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焦虑

《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韩凝、黄娟、代兵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为了说明的便利，以下简称《崛起》，下文引用该书时仅标注其页码）一书的主编者斯密特是目前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想阵营内的重要思想家，著名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曾在里根第一任期内担任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主任，属于典型的“右派”，而参与执笔的各章作者，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阿什利·特里斯（Ashley J. Tellis）、卜大年（Dan Blumenthal）、迈克尔·R.奥斯林（Michael R. Auslin）、艾伦·伯克（Ellen Bork）和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也都是各领域专家。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正如《崛起》一书主编斯密特所说：“尽管美国正集中精力应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但美国战略家们的一项普遍共识是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崛起。”（第3页）

全球“一超多强”格局之下稳如泰山的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对其虽有不小冲击，但并未伤及肌理）为何会对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当下中国如此焦虑？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着坚实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作支撑。如果说还有哪个国家在“后冷战时代”有能力对美国产生威胁，这个国家在美国精英眼中十有八九是正在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对于这一点，不仅美国国内政界和研究者十分肯定，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少资深观察家乃至中国国内部分人士也持类似观点。姑且不论其他，仅就体量而言，一个是“世界最强的集权国家”，而另一个则是“世界最强的民主国家”（第11页），中美两国很容易被拿来比较。

毕竟，相比于朝鲜、古巴、越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有着它们难望其项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综合国力，且此势头并未停止；而与印度、南非、巴西等同样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集权国家”，不论政体、国体还是主流价值观，似乎都表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导致美国产生焦虑心理的一大要因，而且也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子。简言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国崛起引起美国的担心，很明显，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语义并不等同，而根源依然在于政体性质和意识形态有别。“因为中国不是西式的民主政体，而且它的领导人坚持没有任何意愿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第24页），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就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威胁”所在。

除了现实层面的考量之外，人类历史本身也成为美国对中国发展抱持高度警惕的重要因由。“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源于历史表明随着快速崛起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变得坚定而自信，它们总是带来不确定性、不稳定和竞争”（第4页）。众所周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这一取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术语意在说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王义桅：《“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人民日报》2016年4月17日）而无法和平共处，尤其这两大国之间的制度又不同时，此一“对冲”会表现得格外明显，如德国在19世纪末对英国全球霸权的挑战以及冷战年代苏、美两大强权的对抗。

说到底，美国学者还是基于意识形态成色来划分敌友。美国与英国之间就是所谓权力的和平移转，而与苏联以及现今中国却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信任。更不用说近代屈辱史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党派和执政者的终极目标中都包含了要“一雪前耻”重振雄风的强烈愿望，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如此，这一历史情结似乎更使美国感到威胁。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崛起》第一章作者卡根为何在文中经常使用“权力”“雄心”和“欲望”等词来形容行进中的中国，并认定“权力催生了雄心，雄心反过来又催生了欲望”（第13页），而原本指望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会在政治上导引其走向更为稳健、温和的自由主义这一想法最终落空无疑也令其以及其他美国学者深感失望，加之“集权国家”的特性，中国的诸多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是贪得无厌，而本属内政领域的军队建设也被视为已经远超过自身安全和经济需要，从而导致美国和周边国家的疑惧，“中国越想塑造它的世界，其他国家就越会起来反抗”（第20页）。

并非无中生有

实事求是来看，美国的焦虑并非无中生有，而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自身的国际大战略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核心矛盾。

在第二章作者阿里斯看来，中国的大战略概而言之就是增强本国综合国力，洗刷近代以来的“百年国耻”。在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一直以此作为既定国策，遵循邓小平有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总体判断，抓住战略机遇期，埋头苦干发展经济，聚焦于推动经济体制的自由化和创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吸引全球投资，稳步积累物质资源，保持经济较高增长，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的财富创造”（第35页），确保国内秩序的稳定和安全，也避免了对国家政权的严峻外部挑战。应该说，这一战略的实施基本获得了成功，也使中国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经济发展的渴求并不等于放弃一切，眼中只剩下数字。中国政府一贯在涉及领土主权和政治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决不妥协，对周边尽量克制，而对相对较远的强国则施以必要反制，并大力发展军事武器，提高军事现代化程度，时刻准备部署打击力量捍卫战略利益，有意识地执行非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以加强与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增强综合国力作为一个总体战略，目标既定，而手段却多元且需相当长的时间，这包括内部有计划的自由主义经济，并辅以外部的和平与友好关系，最终保证政权免受来自内外部的多重挑战，而军事力量也从属于这一大战略，并且尽量避免使用军事力量。一方面，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力“硬干”，该隐忍时还得隐忍，等到力量足够强大时再来一次性清算；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避免周边国家的疑虑和恐惧（也就是要让他们逐步适应中国已经强大这一基本事实）。

但现实表明，虽然中国一再苦口婆心地保证，但美国和一些周边国家仍然极为担心，这就和前文所述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有关。“为了避免这种战略脱轨现象的出现，中国的大战略近年来出现了些许温和的转向”（第43页），其目标在于“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环境的同时预防出现一个针对这种实力增强的同盟”（第43页），方式则是更进一步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作为“一体”的联系。

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又该如何应对？

虽自信满满认为中国现阶段仍然无法成为美国真正的对手，但美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当临界的变化点到来时，中国大战略的进一步变化将是不可避免的”（第46页）。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继续保持正增长时，国际体系权力格局的变化就不再只是蓝图规划，而有可能变为现实。

伴之而来的将是中美之间陷入长期竞争，有三大挑战摆在美国面前：亚洲不断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使得中国只要不成为一个“明显且现实的威胁”，只要其他非军事化的机制仍能提供和平遏制中国的希望，其在地区内的大多数竞争者就难以底气十足地挑战北京；中国成功地增强综合国力使得相关的权力平衡发生了改变，正逐渐削弱美国在亚洲传统的安全体系；当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后，它也会表现得像一个超级大国。因此，无论何时，它都将利用超级大国历史上曾经使用的所有手段来挫败那些试图制衡它的联盟。

对此，阿里斯认为确实有必要创新思维，不能仅仅局限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旧有经验，毕竟中国和苏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无法等同视之。这种新思维具体到实践层面便是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娴熟驾驭接触、遏制、平衡这三项竞争工具而不能只是盯住其中的一个，从而达到三者之间的“交互平衡”并能迅速做出调整。以接触政策为主，通过与北京建立政经热络联系，希望中国能够学习和接受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有遏制政策作为对接触的平衡，以免过于刺激北京，也使美国自身能始终保持一个较为中立的姿态，而不被过早拖入与中国的直接对抗。

修昔底德陷阱

亚太国家的因应

中国崛起不仅直接引发美国的焦虑和紧张，而且也同样会牵动其盟友日本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神经”。如果说，美国毕竟在地理位置上乃域外国家，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持超然态度，这些周边国家则是中国崛起大幕下的直接承受者，且还需在中美之间走钢丝。审慎因应两方，先来看日本。

“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对中国的崛起感兴趣”（第81页）。作者开门见山阐明中日之间关系的密切性，此种密切不仅是因为两国一衣带水，地缘位置接近，更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国力此消彼长态势下针对本方战略调整所做的制式反应，特别是当下中国之于日本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概而言之，今天的中日两国其实都是军事经济大国，而不像近代那样一强一弱，实力太过悬殊。双方在经济领域已经互有渗透，密不可分，中国一定程度上已经取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领头雁”的地位，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确实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两国在政治、军事和安全领域则存在竞争、分歧，甚至已经步入“死胡同”，双方的互信陷入1972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中国过去十年来军力的发展及其快速现代化导致日本的疑虑越来越重，态度也愈来愈强硬，似有新一轮的亚洲地缘政治竞争之势，而日本方面所构建的“民主之弧”明显是在针对中国。

最终结果则是，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促使日本重新思考美日同盟之外的大战略，取而代之的则是中日关系进入一段无规则的水域。除日本之外，亚洲其他国家同样也得思考如何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显然，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考量也略有差异。韩国和印度既需要中国的广袤市场为他们国内经济打开销路，也对日益崛起的中国保持警惕。印度自认为已经与中国平起平坐，故也大力发展自身军备实力，正谋求拓展在本地区内的双边与多边关系；而韩国则无法离开美国的“保护”，并借助其来平衡中国的“压力”。

与之类似，东盟国家在面对中国时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摇摆，既不想得罪中美两大国，又想尽量从与双方的合作中获取最大利益。相较之下，作为美国盟友的澳大利亚、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这些东盟内部的所谓民主国家，则似乎更希望也能在亚洲打造一个类似于欧安组织那样的政治经济合作共同体。虽然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亚洲毕竟不是欧洲，两者差异实在太大。同时，中国的多边主义仍然是高度多元化并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和实用主义特性，其在亚太区域内的主要目的即是力求提升自己的战略地位，最大限度削弱美日的力量，斯密特将此形象地称为“断裂的安全架构”。

预测中国未来

对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未来国家发展走向究竟如何同样也是一个吸引人的焦点所在，本书作者之一的埃伯斯塔特主撰章节的题名即是“中国的崛起将持续下去吗？”

在诸多问题中，埃伯斯塔特锁定在人口领域，一连举出数个方面的不确定因素：类似“海啸”一般的中国老龄化冲击，养老问题，老年劳动者的不利地位，中国人口变化对原有传统家庭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出生性别比例的不正常增长，城市化和中国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等。“中国的流动人口将永远是另一个紧张和不稳定的来源”（第158页），而由于出生性别比例的不协调，导致大量“无婚男性”和“光棍”的产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到2030年，将有2300万光棍无法建立中国人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家庭，这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原题：美国究竟焦虑什么？——《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介评

作者：吴强，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春季号（有删节）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