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侨为桥”：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路径研究 ——评《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

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春季号

刘宏教授编著的《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 政策机制、实证分析、全球比较》一书（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以各个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第一手调研资料为基础，详细介绍了东南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华人社会的变迁及发展趋势，并以此作为宏观背景，从华人社团组织的发展、华文教育、华文媒体等几个角度分析了华人华侨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和角色、华人及新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进而探讨了中国侨务公共外交在这些区域所面临的形势与机遇。

近年来，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及中国日益活跃于世界舞台，中国不仅要面对国际权力政治的博弈，还要面对文化层面上的较量，这就决定了以文化的沟通、交流和传播为使命的公共外交在这场纷繁复杂的争夺战中所具有的独特战略地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无论是在实践领域还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公共外交在近几年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甚至有学者认为近些年对公共外交的关注程度和研究势头超过了对外交学本身的关注和研究，似乎外交成了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见张清明：《外交学研究与外交的本质，2015外交学研究的喜与忧》，载《中国社科学报》，2016年01月14日，第887期）在学者们对公共外交展开全方位研究之时，海外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受到重视。刘宏教授编著的《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 政策机制、实证分析、全球比较》一书从海外华侨华人的基本情况及其变化趋势出发，全面讨论了目前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基本现状、政策经验及实证案例。该书以各个作者的实践经验和亲身经历为基础，详细介绍并探讨了东南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华人社会的变迁及发展趋势，以此作为宏观背景从华人社团组织的发展、华文教育、华文媒体等几个角度分析了华人华侨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和角色、华人及新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进而探讨了中国侨务公共外交在这些区域所面临的形势与机遇。

全球视野下的政策及实证研究

基于国别或地区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海外华人的属性、实力地位和特有的文化认同，分析华人华侨在协助实现中国公共外交和国家利益方面特有的优势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用这些资源力量提升公共外交成效的方法和路径，这种应用性研究对当下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因为中国要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地区及世界大国，首先必须成为一个被世界各国尤其是邻国认可和接受的大国，就仍需坚持不懈地通过蓬勃兴起的公共外交，化解挑战和矛盾，在继续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形象。刘宏教授是较早就注意到华侨华人与公共外交之间密切关系的学者，并围绕此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作为其代表性研究成果的本书也凸显了他在华人华侨研究方面的实用性特征。

首先，从移民热和控制潮博弈不断加强的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出发，作者不仅提出了华侨华人社会中以东南亚、欧美日和新移民为代表的三种变迁模式，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有关未来侨务政策和理论的思考，尤其强调要鼓励和协助华人参政，在确保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注重华侨华人的利益并争取实现双赢。当然，作者更加致力于通过具体案例的研究找到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侨务公共外交的对策建议，提出要在对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资源作深入而具体的了解和调研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和鼓励国内社团、非政府组织与华人社团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开发相关合作项目，构筑侨务公共外交的网络平台，搭建海外华侨华人和侨乡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这些对策建议或基于各国华人华侨已有的实践经验，或基于韩国及俄罗斯等邻国的可行做法，对于指导侨务公共外交实践来说，确实大有裨益。

第二，实证案例研究详实全面，独具特色，对于新加坡、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会基本情势、历史发展脉络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梳理，注意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沉重的历史包袱，尤其关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团组织、华文教育及华文媒体的组织发展情况，充分挖掘出了侨务公共外交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渠道，提出的建议突出了侨务公共外交的核心本质是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特色的 “五侨”系统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动员海外华人与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资源，运用文化交流等手段，经由传播、媒体和公关等方式，把一个真实的中国推销给世界，减少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其他国家政府和公众对中国产生的错误观念，从而通过外国公众舆论提高中国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并最终为我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成功实现提供良好的外部生态。（见隆德新、林逢春：《侨务公共外交:理论内核、本体特征与效用函数》，载《东南亚研究》， 2013年第5期，第88页）目前来看，对侨务公共外交实务全面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本书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研究确实具有开创性。

第三，本书不仅有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把握，更有全球的视野，试图寻找各国侨务公共外交的普遍规律。著作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韩国侨务公共外交政策的机制、模式和成效，试图借鉴和学习韩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发展路径和有效经验，作者认为在外韩人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促进了海内外韩民族的认同感、亲韩感和凝聚力，并通过在外同胞财团等组织机构建立起有效的“全球韩人网络”将散居在各地的韩人有效地连接起来，而中国在外华人华侨数量多，分布广，华商网络也初具规模，构建全球华人华侨网络也是一种可行性很高的中国侨务公共外交路径。

中国侨务公共外交路径亟需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侨务公共外交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对它的研究还很欠缺，因而本书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的本书还存在进一步可提升的空间。

第一，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中心”倾向。作者虽然清楚地意识到了华人华侨在政治、族群和文化认同上的复杂性，但在实际研究中仍无意识地偏向以族群和文化认同来凸显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功能作用，这有一定程度的想当然之嫌，身份认同问题是侨务公共外交成败的核心因素，需审慎对待。认同的复杂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首先，海外华人有无对于中华的文化认同和种族认同？对于部分外籍华人尤其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而言，可能并不必然存在这种同根同族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要摒弃华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有天然亲近感的传统刻板观念。其次，即使是对于那些存在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海外华人而言，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难解之题，即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问题，当其政治忠诚和文化认同发生分歧时，政治忠诚是第一位的，这种时候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可用资源，这一问题在新加坡尤为突出，目前的新加坡国族认同已超越种族认同。此外，虽然华人华侨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商业人脉，但这些都只是说明了华人华侨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中重要因素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愿意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甚至是公共外交的主体。

第二，研究方法略显生硬，案例研究过于着眼于细节和政策的描述，部分章节也只介绍了华人华侨的社团组织和媒体，对于华人华侨的基本情势有细致的把握，但没有很好地突出侨务公共外交的主题，叙多于论，背离了案例研究的初衷，影响了著作的理论深度和价值。

第三，文章立意宏观，取材广泛，资料翔实，但部分章节的安排使得著作的结构显得不够严谨，其合理性值得商榷，比如，第八章对于俄罗斯的对华公共外交的研究和本书的主题有一定的差距，虽然作者立意于进行全球的比较，但侨务公共外交和公共外交毕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

第四，在研究侨务公共外交之时，有必要对于华人华侨做一个详细的分类，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相对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书提出了新移民和其他华人的不同，但却止步于此，未能进一步对海外华人社会进行深入而具体的分类和分析，实为缺憾。王赓武根据历史时段将海外华人分为四种类型: 1850年前的华商型；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华工型；20世纪 20－50年代的华侨型；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华裔型。（见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2页）这四种类型的华人不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他们对于中华的身份认同以及在当地具有的社会资本也不一样，如若不做区分笼而统之，对他们的认识便会出现严重偏差，以此为基础的侨务公共外交就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从代际角度上看，华人在第一代移民的基础上出现了第二代、第三代及以上移民。不同代际的移民在价值观、中华文化与中国人身份意识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空间维度上看，不同地区的移民，比如大陆移民、香港移民与台湾移民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就算是来自同一地区移民，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政治倾向。另外，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再移民，如越南华裔、新加坡华裔等对“中国情结”的差异也相当明显。基于海外华侨华人复杂的政治社会现实生态，代际差异与地区差异的叠加不仅对居住国华人社会产生复杂的影响，而且还给侨务公共外交的施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使我们在开展侨务公共外交时，不仅要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开展公共外交，而且即使在同一地区或国家，还需针对不同代际、不同地区华裔制定具体的公共外交政策。（见隆德新、林逢春：《侨务公共外交:理论内核、本体特征与效用函数》，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第89页）所以，对于华侨华人的详细区分不仅必要而且极具实践价值，它是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基础和出发点。

结语

西方流传一句老话：“罗马教会比罗马帝国版图更大、寿命更长。” 在中国领土以外生活着数量可观、具有很多社会资本的华人华侨，他们是中华文化影响版图更大、寿命更长的核心因素，确需给予高度重视。各地的大部分华人不仅重视自身具有的中华文化传统，更重视如何将家乡的信仰、文化与价值观念落地生根，转化、落实成为当地的文化。目前，世界上的华人文化不但是中华文化的外延，更是当地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把海外中华文化的遗产通过华人华侨网络串联起来，对于实现中国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战略目标肯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刘宏教授的研究，价值即在于此。

那朝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