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义利观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实践中存在认识误区，如单边撒钱外交说、投机性搭便车说、高风险不可控说、企业利义混淆说等。建立“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应当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国际治理体系参与和变革、政府和企业、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等关系。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期间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一带一路”建设要秉承正确的义利观。他指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

正确义利观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意义

以义为先，推动实现共同繁荣的新型全球化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要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一目标本身就贯穿着“以义为先”的思想理念。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发达国家在关键时刻只求自保，美国公开宣称“美国利益优先”。“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种中国方案，没有先强调“中国利益”，而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着眼于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以义为先”的价值观，让世界各国耳目一新，看到了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希望，让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让中国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义利平衡，参与重构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

       重构全球治理结构需要理念引领。“义利平衡”是中华文化的治理理念与全球时代诉求的共鸣结合点，是中国贡献的符合各国利益的崭新全球治理理念。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是在二战后，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构建的，主要弘扬“以利为先”的价值理念，长期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义利平衡”，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着力体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致力于重构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解决公平公正问题，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义利兼顾，全面推进“五通”合作取得实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长远看，“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推进的关键在于“义利兼顾”，在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共识。设施联通是优先领域，要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要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激发释放合作潜力。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要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要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一带一路”实践中义利观的认识误区

单边撒钱外交说

       实践中，有人把“一带一路”建设和外交援助混为一谈，认为是“重义忘利”，是单边的撒钱外交。例如，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参与印度尼西亚的高铁建设，有人就认为中国的巨额投资和贷款将来会打水漂，质疑为什么不把资金投到中国国内。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首先，政府主导外交援助是国际惯例，合理合法，“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包括必要的外交援助项目，但绝大多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其次，“一带一路”建设强调的是双边或多边合作，中国的政府、企业和银行等机构可以在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中创造商机。再次，“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创新绿色、普惠和本币合作的发展模式（ 孟刚， 2017），有利于主动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为中资企业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为中国的钢铁、有色金属、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优势产业走出去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机遇。最重要的是，境外项目运作都需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做支撑，中资企业和银行会对投入的成本和未来的盈利状况进行分析，有权利独立判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最终决策方案也不会受政府干涉。

投机性搭便车说

       经济学上的搭便车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在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中提出，指不付出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有人便认为，这是典型的搭便车行为，中国单方面承担责任，做了冤大头。实际上，这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精髓没有理解到位。中国从来没有承诺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独自承担义务，而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充分体现了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欢迎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我们都欢迎，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适当照顾对方利益，为沿线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毫无疑问，中国更看重的是整个盘面的合作共赢，而不是具体的几个项目，这充分体现了正确价值观的核心含义。历史证明，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封闭则各退。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加强沟通和协调，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一家独大或赢者通吃是行不通的。

高风险不可控说

       有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沿线都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的风险。实际上，任何经济建设都有风险，“一带一路”建设也不例外。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曾经一贫如洗，经济发展跌至低谷。“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落后，但是资源禀赋各异，有强烈的发展愿望，政治上也多和中国互信，对中国的经贸合作充满期待。“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中国是要和沿线国家携手同行，发挥在近40年经济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和防控风险的经验，为沿线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独自发展。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主动引领全球经济发展，重新构建全球供需的产业价值链，实现互利共赢，这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带一路”建设没有设定时间表。中国在推动这一伟大工程中应当保持足够的定力和耐心，确保政策沟通及民心相通能够和资金融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同步推进，重点防范在沿线国家较为突出的政府失效、内战、恐怖主义等政治风险。

企业利义混淆说

       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有两个极端。一是企业重利轻义说，认为“义”是政府的事情，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挣钱盈“利”。二是企业重义轻利说，认为企业应当绝对重“义”讲奉献，甚至牺牲“利”也在所不惜。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企业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主体，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主体，既要有防范风险、合法盈利的目标，又必须担当社会责任、履行义利兼顾的义务。实际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特别是重视海外投资项目所在国的社区福利，是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历史角度看，凡是采取资源掠夺式或剥削扩张式经营模式的跨国企业，最终都被赶下了历史舞台，落得“义利”双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资企业应当高度重视塑造企业形象，注意跨国文化融合，尊重当地文化宗教习俗，遵守所在国法律规定，不要将在中国曾经犯过的错误又复制到沿线国家。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企业履行原本应当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企业去代替政府的角色专注开展公共外交，这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让企业承当不必要的负担和压力。

践行“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的政策建议

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全球化工程，建设周期长，惠及面广，对域外国家参与不设限制，60多个沿线国家参与程度和进度差异较大。“一带一路”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参与国的利益回报具有典型的跨期性，有的能够很快见效，有的需要等待较长时间，当期或单个项目难以立见回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作为倡议国和主导国的价值取向就非常重要。如果以“利”字当头，斤斤计较，那中国就会逐渐失去沿线国家的信任，甚至招致敌意。因此，中国应当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处理好中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让沿线国家分享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好处，形成示范效应和凝聚力量。只有这样，“一带一路”建设才有可能可持续推进，并获得沿线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广泛支持。

处理、参与和变革好国际治理体系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二战后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应当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力争为我所用，积极参与并争取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的参与不能只强调本国利益，而要以“义利平衡”为价值取向，发挥大国担当作用，充分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国际治理体系中不合理的地方，中国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更是要“以义为先”，积极发声，推动变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都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具体方式，目的是为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的职责是积极引导，通过有效政策沟通，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为企业创造商机，保护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制裁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之手会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看不见的调控。企业需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发挥主体作用，在海外要摆脱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兼顾义利关系。应该看到，在形成良性循环后，政府可以去除大包大揽的压力，企业经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得以生存后，可以赢得民心和市场，会在沿线国家营造更好的政商环境。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会有效促进中资企业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加快成长为优秀跨国企业，不仅体现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必要担当，还有利于形成更加国际化的企业文化，帮助企业融入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中，实现真正的本土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

处理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取得成效的外在体现。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是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历史视角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未间断，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兼容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原因。如何处理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正确方法：“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真诚守信是加强两国人民合作的根本，是深化“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互信的前提。重情重义是人文交流得以持久的保障，“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弘扬正义是大国责任，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得以一呼百应的历史传承。高擎道义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和兼容并包的根本原因，是共商共建共享的精髓之所在。

处理好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

       中国文化含蓄，不好张扬，推崇“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而海外大多数国家的文化比较直接，不仅看重务实合作的成果，也易被舆论引导。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处理好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特别对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既重视投资利益，也注重公共关系策划和维护，要积极主动和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及工会组织等加强沟通交流，向社会客观告知和宣介已经和正在担当的社会责任，比如解决了当地多少人的就业问题、通过培训对当地劳动力素质提高做出了多大贡献、在所在社区开展了哪些捐资助学或扶贫救困活动、对解决社会环保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给所在国创造了多少税收、从技术上弥补了所在国的哪些行业空白，等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政府和企业要在务实做实事和好事的基础上，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赢得好名声、好口碑，及时传播正能量，特别是要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让沿线国家和民众知晓中国的“正确义利观”，感受到中国“以义为先”的“一带一路”共建理念。

责任编辑/张玲 顾心阳

图文编辑/苏婕

作者：孟刚，国家开发银行法律事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