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么好的讲座，点评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本来想画龙点睛，结果一不小心可能是画蛇添足。我就简单总结一下，因为有的同事也是刚刚过来。
吴思科大使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讲好中国故事，而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一是提高传播能力，二是获得话语权，这两方面也是相通的。吴思科大使认为西方对话语权是一个垄断的地位，我个人对此表示赞同，其实世界上80%的信息流通、传播是在西方媒体手中。
吴思科大使举了伊拉克战争为例，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把记者直接放到美军的军舰上，你就报道吧！报道出来全是怎么英勇，怎么把敌人炸毁，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传播手段。
吴大使还提出，中美相比，在国际传播能力、话语权方面差距明显，他根据差距提出了我们改善的四点建议：第一是加强研究，这一点其实特别关键，今天这个学术会议应该是加强研究的一部分。光有几个自信是不够的，一定要在基础理论方面做好研究。第二就是尊重传播的规律。吴大使说了一句话——现在是指尖可以触摸世界的时代，而且吴大使说的就是互联网，互联网特别重要。像土耳其遭遇政变，军方控制了电视台，但是总统可以通过新媒体来发布一些信息，这就是时代变化，估计土耳其的军人也有落后的地方，这是我加的一个例子。所以在传播上一定要尊重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互联网的规律就是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理念，符合这个理念才是尊重规律。第三点是我特别赞同的一点，就是内外结合，塑造公信力。实际上国际传播不是说关起门来对外说，而是说内外是相通、相结合的。国内的公民社会建设好，公信力增加，你的传播自然就会有影响、有力度。第四点就是加强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钟新老师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孔子学院出发，来论证我们国际传播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国际传播第一是语言的推广，这是一个核心。现在英美的媒体为什么能占垄断性地位？因为英语就占垄断性地位，世界上七成以上的学术资料也是用英文写成的。第二点就是从实践层面请进来、走出去。其实其他国家也都有，包括中美之间，中国有109所孔子学院在美国，也难怪美国害怕，可以理解，要是美国来中国建109所他的基金会或者是分支机构，我们早就发怒了。上个月有一个学术会议，美国的一个临时代办当场就提出来，“你们中国在美国建了这么多分支机构，可我们在这里大学的合作，我们想进大学讲座都很困难，这是严重的不对等”。这点怎么解决，也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
第三是语言和认同。其实语言是基础，学了语言，就会对这个国家产生认同。有时候我经常开玩笑，当然不是批评外交部的领导，我说：“我们哪个部门的领导针对哪个国家做工作，就觉得哪国好得不得了。”这其实是人类的一个共同规律，我们国家这样，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我刚从蒙古回来，蒙古前些年都是学俄语，俄语第一，但现在俄语已经排在后面了，蒙古人必开的课是英语，英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蒙古人讲英语，语音各方面都很正，现在汉语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很多人学汉语，很简单，学汉语能找到工作，有碗饭吃。像你去蒙古人那里，他们起的一些名字，比如道尔吉不叫道尔吉，叫大宝；琪琪格不叫琪琪格，叫格格。还有一个女生直接给自己起名叫喜儿，我就问她：“知道白毛女的故事吗？”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讲了一遍。
所以学语言多了确实有效果，但是孔子学院想在蒙古开，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它整体是排斥的。蒙古对中国文化排斥，98%的人表示对南部的中国持怀疑态度，比例非常高。这是2014年的调查。
第四点就是国家的战略跟孔子学院的关系，这是钟新老师讲的。您讲的我大部分赞同的，有一点我有些疑问，就是把“一带一路”跟孔子学院放在一起，我觉得本来别人对孔子学院充满怀疑，你会让人更加充满怀疑。我觉得孔子学院定位本身更应该是对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的一个推广，而不要掺杂太多政治的内容，掺杂政治的内容，最后就会做成“四不象”，又给人增加了口舌。
赵瑞琦赵老师说了“不忘初心”，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恢复我们这个国家的伟大文明，这个过程中需要自己的承认，需要国外承认，一个是中文走出去，一个是人民币走出去，这是两个“走出去”。赵老师提的基本概念共识我特别赞同，就是实践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四化”，我尤其赞同前两点，就是实践化和民主化。一个东西出去，一定是在大众基础上，而不是少数几个人琢磨出来的，一定有一个长度，你说的战略不是三年五年，一定是一个五十年一百年的战略，而不是说换一届就换一个战略。
但是我对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持保留态度。意识形态化，尤其是孔子学院，尽量不要意识形态化。中国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喜欢讲特色，而不喜欢讲普世，但实际上一定有一个全世界都适应、大家都承认的理念，而不是说中国跟别的国家不同。我们不说美国了，我们说伊朗，伊朗就问中国：“你们有没有一个全世界都认同的理念？”我们就讲不出来，我们不能说马列，我们实际上就缺这么一个东西。伊朗人就有，伊朗人说：“我们是神，我们在神的领导下，都服从神。”这是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都这么说的，你可以不赞同他这么说出来，但我们过多地强调特色，可能就会有问题。
赵老师也提出了三点特别好的建议，包括全球的公民社会。确实，我们在跟国外交往的时候，在NGO这个层面是确实的，政府层面我们做得很好，但公民社会NGO这块儿是差的。第二是对结构性力量的关注。核心问题在国内，这个我特别赞同。第三就是“一带一路”的一体化整合。
最后范磊研究员实际上把讲好中国故事具体化，提出了很多案例，比如语言方面其实特别重要。我们的传播语言就是太老套了，经常是一些老话。比如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用的一些语言，经常喜欢说别人是闹剧，但又没有论证怎么是闹剧。我们喜欢说很荒谬，令人所不齿，经常会用一些不太理性的语言去描述，实际上这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是不利的。
我们看朝鲜的语言，朝鲜在最狠的时候，公开骂朴槿惠，用了很恶毒的词，我们实际上有点五十步笑百步，我们用的一些词有时候在国际上看来也是挺不讲道理的，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包括蜜月期什么的，蜜月期这个词用用也还行，其实各国都喜欢用这个词。比如说去年美日同盟的时候，我们说美日同盟进入新的蜜月期，大家都会用这个词，有些比喻可以商榷，倒也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