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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中国内战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转轨 (1945-1949)(下)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18日  来源:《历史教学》  作者:沈志华  阅读:876



 毛泽东访问苏联,以及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四、苏联放手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 (1949.3-1949.10)


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变发生在1949年初。就是此时,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出示了一封斯大林的电报:“从现在起, 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 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出发, 还是着眼于苏联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都只是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内把中国长城以北地区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一目标到1948年底已经完全实现, 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但是, 随着中国内战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发展下去, 斯大林对中共的继续支持和帮助就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风险。问题主要来自美国和中共两个方面:第一, 如果美国无法接受共产党掌控中国的结局, 而在最后时刻站出来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 那么苏联就不得不面对其无力应对而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同美国的冲突。第二, 如果中国共产党部分或全部摆脱莫斯科的控制, 甚至与美国拉上关系, 那么苏联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其最终结果有可能致使苏联失去已经到手的在华利益和优势地位。无论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 此时的斯大林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

 

莫斯科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局势发展的态度和立场。随着中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苏联对美国可能的反应的警惕也与日俱增。194842,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提交了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报告, 其中谈到, 在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下, “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 但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蒋介石已准备撤离首都, 并与美国人一起在华南建立根据地。美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 其基本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 奴役中国, 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510, 联共 () 中央政治局指示苏联驻华使馆, 要求其在与反政府人士接触时必须“依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 揭露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资料和事实。6月中旬, 斯大林在拒绝毛泽东访苏的同时, 还推迟了中国解放区一批工人和工会干部到苏联学习的日期。

 

实际上, 中共胜利进程越是加速, 莫斯科就越是紧张。罗申在194812月与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接触时, 不断询问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1227,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备忘录认为, 美国停止向蒋介石提供援助已经“不是意外之事”, 但是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在增加, 其表现就是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 并极力推动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 加入联合政府。斯大林尤其不愿在这个关键时刻刺激国民政府, 以免为美国插手中国事务提供机会和借口。新年前夕,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因当地发生的反苏活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 称这是对苏联的“敌视和挑衅”。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接到报告后, 却批评齐赫文斯基“措辞过分强硬”。194911, 《真理报》还发表了塔斯社的“辟谣”, 说苏联无意参与对国共内战的调停。但斯大林却私下致电毛泽东, 提议由苏联单独出面主持国共和谈, 其目的就是排除美国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 斯大林的情报和判断有误, 美国不仅没有策划国共和谈, 甚至先于苏联拒绝出面调停。既然有迹象表明美国不会继续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帮助蒋介石, 那么苏联的第一个担心大致可以解除了, 但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风险就更大了, 就是中共的立场和倾向问题。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 曾多次出现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如西安事变 (1936) 、皖南事变 (1941) 、重庆谈判 (1945) , 其结果都是中共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被迫改变自己已定方针和政策。与以往的情况不同, 19491月调停和谈的问题上, 却是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 如此顶撞斯大林, 毛泽东是继铁托之后的第二人。如果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 又不服从莫斯科的指挥, 甚至与美国人走到一起, 那么对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安全岂不是更大的隐患?斯大林也确实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苏联驻华使馆三秘马卢欣1227日的报告认为,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毛泽东在194917日的谈话中透露, 美国人试图与中共接触, 司徒雷登大使就派人到香港找过中共。苏联人无疑开始担心起来, 关于调停和谈的争论结束后, 斯大林决定不再邀请毛泽东访苏, 而是必须派人去中国实地了解情况。

 

关于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的过程, 目前已有大量俄国档案问世, 情况已经基本清楚。在双方举行的12次的正式会谈中,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充分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和态度:高度评价历史上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 称“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 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充分肯定苏共的经验, 反复强调向苏联学习的决心, 毛泽东甚至几次坚持说自己就是斯大林的学生;在苏南冲突问题上同苏联保持一致, 毛泽东称铁托就是中国的张国焘, 是叛徒;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强调“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 “对我们来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反复强调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要求苏共“在中共中央设立代表机构”, 因为中共的“主要问题要在莫斯科解决”。这些显示忠诚的表态, 无疑都令斯大林感到欣慰。至于苏联最关注的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 周恩来强调, 早在美军观察团到延安时, 中共就坚持“禁止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政策”, 而自从马歇尔调停失败后, 中共与美国的联系就中断了。接着, 周恩来便大谈中共在战后与美国爆发的六次冲突, 并总结说, “我们不会挑起事端, 但如果美国反对我们, 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当米高扬转达斯大林的意见———新中国“不应马上激化同美国人的关系”时, 毛泽东坚持认为, 因为美国支持蒋介石反动派, 所以中共最主要的敌人是美国。

 

尽管如此, 斯大林似乎还有些不放心, 提出了所谓苏联调停国共谈判的泄密问题。斯大林把自己的判断失误归咎于中共中央泄露了双方讨论调停问题的情况, 一方面是委过于人, 挽回面子;另一方面也是在向中共施加压力。他坚持认为, 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就是美国间谍, 并要求中共立即逮捕此人, 还指出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是美国间谍。毛泽东虽然最初对此颇有不满, 拒绝认错, 但在米高扬走后不久, 1949222日《真理报》刊登了斯特朗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消息后, 还是把李敦白关押了起来。为了让斯大林下决心给予中共全面的和公开的支持, 毛泽东不得不表现得顺从一些。

 

尽管笔者目前还没有发现苏共中央做出的明确决议, 但基于很多迹象发现, 从这一时期开始, 苏联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笔者对俄国出版的联共 () 中央政治局会议日程目录做了粗略统计, 1945年至1948, 每年被提上政治局会议讨论议程的问题大约有830-1310个不等, 而直接涉及中国的, 1945年有6, 1946年有8, 1947年有6, 1948年有12, 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直到1947年才出现1, 1948年也只有3个。但在1949, 被讨论的中国问题已猛增到86, 而且大多数都是与中共有关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她在苏联的亲身经历, 叙述了1947-1948年苏共干部和机关对中共的冷淡态度。据她的观察, 194811月初, 苏联报纸开始刊登一些有关中共胜利进军的消息。直到19491月下旬解放军占领天津和北平以后, 苏联报纸才打破长期的沉默, 发表了有关中国内战的社论。美国驻苏联参赞福伊·科勒在报告中讲述得更具体:19492月初苏联的《文学报》和《新时代》杂志突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局势的评论文章———这是几个月来苏联报刊第一次对中国局势发表看法, 而且无论在主题上还是用词上, 都与中共刊发的文章保持了一致。选择《文学报》和《新时代》, 而不是更具官方色彩的《真理报》 (苏共中央机关报) 和《消息报》 (最高苏维埃机关报) 在米高扬访华之初刊登这些评论文章, 说明斯大林一方面要向中共传递一种示好的信息, 另一方面在没有把握中共中央对苏联的明确立场和态度之前仍较谨慎。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及其结果, 成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转轨最重要的拐点。米高扬走后, 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向苏联靠拢的方针。313,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没有各国无产阶级, 首先是苏联的援助”,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强调“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 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 是盟友, 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此后, 中共与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于会谈中提到的问题, 双方进一步交换了意见或作出答复。同时, 中共也开始在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进一步密切同莫斯科的沟通与协商。此外, 中苏两党之间的联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只有捷列宾作为联络员转交来往电报, 而现在科瓦廖夫被指定为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 直接与中共领导人讨论各项工作。

 

西柏坡会谈后, 苏联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26, 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 责成苏政府有关部门在10天之内将中长铁路所需要的汽车、汽车备件和器材以贷款供货的方式发送到中国;责成财政部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给交通部拨付在东北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经费578万卢布, 指示对外贸易部和国家银行再提供经费240.1万卢布;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简化科瓦廖夫工作组人员的出入境手续;责成远东军区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科瓦廖夫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翻译、司机及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责成科瓦廖夫在一个月内就中国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提出所需参考书和技术文献, 以保障苏联专家与顾问的工作。531, 苏联部长会议还做出决议, 决定租用5艘外国货轮 (总载重5.5万吨) 从黑海为中国北方地区运送石油产品。616日苏联部长会议还通过了帮助中国清除长江口的水雷的决议。此外, 苏联还为中共提供了急需的贷款。19493月苏联部长会议命令为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解放区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贷款 (其中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 ;514日同意为出国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拨款16万捷克克朗和5.3万英磅;同一天又决定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到苏联治病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

 

19496-8,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了直接会谈。斯大林为这次会谈进行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 满足了中共提出的各项要求, 并明确表达了苏联全面支持中共、接纳中共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定立场。在贷款、贸易、专家、海军建设、空军建设等各方面, 斯大林承诺将为中共提供全面和优惠的帮助, 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甚至主动表示愿意提供汽车、运输机和战斗机, 帮助中共尽早占领新疆。让中共感到欣慰的是, 斯大林多次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作出高度评价, 并对苏共过去在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他还主动提出, 希望中共利用自己的革命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帮助, 并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托付给中共。当然, 在这次会谈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主要涉及到与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的东北问题和外蒙古问题, 以及解放台湾战役苏联提供海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对这些问题, 双方采取了暂时搁置或退让的方针———中苏双方此时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和战略问题, 宁愿将未来主权和利益上的分歧拖到以后解决。无论如何, 斯大林在此次会谈中表达了与未来新中国结盟的意愿。既然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达成了共识, 在国际斗争中也形成了一致的战略考虑, 那么结盟显然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由此可以认为, 刘少奇访苏以后, 苏联与新中国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就在刘少奇把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以后, 毛泽东决定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建国方针。斯大林对此甚为满意, 812日亲自给毛泽东发电, 对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


正是出于尽快建立同盟关系的考虑, 斯大林在与刘少奇的会谈期间, 要求中共立即着手筹备国家宪法, 并组建中央政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之际, 苏联人又通过巧妙的外交安排, 即在苏联报刊上公布关于同新中国建交的答复的同时, 通知东欧国家可以同中国建交, 如此一来, “与民主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就会被认为是苏联提出来的了”。

 

五、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中国内战与亚洲冷战


总体来看, 从二战结束到中国内战结束期间,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苏联主要是通过与国民政府交涉来实现在中国的战略利益, 中共只是斯大林手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张牌, 这一阶段的历史拐点出现在1946年春;第二阶段, 苏联从东北撤军前后, 开始支持和援助中共, 但仅限于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 而且是通过不公开的方式进行的 (大量的是通过北朝鲜) , 这一阶段的历史拐点出现在1949年初;第三阶段,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 通过米高扬访华, 毛泽东表明了追随苏联的明确立场, 斯大林最终决心彻底改变对华政策, 并在刘少奇访苏期间表示将全面支持中共建国。还要补充一点:尽管1949年夏天毛泽东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 中苏同盟的正式建立 (1949年底至1950年初) 还是经历了一场为维护各自国家利益而展开的较量。

 

从苏联对华政策转变的轨迹可以看出, 苏联与中共结成同盟关系, 无论对斯大林还是毛泽东, 现实利益都是首要的和主要的考虑因素, 意识形态是次要的而非“关键的因素”。1944-1945年间, 斯大林选择蒋介石作为合作对象, 而毛泽东则更看重与美国拉近关系;1949年初, 双方均一改初衷, 斯大林开始全力、公开地支持中共, 而毛泽东则在党内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在这一过程中, 双方的着眼点都是现实利益, 而非意识形态。笔者同意文安立的观点, 即“在国际承认方面最重要也是对中共最为实际的, 当然是来自莫斯科的承认”, 但同时认为, 斯大林接受毛泽东的新中国, 主要不是因为中共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 (恰恰相反, 斯大林一再告诫中共不要急于按照苏联的方式搞社会主义) ,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而是因为中共一再表达了追随莫斯科的决心和忠心。

 

当然, 意识形态对于中苏结盟并非没有意义, 其作用主要体现为三点:其一,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必要条件。是否真正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另一回事, 但没有这张“入场券”是不行的;其二, 中共宣布追随莫斯科走社会主义道路, 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 都是对党员和国民解释中苏结盟必要性、合理性的需要;其三, 中共没有经济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经验, 从一个非法的在野党突然转变为执政党, 唯一可以接受和仿效的发展模式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 汉斯·摩根索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性显然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 考察苏联对华政策转变的历史过程, 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现象:第一, 战后初期苏联采取的是与美国合作的方针, 甚至在中国谋取战略利益方面还要得到美国的协助和支持;而在中国,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和谈或者联合, 都只是策略和口号。因此, 美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起点是完全不同的, 国共内战的爆发先于美苏冷战。第二, 1947年夏天以后, 苏联与美国在欧洲已经从合作走向对抗, 但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主要是防御性的 (这一点与美国异曲同工) , 另一方面, 苏联并不愿意把这种对抗扩大到雅尔塔体系中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 (这一点又与美国不谋而合) 。而在中国,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双方都必置对方于死地。因此, 美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表现也不同, 前者是冷战, 后者为热战。第三, 美苏都曾试图影响国共, 采取合作或联合的方式解决中国政治问题, 而国共也都试图说服、诱导美苏站在自己一边。最后的结果, 不是美苏分别影响了国共, 而是国共斗争的结局影响了美苏在亚洲的关系:首先是苏联决定全力支持中共建立一个新中国政府, 并与之建立起同盟关系;接着是美国在中苏同盟条约公布后, 制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对苏联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了全面遏制战略。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不是美苏各自的政策分别影响了国共双方的关系, 而是国共斗争的结局影响了美苏各自在亚洲的政策;不是美苏冷战引起了中国内战, 而是中国内战及其结果引发了美苏在亚洲的冷战格局。

(2016112日修改于伦敦)

 

作者:沈志华,察哈尔学会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2017年第1期,

转自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研究通讯,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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