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一阶段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步出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

——专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科学、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新时期中国外交丰富和生动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又展示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度的文化自信；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既保持了中国外交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洞察国际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展现了开拓进取、勇于担当的鲜明风格。

习近平外交思想根植时代，又引领时代。正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所指出的那样，面对乱象纷呈的世界，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断谱写着中国外交新篇章。

《环球》杂志：您曾经指出，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动大调整大转折时期，国际关系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不了解、认识这样的时代背景，就难以更好地理解、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变化的复杂性、深刻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于洪君：我们生活的世界，从来都是问题层出不穷，矛盾错综复杂，冲突此起彼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至于当前这轮世界大变动，我认为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苏东剧变。那场剧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二战后形成的欧洲政治版图完全改写，雅尔塔体系彻底崩溃。苏东各国执政党以“自我革新”为名进行的全面改革，最后以所有执政党丧失政权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告终。在这场历史大变革中，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裂变为15个主权独立国家。东德并入西德，统一后的德国迅速成长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分立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原南斯拉夫分解为6个国家。与此同时，原苏联建立的区域性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宣告解散。象征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彻底瓦解。东西方冷战格局就此结束。东欧地区原来的8国，变成了13国，再加上原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3个共和国，构成了“中东欧16国”这一新的地缘政治板块。这16国中的大部分国家，已经陆续加入了北约和欧盟，剩下的也都在积极争取之中。

其次，原苏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宁，地缘政治裂变仍未终结。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爆发了社会动乱、民族冲突和国家间战争。许多问题断断续续到如今，始终无法解决。一些国家在剧变之后还接连发生“颜色革命”。由于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民族冲突相互交织，很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某些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准，一度恶化到了甚至不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前南地区，欧美势力以不同形式介入了当地的民族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竟然在东欧剧变十年后，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同组成的南联盟大打出手，狂轰滥炸77天。南联盟短命夭折后，遭受重创的塞尔维亚被迫单独立国，但仍未摆脱进一步分裂的危险。

俄罗斯接替了原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但作用和影响与原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它在原苏联境内主导成立的独联体和集安组织，前者支离破碎，后者涣散无力。莫斯科与明斯克共同构建的俄白联盟早被人们忘却。欧亚经济联盟目前只有几个国家参加，运行乏力而低效。早就积怨甚深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如今势同水火。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的关系也持续紧张。

《环球》杂志：这一历史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世界其他地区，对整个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有哪些重要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于洪君：这些深刻变化，彻底终结了以美苏争霸为主要特征的旧的世界两极格局，结束了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有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也有助于加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历史性低潮，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解散了，亚非拉地区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发展中国家，全盘接受西方推介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两极体制旧格局掩盖着的各种矛盾全面暴露，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引发的新问题此生彼长。霸权主义和新冷战思维滋生蔓延。世界进入国际关系重组变数增多，地缘政治博弈愈加激烈，人类发展前景更不可测的新阶段。

在西亚北非地区，动荡仍在持续。1991年的海湾战争撕裂了阿拉伯世界。2003年美英发动第二次对伊战争之后，伊拉克这个曾经相对稳定的国家，不仅烽火连天，而且变成国际恐怖势力“伊斯兰国”的主要发源地。2010年末至2011年初，突尼斯和埃及相继爆发“颜色革命”。社会动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了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致使这些国家纷纷陷入社会分裂、政治动荡、暴力冲突和国内战争的深渊。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强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世界大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个地区的冲突和战争。目前，这个地区的战争仍在继续，其中最惨烈是叙利亚。2016年7月，深度卷入叙利亚冲突的土耳其突发政变，土耳其与欧美国家的矛盾从此凸显。曾因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而恶化的土俄关系，由于俄罗斯在土耳其现政权危机时刻施以援手，两国关系出现柳暗花明的新动向。伊朗与土耳其的关系却持续紧张，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竟恶化到彼此断交的严重地步。海合会成员国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和冲突，外交上以小博大的卡塔尔与沙特等国关系发生深刻危机。“伊斯兰国”利用各方矛盾，攻城略地，成为中东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敌人，也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疯狂最野蛮的破坏性力量。在中东地区多国跨界而居、人口多达两三千万并且早就谋求独立的库尔德人，在武装对抗“伊斯兰国”的同时，趁机走上了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前不久竟然举行了旨在实现完全独立的全民公投，引起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土耳其的共同反对。中东火药桶全面爆发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大。

在欧洲地区，西欧国家的政治家们，曾因苏东剧变而欣喜若狂，也曾为所谓“阿拉伯之春”而弹冠相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建立的欧共体，冷战后迅速改组为欧盟，贪婪地开启了东扩进程，不断吸纳原苏东地区国家。作为冷战工具存留下来的北约，也同时启动了东扩进程。经过几轮扩员，原苏东地区国家绝大部分登上了北约的战车。在这种形势下，不但阿尔巴尼亚、乌克兰等“未达标”国在排队“申请”，就连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塞尔维亚，也渴望早日“加盟”、早日“入约”。欧洲地缘战略环境的这些新变化，导致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日益恶化，俄与欧盟、北约的关系愈发紧张和复杂。

欧盟过度扩张也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2008年南欧国家相继爆发严重主权债务危机后，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在如何应对危机问题上争执不休，欧盟出现重度分裂。再加上“阿拉伯之春”演变成无休止的动乱和战祸，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在欧洲国家不断发生，欧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愈加深重。英国2016年6月决定退欧，英国内部以及西班牙、比利时等国的分立主义势力备受鼓舞，政治上的极端主义、经济上的保守主义、社会上的民粹主义和对外关系中的种族主义，在各国沉渣泛起。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在欧盟内部风起云涌。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之类的极右组织，社会基础持续扩大。欧盟前景堪忧。

美国长期以来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和信任危机。为了重塑世界霸权，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了两场战争，花掉了数十万亿美元的战争经费，造成了数十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几年前，在许多城市爆发的名为“占领”的社会反抗运动，彰显并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美国也因此成了“政党恶斗”、“政治极化”的演示场。美国的国家利益成了民主、共和两大传统政党和两党政客们摇唇鼓舌、哗众取宠的牺牲品。美国式的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逆势而起，使本已十分混乱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混乱，使已经严重失序的人类社会更加迷茫无措。

《环球》杂志：面对大变动大调整大转折的世界变局，中国做出了怎样的形势判断，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交出了什么样的答卷？

于洪君：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广泛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国际社会也开始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健康发展、良性互动的历史新时代。“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主要特征。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演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新方针，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冷静观察，沉着应变，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继续把争取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与和平稳定的国际大环境作为对外工作的首要目标，成功地应对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和考验，坚定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主权，一步步地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

正是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中国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与剧变后的原苏东地区各国普遍建立起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新型关系。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得到公正合理解决。中俄之间建立起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也相继建立。中方与各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始终保持密切沟通和配合，有力地牵制了美国构建单极世界的战略企图，抵制了新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支持和参与联合国事务，进一步与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以及欧盟、东盟等区域组织开展交流对话与合作，并在G20、APEC等多边组织和机制中积极发声。通过这些新的多边机制和平台，中国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主动性更强，发言权更多，影响力更大。这是苏东剧变后，中国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化不利为有利而创造的出色的外交成就。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发并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越来越积极主动，越来越游刃有余。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西方国家通过“制裁”阻遏中国发展的图谋彻底失败。我们永远不能低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根本改善中国国际处境、稳定地区和国际局势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换句话说，正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使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矛盾的焦点和中心，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并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在地区和世界上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中国仍然坚持高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大旗，始终不渝地坚持执行并开拓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针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加速崛起的误解和担忧，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反复重申，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并且鲜明地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和新思维。次年3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选择了俄罗斯。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说，首次公开阐明了他对当今世界、对人类发展进程、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基本看法和主张。后来，他又郑重宣布：“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时，国际社会对习近平外交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环球》杂志：您说过，习近平外交思想涉及当今世界所有重大问题，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文明观、发展观、合作观、安全观、责任观、治理观的精髓总汇。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

于洪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为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深刻洞析周边事态发展，全面观察国际风云变幻，牢牢把握人类发展大势，不断提出和丰富以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国际上早有人使用“共同体”的概念，用以设计、维系并推进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联系。国际上也长期存在着“地球村”概念。习近平将这两个简单而朴素的概念升华为系统的理论，深刻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中，各国之间经济上相互合作日益紧密，安全上彼此依存更加广泛，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途命运休戚与共的统一体。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内涵、不同水平的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这一系列具体构想和理念，使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根本利益的同一性以及前途命运的一致性，有了深入透彻的认识和理解，为我们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和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二，关于人类文明多元性的理论。人类社会是由不同文明形态共同组成的，不同文明类型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有一定差异甚至是矛盾，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前苏联理论界将文明的差异简单化、概念化，甚至意识形态化，进而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别和差异，与社会制度的对立和矛盾直接挂起钩来。西方的政治家们有过之无不及，由此引申出“文明冲突论”，大大加剧了人类社会的分裂和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习近平通览人类发展进程，详解古今文明之变，得出了“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三大科学论断。这三大论断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独到而精辟，为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平共处、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提供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第三，关于世界经济联动发展的理论。基于世界整体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于世界发展进程而独自发展，任何国家面对人类社会遭遇的共同性挑战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他所倡导的开放发展、包容发展、互动发展和联动发展，与他积极主张的务实合作、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共同进步一起，共同构成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及其相关概念，完整准确地体现了中国以全面开放姿态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携手共进、共同对抗反全球化浪潮，共同战胜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民族排外思潮，化解某些国家内顾倾向加大进而转向封闭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指明了前进方向与路径。

第四，关于集体安全和持久安全的理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并没有因为苏东集团崩溃、华约组织解散而出现真正的缓和。相反，随着世界两极格局掩盖和积累的矛盾迅速暴露，美国一超独大格局持续存在而引发许多新问题。国际社会面对恐怖袭击、网络安全、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苦无良策，倍感焦虑。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出并反复论述的新安全观，即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一方面为我国与周边各国探讨建设区域性集体安全架构，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也向整个国际社会展示了共同打造全球均衡稳定机制，谋求人类持久和平的中国智慧。

第五，关于中国的大国责任与义务的理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机构的创始成员国或重要参与国。近年来，由于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增长，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深度力度持续加大，中国影响并引导时代潮流的强劲态势已不可阻遏。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秉赋与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永久和平属性。习近平在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梦时一再指出，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最高目标的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憧憬美好未来、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要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中承担更大责任，要在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做出更多努力，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共同安全等更多方面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总之，习近平外交思想涉及当今世界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内容十分丰满并且相当严谨。这些思想主张作为一个成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梳理，需要在外交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和执行。正如他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那样，中国对外工作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在他的外交思想的强有力指引下，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定能出现不断开拓、纵深发展、凯歌行进的大好局面。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明 黄麟云

来源：2017年10月18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