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心阳：朴槿惠退场，伊万卡接棒？盘点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人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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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年03月01日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顾心阳　阅读：845次

2月27日，韩国宪法法院召开了总统弹劾案的最后一次法庭辩论。先前的22日，宪法法院决定将此案的终审辩论日期由原定的24日推迟至27日，这意味着朴槿惠弹劾案的审理自2月底起正式进入尾声。若宪法法院最终裁决弹劾案不成立，正处于停职状态的朴槿惠就能立刻复职，并可能完成余下任期直到明年2月按时卸任，实现“软着陆”。

韩国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左）或因闺蜜崔顺实（右）干政事件而下台

当然无论如何，朴槿惠的总统任期甚至政治生涯已到最终阶段，即使她成功复职，也不过能多当一年的总统。而且在反对党掌控国会多数席位的情况，她早已成为“跛脚鸭”，且民望已经跌至个位数，施政将被严重掣肘。是时候可以回顾一下朴槿惠的整个政治生涯了，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对她怀有复杂的感情，赞叹于她在西方领导人集体缺席九三大阅兵之际毅然带团出席的勇气，痛恨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问题上无视中方苦口规劝的无情，也为她陷入亲信干政事件而遭弹劾停职唏嘘不已。其实，朴槿惠在竞选总统大位之前，早已浸淫于政坛多年，尽管这可能并非她本愿。

“冰公主”代行母职

作为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自9岁随军事政变上台的父亲进入青瓦台起，就开启了在宦海中的沉浮之旅。1974年，韩国“第一夫人”陆英修遇刺身亡，年仅22岁、正在法国留学的朴槿惠随即回国，开始代替母亲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由此出现了即使在他国政坛上也颇为罕见的“女代母职”的情景。

回国后，朴槿惠开始随父亲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中，也履行了“第一夫人”在国内政治中的角色。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她的工作包括“改善落后环境、寻访中小型企业、慰问被遗忘的贫苦阶层，进行公益服务”，“检查寄到青瓦台里的数百封反映民情的信件，还要一一确认负责部门是否在认真处理才能放心”，相当于“承接了母亲生前的全部工作”。朴槿惠代行“第一夫人”职责约五年，在这五年里，她穿母亲的衣服，戴母亲的首饰，模仿母亲的言行，陪伴父亲参加许多国务活动，包括接待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也受到普通民众的喜爱，一派十足的“公主”范儿。政治不仅让她早熟，也让她认定自己的命运跟这个国家紧紧相连，以至于后来她将自己“嫁给了国家”。

韩国总统朴正熙（左一）、代理“第一夫人”朴槿惠（左二）父女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右一）、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右二）夫妇和女儿埃米·卡特（中）合影

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朴槿惠被迫远离政坛，也结束了以领导人女儿身份代理“第一夫人”的使命。父母双亡的朴槿惠尝尽世情冷暖，竟终身不嫁，原来常常欢声笑语的“公主”变成了不再相信爱情的“冰公主”。但5年的代理“第一夫人”生涯也给予朴槿惠超越同辈人的政治经验，为她日后重返政坛，乃至当选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打下基础。

美国“第一女儿”代理第一夫人？

朴槿惠已成明日黄花，她以“第一女儿”身份代理“第一夫人”的往事也只不过沦为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并将随着她彻底退出政坛而被逐渐淡忘。但朴槿惠并不是第一位“女代母职”的领导人女儿，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今也有可能“女代母职”的领导人女儿当属世界级“网红”、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长女——伊万卡·特朗普。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被称为去年最大一只“黑天鹅”，关于这位“网红”总统的一切很快被曝光，包括他的宝贝大女儿伊万卡。作为一位“富四代”名媛以及能和老爹相媲美的世界级“网红”，伊万卡美貌、多金、家庭幸福，人生不可谓不成功，而她现在似乎要走上与年轻时的朴槿惠相似的道路——以“第一女儿”身份代理第一夫人的职责。伊万卡的继母、特朗普现任妻子梅拉尼娅·特朗普并没有随特朗普迁居到华盛顿白宫，而是待在纽约陪伴小儿子巴伦最后一个学年直到毕业，因此梅拉尼娅并没有能够履行“第一夫人”的全部职责，包括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2月10日在白宫拜会特朗普时，她就没有到场陪伴安倍夫人安倍昭惠，因而受到批评。直到2月1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梅拉尼娅才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在白宫亮相。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左）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右），“第一女儿”伊万卡·特朗普（中）参加会见并坐在总统座椅上，总统和总理立于两侧。

相比继母的“不尽责”，伊万卡的出镜率“异常的”高。伊万卡去年11月参加安倍对特朗普的首度拜会时，特朗普还未正式就职，还不能看作“第一女儿”代理第一夫人。但2月13日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来访时，伊万卡坐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的总统座椅上，而其父特朗普和特鲁多则分立于她的左右，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并未到场。2月21日，特朗普参观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国家博物馆，伊万卡陪同参观，梅拉尼娅再度缺席。2月23日，伊万卡在白宫陪同老爸出席打击贩卖人口犯罪会议，梅拉尼娅依然缺席。参加此类活动的一般都是该国的第一夫人，伊万卡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本应由第一夫人出席的内政外交场合，更坚定了人们对其开始代行其继母不能履行的第一夫人部分职责的猜测。

实际上，即使伊万卡代行第一夫人属实，她也并非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代理第一夫人。朴槿惠是因其母遇刺而代理第一夫人角色的，而历史上如果美国总统单身（含丧偶）或其配偶在世但因各种原因不能胜任第一夫人的礼仪角色时，这一角色有可能由总统的其他女性亲属或官员替代。第一位美国代理第一夫人是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之女玛莎·杰斐逊·兰道夫，因为杰斐逊就任总统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多年且并未续弦。美国代理第一夫人亦不必然是总统之女，总统的妹妹、侄女甚至儿媳都曾经担任代理第一夫人的角色。

当然，伊万卡最令中国人熟知的“外交秀”莫过于她在今年春节期间带女儿拜访中国驻美大使馆，向中国人民拜年，与一反往届惯例迟迟不拜年的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受到了国人的广泛好评，也让大家对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有了更多更美好的期待，甚至冠之以“公主外交”的称呼。亦有人猜测，伊万卡有可能会完成希拉里·克林顿未竟的事业，打破“最高、最硬的那块玻璃天花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有太平洋对岸的朴槿惠做榜样，想来伊万卡从“第一女儿”变为代理第一夫人，再变为第一女总统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2017年2月1日，伊万卡·特朗普携小女儿阿拉贝拉出席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的“2017年欢乐春节-中国文化之夜”活动。

当然，“公主”是大家对伊万卡的昵称，她并非真正的君主国家的公主，但“公主外交”作为女性外交的一部分，确实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

国际舞台上的三类领导人女儿

女性政治人物以领导人女儿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虽然罕见，但朴槿惠不是第一个，伊万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国际舞台上的领导人之女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际政治联姻；第二类是代理“第一夫人”，朴槿惠即属于此类；第三类是纯粹以领导人女儿的身份亮相国际场合而不涉及前两类情况。

第一类领导人女儿出现得最早，可能前现代国家产生后不久就出现了，最常见的形式是某国领导人（早期通常是君主）把女儿（通常是公主）嫁给另一国的领导人或其亲属（通常是子侄辈），为的就是以亲缘关系促进或改善两国关系。这是真正的、也是最早的“公主外交”，何时起源已经无从考证。我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各政权之间的政治联姻不在少数，前些日子热播的古装剧《芈月传》，其主角芈月（历史上的宣太后）和她同父异母的姐姐芈姝（历史上的惠文后）作为楚威王的女儿（历史上并未记载两人是楚国公主）同嫁于秦惠文王就属于此类情况。

这一类情况有一个变种，那就是和亲。和亲指的是指古代东亚君主将自己或宗室的女儿以和亲公主的身份嫁给他国君主以示两国友好，增进彼此关系，是政治婚姻，尤以古代中国最为典型。和亲始于汉高祖刘邦，他在白登被匈奴单于冒顿大军围困，解围后接受娄敬献策，开启了“和亲政策”。原本刘邦打算将亲生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冒顿，但公主亲生母亲吕后苦苦哀求，刘邦乃改以宗室之女和亲匈奴。从汉至清，和亲公主为数众多，但其中很多并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而是被封为公主的宗室之女（本身只是郡主或翁主），以皇帝女儿的名义去和亲的，包括大名鼎鼎的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也并非皇帝亲女儿。至于“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虽然也属于和亲女性，嫁给了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但她原本只是宫女，并没有被封为公主，故而不属于此类“公主外交”范畴。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松州古城外的松赞干布（右）与文成公主（左）成亲雕像。当年松赞干布为求唐朝公主为妻而发兵攻唐，在松州为唐军所败，败后遣使向唐太宗谢罪，以和平方式求婚，终得文成公主为妻。

非只中国，西方亦然。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各国王室之间的政治联姻更如家常便饭一般，即使中世纪以后乃至现代也屡见不鲜。比如英帝国鼎盛时期的女王维多利亚子女众多，与欧洲各国王室联姻，从而拥有“欧洲的祖母”之称。

领导人子女政治联姻在常见于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虽然国际关系是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不应因领导人亲缘关系而有所改变，但国际政治联姻也确实曾经为国际关系的改善促进和国际和平做出了贡献，“公主外交”的作用即在于此。当然，古代的政治联姻往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当事人很少能自我做主的，虽然这些婚姻不乏“先结婚、后恋爱”的成功例子，但婚姻不幸的情况也很常见。到了更加开明的现当代，这一类政治联姻越来越少见，即使是领导人的子女也能自由恋爱，自己决定嫁娶，历史上那些以不幸的婚姻为代价的“公主外交”也基本绝迹了。

第二类代理“第一夫人”的情况上文已经详述，不再赘述，而不属于前两类情况的就是第三类，纯粹以领导人女儿的身份亮相国际场合。第三类情况比第二类更为少见，因为当“第一夫人”（包括君主配偶）能够履职时，领导人女儿如果不是因为政治联姻，是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外交场合的。相较而言，共和制国家的领导人女儿更少出现在外交场合，一是由于“第一夫人”能够履职的情况居多，二是由于如果这么做的话容易被批评为搞裙带关系。君主制国家的真正的公主在这方面反而更加自由，因为不用担心裙带关系的指责，她们可以公开出席国际场合活动，为父母分担礼仪方面的职责。被网民称为“超长待机”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登基前多次以公主身份出访外国，1952年2月6日其父乔治六世驾崩时，她正在访问肯尼亚，旋即结束访问回国继位，永远结束了她的“公主外交”，开启了“女王外交”。

1951年10月31日，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即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左）访问美国，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右）同坐一辆车合影。

对比以上三类情况，因为梅拉尼娅仍在一些场合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所以伊万卡究竟属于第二类还是第三类是不确定的，毕竟美国官方仍然称梅拉尼娅而不是伊万卡为“第一夫人”，也不曾称呼伊万卡为代理“第一夫人”。可能要等特朗普的小儿子巴伦毕业后，梅拉尼娅从纽约搬到华盛顿，正式开始全职做她的“第一夫人”，如果到那时伊万卡仍然在国际场合现身并发挥影响力，那时的她就无疑属于第三类领导人的女儿，而从她爹特朗普对她一贯的信任来看，这种可能性不低。

国际舞台上女性主义的兴起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国内国际政坛崛起，政治已经不再是由男性垄断的领域了。作为女性参政的一种特殊现象，第二、三类领导人女儿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而且并不是像第一类那样只作为国际政治联姻的工具，这本身就说明时代在前进，又向男女真正的平等迈进了一步。

相对于一般男性的刚强，通常女性饱含的温柔在外交场合可能起到男性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女性主义（亦称“女权主义”）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应运而生。以女性的特有视角看待国际关系，拓宽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国际关系女性主义思潮的就是要向国际关系这个被惯性积习而成的、所谓的“男人的世界”发起攻击，打破惯性思维，对于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实践非常有益。女性政治人物的大量出现，尤其是杰出女政治家取得的大量成果，印证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意义，也为推动我们为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