理解全书的叙事脉络。

一、新叙事与新挑战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曾经说过：“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引进大量主观成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问题和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常说每一世代的史家都得把前一世代史家所写的历史重写一遍。”我认为沈志华教授的新作《经济漩涡》可以归于那类对冷战起源的历史重写一遍的学术著作。至于“提出的是什么问题”“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特别是“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等，《经济漩涡》的叙事中给出了主要的答案，包括对新发现的大量历史档案和数据的梳理和研读、对以往研究中的分析不足甚至误读的深刻检讨和尖锐批评。特别是在每一章的开始，该书作者都基于新历史档案和针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且尖锐的问题，从而凸显了论述的针对性。当然，对于读者来说，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作者的研究及成果“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笔者的读后感是，这本书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紧扣了若干年以来的世界级现象，即当今中美对抗的持续升级，“第二次冷战”或“新冷战”正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用来描述和定义当今中美关系剧烈变化的特征和前景。

从冷战历史发生的进程看，“冷战”这个词最初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5年提出的，其含义是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一种“未经宣布的战争状态”，而且奥威尔当时就认为，其后果对于世界来说非常令人担忧。后来的冷战史研究学者对“冷战”做出了有大致共识的定义，并用以概括和叙述1947年美苏对立的两大国际体系形成及其如何支配了持续40年的国际关系历史。通读了《经济漩涡》可得出基本结论，当今的中美关系不适合用“新冷战”来定义，不过冷战发生的历史也确有可参考之处。例如书中在叙述美苏围绕全球和双边经济问题时，有时就使用了“脱钩”这个经常用来叙述和分析当今中美经济关系的术语，而且提出“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这样的新见解。这里绝无意将历史上发生的现象和这本书中的重要观点做牵强附会的延伸，不过阅读历史的确经常可以引发更丰富的联想。

根据《经济漩涡》的阐述，1944-1947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大同盟终结和战后逐步演变到冷战体系的时期。基于这本书的论述架构和逻辑，沈志华教授是针对以往的诸多有关冷战起源的论著，包括出版于冷战期间和冷战后30余年的论著发起挑战。《经济漩涡》序言中概括了这本书的论述起点：“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在两个领域展开：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前者表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及美苏势力范围的划分，后者表现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书中指出，在以往诸多有关冷战起源的论著以及与此相关的堪称激烈的争论中，都严重忽视了美苏关系中的经济问题，包括构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两国关系中涉及广泛的经济议题等，“导论”的学术史部分对此有概括性介绍。所以，就非常有必要专门系统地叙述和分析美苏在战后世界经济体系建构和美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分歧，乃至最后的决裂等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这个过程和结局在冷战体系的最终形成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

《经济漩涡》得出的结论是明确和肯定的，简言之就是冷战的发生和冷战国际体系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是美苏经济关系的演变乃至最终破裂。《经济漩涡》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全书的核心观点：“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脱钩开始的。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经济切割时，冷战便发生了。”

《经济漩涡》提出上述独特且鲜明的观点，当然会引起国际冷战史研究界的重视，对这一观点的讨论会将有关冷战特别是冷战起源的研究引向深入。沈志华教授显然不讳言对以往几十年固有观点的挑战，书的结论部分论述了冷战并非不可避免这个重要结论，其针对的就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美国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观点。加迪斯教授是“新冷战史”研究潮流的提倡者和引领者，他的各种观点影响之大可以想见。也正因如此，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断质疑和讨论，才能引发更深入地思考和学术研究的进步。进一步说，《经济漩涡》的核心观点也是对“新冷战史”建构中的主要倾向的挑战，该倾向简言之就是意识形态冲突在冷战的发生中起了核心的作用。例如，《剑桥冷战史》在第一章概述了从20世纪国际史的框架中论述冷战历史地位后，第二章的题目就是“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1917－1962”。由此可见以往研究成果对冷战起源的基本的或说主流的观点。

二、战时美苏经济关系的来龙去脉

《经济漩涡》第一章着重分析美国战时依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进程、重要性及其对美苏经济关系的复杂影响。第一章主要叙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苏开始有了经济关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苏“租借”援助结束这个长时段，美苏经济关系的复杂演变。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单薄脆弱的美苏经济关系如何在美国“租借”援助的推动下，获得了大幅提升，并为战后美苏在涉及经济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基础和起点。

一方面，从美国通过“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的规模和内容看，它既是苏联能够取得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成为苏联希望战后维持同美国的经济关系的重要理由。书中以翔实的数字证明，“租借”援助的确保证了苏联军事战略得以胜利实施，并促进了苏联经济的韧性和恢复，甚至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进步。总之《经济漩涡》所说的“租借”援助是“胜利工具”，对苏联尤其如此。

另一方面，导致美苏经济关系未能健康延续和苏联最终没有选择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那些因素，在美苏围绕“租借”援助的合作与龃龉中已经初见端倪，而且它们一开始就是深刻和很容易发酵的。《经济漩涡》揭示了盟国间的战略合作对美国“租借”援助起着支配作用，“美苏经济关系的建立是战争决定的，基于领导人的战略判断”。这表现在不同层次上。首先就是确保苏联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能坚持住并一直战斗到最终胜利，其中包括苏联面对德国入侵的初期能否坚持住，美英何时和如何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及直到后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等等。“租借”援助以及美苏战时生长起来的经济关系等，是以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战略为支柱的；各方的军事战略在根本上支配着围绕“租借”援助发生的各种矛盾、争论及其解决方式。正如《经济漩涡》所说，“美苏经济关系的建立是战争决定的，基于领导人的战略判断”。理解这点至关重要，毕竟美国和苏联对战后世界经济体系和双方经济关系应如何发展的想象等，都是在战争时期出现的。“租借”援助作为战争中的“胜利工具”，会自动变成后来的“和平工具”，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关的是依托“租借”援助派生出来的美苏经济关系，最终会如何延续和发展呢?

第二章以美国提出构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并争取苏联参与其中，直到苏联最终拒绝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为主线，阐述了美苏政策的演变以及苏联当时如何“错失了”加入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从第二章的脉络看，美国结束对苏“租借”援助和结束的方式，预示了战时美苏形成的经济纽带走向断裂。

第二章揭示了美苏为战后重构新的更为健全、深入的经济关系的努力是如何失败的。有关美国提出建立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设想、计划并积极加以推动的内容，学术界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经济漩涡》指出，美国的政策设计者们最初并没有打算将苏联排除在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这既折射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理想主义，也反映了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美国人对苏联会参与其中的积极期待。他们认为，苏联人如“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全世界都将是有价值的”。显然，问题主要是苏联的反应。

第二章对苏联相关政策的论述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通过深入挖掘苏联的历史档案，《经济漩涡》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苏联内部围绕美国倡议的战后世界经济体系所做的思考和回应。不同于以往研究，第二章的分析并没有仅停留在苏联领导人与美国人的讨论和直接回应，而是利用新发现的历史档案，进一步分析了苏联经济界专家和外交界诸多苏联官员的研究和报告，而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了相当复杂的专业水平，也揭示了苏联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苏联内部不同层级的行为者存在的不同看法和他们之间的互动。

对苏联政策的这种深入研究意义重大，它不仅补充了研究者以往绘制的画面，而且富有启发，即在研究苏联对外政策包括对外经济政策时，仍然大有必要做深入的档案挖掘和分领域、分层级的政策分析工作。这部分取决于对苏联整个对外政策过程的深刻理解，例如这一章叙述了苏联领导人在做出困难决定之际，如何谨慎地通过派遣专家参加国际会议传递信息，等等。简言之，在苏联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章利用和分析大量新发现的历史档案后证明，在1945年12月27日苏联放弃在布雷顿森林协定签字之际，苏联内部的“一致意见”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国际银行，只等对外宣布了。“苏联财政、银行、外贸机构的官员和专家普遍赞同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问题只是“加入的时机”。书中推论，很可能是在最后时刻，苏联最高领导人“出于对美对苏关系和美国对苏联贷款前景尚不明晰的考虑”，才突然转向。苏联决策延宕的后果非常严重，书中指出它既是苏联战后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战略错误——由此错失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良机”，也是此后冷战发生的一个原因——设想中的战后世界秩序坍塌了一半，而且随着美苏关系逐步恶化，“马歇尔计划”“战略物资禁运”“巴黎统筹委员会”便“接踵而来”了。第二章提出一个重要结论：“苏联决定迈出与国际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步，既是此前美苏政治分歧的结果，也是此后冷战形成的原因。”

第三章分析了美国对苏联贷款问题。这里之所以把第三章的贷款问题同第一、二两章归为战时的美苏经济问题，主要是书中清楚地指出，美国对苏联贷款问题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发生了，而且一直被双方领导人视为重要的经济议题，当然也影响着战时双方其他诸多议题的进展。

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政府既是基于盟国战略合作的需要，也是基于理想主义理念，期待并致力于将美苏经济关系延续到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但是，贷款涉及实质性的经济问题，如第三章详细分析的贷款利息等，不论哪国都会斤斤计较。美国人如此，苏联人也一样，因为其利弊得失太直观了。与以往的研究成果不同，这一章将贷款问题置于更大的框架中，从而更系统地分析了除贷款涉及计算大量复杂的经济数字外，那些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何使双方都没有表现出更愿意让步一些，反而是越来越锱铢必较。书中详细分析了诸多具体数字。显然，美苏要处理如此复杂的数据并达成妥协，需要有强烈的意愿、相当宽松的环境和足够的时间。问题恰恰是美苏关系这时正急剧变化，而美国越来越将贷款作为撬动苏联外交的“工具和杠杆”；苏联则抵制美方的诱惑，坚持要“政经分离”。书中的论述实际在说明，美苏就任何具体的经济问题达成妥协，都需要宏观的共识，例如“苏联只要加入国际货币组织，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关贷款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战后初期，关键是不久后当美国做出苏联是战略对手的判断时，对苏贷款的各种议论和纷争也就自动消失了。这不是简单的双方在数字上谈不拢，实质是哪个国家都不会选择向自己几乎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战略对手输血的政策。

三、战略误判与“遏制”

第四章可视为全书中一个专门部分。它叙述了1946年春开始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形成过程，其核心观点就是第四章的题目：“美国对苏战略认知陷入误区”。从书中的论述看，这似乎与美苏经济关系缺少直接关联，但美国对苏战略认知转变——苏联从战时同盟到战后的战略对手，必然会根本影响美国处理对苏经济政策。

对于所有研究冷战历史和国际关系历史的学者来说，第四章的内容都是耳熟能详的，诸如罗斯福病逝后的继任者杜鲁门个人对苏认识和一些重要决定、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斯大林1946年2月9日关于苏联战后政策的演讲、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和华盛顿的回应、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等等。其中关于斯大林1946年2月9日的讲话，书中比较多地强调了讲话所针对的主要是苏联国内政治的需要。

书中详细介绍了战后初期苏联国内出现的政治困难。这表现在各个方面，诸如“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亲西方情绪”“要求民主、自由和公开性”“民众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时有表露”“人民普遍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等等。总之，就是在国内“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甚至“已经衍生出对现存政权和制度的不满”，尤其是这同苏联在国际上获得的强国地位形成对照。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都能理解，上述现象对于苏联政权可以说是首要和最不能容忍的威胁了。尽管客观上未必达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但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确是异常敏感的。所以，在战争进行期间，苏联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开展反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斗争。

书中对苏联国内形势的新论述特别强调的是，苏联反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苏联同时要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争夺权力。基于对苏联国内政治和政策逻辑的论述和分析，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作为凯南理论起点”的“长电”，“虽然对苏联外交思维及其渊源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其结论却显得过于偏激和简单”。由于凯南“长电”和不久后他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的署名X的文章当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至深且巨，以及后来学术界(包括凯南本人也参与其中)围绕“长电”的争论持久而激烈，第四章大篇幅系统和有力地论证了书中的上述观点，在此不赘述。

无论如何，1946年春夏，在美国掀起的风暴最终导致了遏制战略的出台。在这个过程中，战时发展起来的美苏经济关系差不多再无前途可言了。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大战略与该国经济战略间的互动是相当复杂的，更何况还是在该国大战略形成过程之中。不过美苏随后如何处理涉及诸如伊朗石油租让权和德国赔偿等经济问题的矛盾，的确对美国遏制战略的成型起到了助推作用。在美国人看来，苏联在伊朗的行为恰恰印证了凯南的判断——苏联正在扩张。

四、“冷战体系”的形成

《经济漩涡》第五章阐述了1944-1946年伊朗危机中，美苏围绕苏联获取伊朗石油租让权的博弈和危机的发生，尤其分析了苏联政策的实质、演变和得失。如书中所述，对伊朗危机的研究成果很丰富，尤其是进入21世纪，此项研究中甚至出现了“新气象”。第五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了美国、俄罗斯、英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多边档案，从而大大丰富了以往对伊朗危机的来龙去脉及其涉及的多边互动的叙事。更全面地了解苏联决策的复杂环境，非常有助于理解苏联相关决策的难度。基于国际关系历史研究、区域国别历史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等各个领域提供的相当丰富的知识，可以大致判断，当时斯大林面对伊朗危机如此复杂的背景，能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其实是相当困难的。第五章的叙述呈现了苏联政策过程实际上是混乱的，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智识和经验都不足；尤其是在一场大战胜利之后，更难保持合理的战略审慎，何况还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强大并在1946年已经敌意颇重的对手。

第五章深入揭示了苏联在伊朗危机中政策失误的过程和具体原因。伊朗危机的基本背景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凸显了石油在现代战争和经济重建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保证充足的石油供应是盟国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反之，轴心国未能获得足够的石油也是其战败的重要原因。所以，获取石油租让权成为苏联在伊朗问题上的核心战略诉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苏联，困难的是在一个复杂历史和现实塑造的结构中，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实现自己的核心诉求。根据书中的叙述，苏联对伊朗政策中交织着三个因素：石油，地缘政治和带着革命色彩的阿塞拜疆、库尔德等民族自治运动。书中运用多边档案，详细分析了苏联处理伊朗危机的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对于致力于苏联对外政策分析的研究者来说，第五章这种深入的案例研究是很值得借鉴的。

第五章明确提出不同意以往一些论著将伊朗危机定义为“冷战的开始”，或是“美苏第一次冷战”的观点。书中论证了从苏联地缘战略的角度看，伊朗属于“缓冲地区”之一，同中国的东北地区差不多，没有中东欧那么重大的安全意义，而苏联合理的战略诉求就是获得石油租让权，实际上苏联领导人也没有打算在一个缓冲地区谋求控制。问题出在苏联的对外政策行为严重脱离其战略目标，为实现其“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完全错误的政治和外交措施。”苏联对有限诉求采取了不当且有些混乱的追求方式，结果给了美英强硬势力实行对抗政策的口实，也使持观望态度的人们满腹狐疑，特别是在1946年间。总之，这场危机最终导致美国决心介入，大力支持伊朗政府对抗苏联；严重的是美国下定决心在伊朗对抗苏联，同其遏制战略出台几乎是同步的。

第六章聚焦美苏围绕德国战争赔偿的矛盾及其对冷战产生的影响。在第六章叙述的时间段，如何处理战败后德国的问题，同打败德国一样，对美苏关系起着支配作用。在战时，如何彻底打败德国是美苏战略关系的核心；在战后初期，如何安排德国的未来，包括占领和管理战败的德国、在德国建立何种体制、战利品和战争赔偿等，同样支配着美苏在欧洲的战略关系。其中，德国的战争赔偿对象涉及诸多国家，苏联当然是最重要一方。第六章明确强调，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就是“获取战争赔偿”，并围绕此观点做了深入的论述。书中依据大量数据，叙述了苏联遭受德国侵略的严重破坏；无论是生命财产还是国家经济，都可谓创巨痛深。这是苏联在战争尚未结束便开始从德国和德国占领地区大量攫取“战利品”的根由，也是苏联战后赔偿政策的历史依据。吊诡之处是在战争结束后赔偿问题走上台面时，如果苏联再通过攫取“战利品”从而破坏德国经济，导致后者无法重建，苏联的赔偿要求便成了缘木求鱼。当苏联真的打算通过谈判获得足够的赔偿以重建苏联经济时，相关条件已经变得很不利了，这也包括了苏联攫取“战利品”的方式造成的负面影响。后来，随着美苏在重要经济问题上的谈判如前几章所述逐一失败，苏联也就无法如愿以偿了。

第六章也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美国的政策。战后德国问题涉及的各个方面在美国人看来，最终都关乎整个欧洲安全和重建的前景，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政策也有发展的过程，书中引用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证明了杜鲁门政府最终形成的核心立场：“欧洲的复兴和德国的复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健全的德国经济不可能在一个一蹶不振的欧洲生存，就像没有一个稳定、民主的德国，欧洲的重建也不可能实现一样。”事实是赔偿问题在炽热的冷战气氛中还被一些美国人上升到价值观存亡的高度，所以他们需要保持寸步不让的姿态。

书中通过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陈述，厘清了那些复杂交织的事态演变的脉络，诸如“赔偿计划的执行问题”、德国“经济统一原则和双战区问题”“德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和国家制度”、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的地位”“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分问题”“德国非军事化条约问题”，等等。这样条理清晰的叙事给人的印象是，当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终于难免“分道扬镳”时，欧洲冷战体系也就该诞生了，美苏之间也就没什么“经济问题”了。所以，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在于赔偿问题；德国分裂的“根源”也在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不仅如此，正是“盟国战后统一赔偿政策的失败导致美国下决心提‘马歇尔计划’”。这一论断对于国内研究界长期主要，甚至可以说是习惯于聚焦于地缘政治、外交和军事等议题的传统观点和论述逻辑，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第七章论述了“马歇尔计划”出台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成立，即冷战国际体系终于形成。如书中指出的，“马歇尔计划”是当代世界历史，尤其是国际冷战史中“最引人瞩目”的课题之一；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研究则在冷战后受到重视，并因为大量新历史档案的发现而获得重大进展。第七章的突出特点是在阐述“马歇尔计划”出台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这两大事件时，将冷战体系诞生的关键时期的美苏政策博弈过程作为主要的线索。相比较而言，第七章对苏联应对“马歇尔计划”的政策演变和建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复杂动机和行为的分析，更令人印象深刻。书中利用了大量苏联和一些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档案，对苏联的政策行为做了深入且生动的剖析。

第七章围绕其中心观点，分别阐述了美苏两国的政策。美国政策分两个层次。其一是“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过程。美国人这时确定了将苏联排除在“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Ｒecovery Program)之外，有其历史原因。它是前述美苏在几乎每个经济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的合逻辑的产物，也是地缘争斗和意识形态冲突加剧的结果。在美国看来，既然苏联放弃了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在每个具体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可能做出妥协，美国就决定单干了，更何况所谓“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人出钱来“复兴欧洲”，国会绝不会批准把钱送给苏联人。

其二是从美国冷战战略形成的角度看，保卫欧洲是战后“美国外交的一项基本优先政策”。书中引用1947年4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所言：“对美国来说，整个西欧地区是具有头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既然无法同苏联达成妥协，西欧各国又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和财政及其引起的社会动荡，杜鲁门政府只能下决心，不管苏联的立场和态度，将“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从“马歇尔计划”出台的时间和背景看，书中指出它与之前不久提出的杜鲁门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与苏联进行经济切割成为美国实行‘遏制’政策重要的和首要的武器”。所以，“马歇尔计划”出台就是冷战体系形成的“一个标志”。

《经济漩涡》还叙述了美国持续展开的各种外交运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将欧洲分裂的道德责任推给苏联。这种道德责任之于各方决策者的严重性，要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普遍气氛中才能体察到。所以，美国人才为将欧洲分裂的责任推给苏联而费尽心机。从这个基本背景来评判有关苏联的持续回应和政策选择的过程，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关于苏联方面，之前各章叙事已经清楚勾勒了苏联政策的演变轨迹。苏联这个时期的目标不是世界性的。在战略层面，第七章将苏联的冷战战略概括为“内线进攻，外线防御”，是有道理的。在地缘政治领域，苏联差不多实现了在战时几次盟国首脑会议中向美英盟国提出的所有诉求，而且此时没有受到值得做出重大政治回应的挑战。至于在政策博弈的层面，苏联在经济领域其实“只是希望尽快得到美国的贷款和德国的赔偿等经济资源”等，虽多多益善却也别无他求，这可以理解。问题是面对“马歇尔计划”这个会导致欧洲分裂的经济政策，苏联的反应更为激进。

第七章对苏联政策的叙述和分析是很精彩的。书中用大量俄罗斯档案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多方面勾画了苏联的政策过程。导致苏联政策多少有些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很复杂，除美苏一轮又一轮无果的谈判外，还有苏联与英法的谈判，以及苏联与其东欧战友的互动。结果看上去好像是美国人有意挖了一个坑，苏联却难免跳进去了。这里必须指出，在除了第四章之外的每一章，都提到了持续影响苏联处理美苏间经济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在苏联，从最高领导人到外交官僚、经济官僚和资深经济学顾问等，都固执地秉持一个基本理念：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的经济，最终都会走向崩溃；战后美国正走向“萧条”，而且有可能爆发“总危机”。这对苏联应对“马歇尔计划”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苏联决策层真的认为，战后美国“早晚必将发生的经济危机无疑会减轻对苏联的压力，迫使西方与苏联采取合作的立场，并让苏联在谈判中处于某种优势地位。”《经济漩涡》在几个章节中都提到，甚至有时强调了外交中一些误判如何导致冷战变得难以避免；同时也指出了带有根本性的战略误判如何对苏联的对外经济政策造成贯穿始终的根本性影响。战略性误判的后果不可能靠具体的外交谈判来弥补，更何况造成误判的理论被奉为圭臬。

这一章有关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论述同样精彩。苏联对一些心怀不满的东欧战友们采取的强硬态度，实际上体现了书中所言之苏联“内线进攻”的战略原则。在此不再赘述。

五、结语

笔者认为《经济漩涡》一书有三方面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是通过系统论述美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围绕双边、多边和构建全球经济体系等的各种政策和两国间的外交博弈，丰富了这个时期美苏关系互动的历史画面，读者因此能够更深入了解美苏经济政策在冷战起源中的特殊作用。不仅如此，当历史画面被丰富之后，《经济漩涡》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再发现和探究，明确提出了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观点：“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脱钩开始的。”书中围绕此主题，对美苏的许多战略误判如何来自“经济问题”以及又如何极大地影响了美苏处理“经济问题”的博弈等，有很多深入的分析。这种基于系统、扎实地论证而提出的新观点，会引发对冷战起源乃至冷战结局的新的学术争论。这值得期待。

其次是多边档案的挖掘和使用。《经济漩涡》的“新视角”是基于新历史事实的发现。在这方面，这本书符合了“新冷战”研究出现以来的学术潮流，即挖掘和利用冷战“另一边”的历史档案。不过更有意义的是它还进一步扩展，利用更广泛的多边历史档案来研究冷战起源。这本书所涵盖的美苏从同仇敌忾的盟友到势不两立的敌人的过程，包括了诸多美苏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作者挖掘和利用了诸多国家的历史档案，除了美国、苏联、英国等，还有中东欧国家，乃至伊朗以及当时还是苏联一部分的诸如阿塞拜疆等国的档案，等等。这种研究方法对今后的冷战历史研究会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再次，《经济漩涡》实际上由七个案例研究构成，每章都可视为一个专门的案例研究。书中对美苏博弈中双方政策过程的有些分析相当深入，尤其是对苏联政策过程的分析富有启发。相较于苏联对中国当代历史影响之巨大，中国学界对苏联历史包括其对外政策历史的研究显得很单薄。《经济漩涡》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分析奠定了一个新起点。对苏联对外政策做深入的案例分析，不仅可以填充苏联史研究的空白，也可以为对外政策分析和外交决策理论研究拓展新空间。这种研究成果不会是书橱中的空论，深入分析对苏联决策过程的优点和失误，都可为镜鉴。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牛军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