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美欧舆论界提出的“锐实力”概念，绝非学术和政策探讨，而是西方国家新一轮的对华舆论遏制战略。中国舆论界必须对此有着清醒认识，要正面应对，加强有效公共外交，加强与各国舆论界和各国人民的沟通与交流。第一，加强多元化公共外交；第二，以文化为基础进行公共外交的内容建构；第三，强化新媒体传播力；第四，确立对精英群体与普通公众双管齐下的舆论影响机制。
近期，美欧舆论界提出一个新概念“锐实力”，并以此概念为基本框架，以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给中国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为加强与各国公众的理解与沟通所做的各种积极努力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锐实力”的提出和热炒绝非学术和政策探讨，而是西方国家新一轮的对华舆论遏制战略，中国舆论界必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按照目前美欧舆论界对“锐实力”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框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一直进行的公共外交努力和舆论塑造既不是“软实力”也不是“巧实力”，而是实实在在的“锐实力”。
“软实力”是相对“硬实力”的一个概念，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巧实力”则是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运用。“锐实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2017年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花费数十亿美元，运用诸如人文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各种手段，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因这种做法既不像“硬实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是“软实力”那样的魅力攻势，所以称之为“锐实力”。随后，英国《经济学人》发文，强调中国“锐实力”是一把“能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并把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典型案例。2018年年初，“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发表文章，对软实力与锐实力进行概念上的甄别，把“锐实力”等同于“信息战”，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近年来的对外传播和人文交流活动。
美国的“锐实力”
按照“锐实力”的概念逻辑，最先炮制这个概念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正是一家长期接受美国国会的巨额资金支持、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锐实力”活动的机构。对姑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展开分析，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自一战以来至今在国际舆论空间所做的“锐实力”努力：
第一，一战二战期间的“锐实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手段第一次大规模应用于战争，美国成立了一个以媒体记者、舆论学者和公共关系专家为核心成员的组织机构“克里尔委员会”进行战时宣传，宣传的对象不仅局限于本国军队和民众，还针对盟友和敌对国家。二战期间，为了配合战争需要，有效对法西斯国家实施心理战，罗斯福总统成立战时新闻处进行对外宣传。二战时期，由美国政府创办的“美国之音”正式开播。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的好莱坞拍摄了大量丑化敌对国、鼓舞本国及盟友的电影。按照约瑟夫·奈对锐实力的最新理解，美国在一战、二战期间进行的传播活动属于典型的“信息站”，也就是“锐实力”。
第二，冷战期间的“锐实力”。 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传播活动重点是对抗苏联，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时期，美国成立了重要的机构“美国新闻署”，其核心任务是向外国公众介绍与宣传美国的政策和文化。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所从事的国际传播活动被视为进行进攻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工具。按照美欧舆论界对“锐实力”的界定，毫无疑问，冷战时期的美国所进行的对外传播活动也应被纳入“锐实力”的框架。
第三，冷战结束后至今的“锐实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对外传播不再重要甚至不再需要，预算连年减少，相关管理机构被裁减。“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政界和舆论界重新思考和重视对外传播，并制定了一系列在全球范围内提升美国形象的传播战略。奥巴马政府时期，制定了关于对外传播的全球战略框架，明确指出美国要在通过各种公共外交项目和平台保持与各国精英界联系的同时，努力扩大与普通公众的联系，以增强美国内外政策和价值观对国外公众的吸引力。显然，美国一直在“信息战”的思维模式和政策指导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锐实力”活动。
第四，以文化为基础全面提升“锐实力”。 在美国人看来，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等都是向各国进行信息战可利用的工具。美国在对外传播领域强调以文化为基础，以信息活动和文化交流为具体载体进行舆论影响力的塑造。信息活动主要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书刊和互联网等媒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力。文化交流活动主要包括富布赖特项目、国际访问者项目、国际青年访问项目、人才交流项目、建立美国中心、语言培训、展览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电影和富布赖特项目。从一战、二战直至冷战结束，好莱坞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战争期间带有明显宣传色彩和意识形态的电影到现在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大片，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播放的同时，塑造了全球公众的视觉思维和听觉类型，定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乃至重新整合了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而创始于1948年的富布莱特项目则是迄今世界上活动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被称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受到富布莱特项目资助的人往往成为所在国的学术精英或政府要员。通过这些文化交流项目，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锐实力”。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按照“锐实力”的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美国自身所做的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都将被打上“锐实力”的标签。
“锐实力”概念炒作的背景
美欧舆论界对“锐实力”概念的提出和炒作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从国际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话语权的不断增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舆论场的重要关注议题，但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及各个领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外交能力却严重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心和焦虑，加之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差异，美欧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舆论也甚嚣尘上。自2015年以来，美国舆论界更是围绕对华政策展开了持续的辩论，其中既有积极的声音，也有遏制论调。概括而言，主要分为适应、遏制和全球合作三派观点。持有全球合作观点的专家认为，适应与遏制政策均有合理之处，但激进的、单独地运用其中任一手腕均不恰当，都会威胁美国利益，采用全球合作政策更为明智。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舆论界对华政策的讨论呈现出新的舆情态势，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华遏制与中美战略竞争论调占据了舆论场焦点。在最新的国情咨文和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更是明确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各大智库纷纷展开对华政策的讨论与研究。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埃利·拉特纳在2018年2月15日发表的报告《勇于应对中国的挑战》中指出，美国必须利用合适的战略、投入足够的注意力、整合足够的资源，阻止中国主导下的亚洲和世界秩序的逐渐崛起。政治、意识形态和信息将成为美国取胜中国的关键，美政府在加大对华“信息战”投入的同时，还应根除中国在美国扩大影响力的各类机构。可以说，美国舆论界有一批鹰派已经吹响了对华遏制与竞争的号角。
了解了这些舆情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针对中国海外影响力拓展的“锐实力”概念会被大肆炒作。当然，美国舆论界也有对华理性的声音，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瑞安·哈斯在2018年2月5日发表文章《中美间以牙还牙的经济报复循环将伤害美国的经济》指出，在美采取措施让中国付出代价之前，美政府应充分评估中美关系破裂对美国造成的巨大风险。美应明白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由于中美间紧密的贸易联系，以牙还牙的报复只会对美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中国亟需加强有效公共外交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公共外交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提升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构建信任与和平的重要途径。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对华舆论遏制战略，中国亟需加强有效公共外交，加强与各国舆论界和各国人民的沟通与交流。
第一，加强多元化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又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从国外经验看，非国家行为体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大众传媒以及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进行多元公共外交。
第二，以文化为基础进行公共外交的内容建构。 近年来我们在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上投入了很多资源，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们还缺乏像好莱坞电影和富布莱特项目这样的核心文化产品。电影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媒介，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建构与阐述具有独特的优势。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公共外交中发挥了“形象大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政治共鸣箱”、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助推器、推进民主战略的催化剂的作用。
近些年来，孔子学院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却遭遇了一系列来自西方舆论界的强烈质疑。有美国学者更是将孔子学院比喻为“特洛伊木马”。近期西方的锐实力舆论遏制也是把孔子学院作为攻击的目标进行大肆炒作。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意识形态等结构性问题外，孔子学院本身的文化符号流于表面化，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活动缺乏深层次文化支撑也是原因。
中国可以把电影和孔子学院作为着力点，充分运用电影这种具有普适性的艺术语言，发挥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力量，淡化政府和意识形态色彩。一方面要深入挖掘研究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讲清其历史渊源和存在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为传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加强文化创新，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国际舞台上都能得到广泛的呈现和传播。
第三，强化新媒体传播力。 传统媒介的单向度传播使得受众参与感低而距离感强，新媒体的传播活动具有开放、多元、瞬时、互动、无障碍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更加注重目标公众的反馈和参与，因此成为表达意见、建立认同和塑造行为的重要媒介。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正是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优势，打破了传统的选举定律，在美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支持希拉里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把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作为“新主流媒体”进行全面布局和构建，尤其要重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针对性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领。通过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社交媒体舆情，加强互动并主动进行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
另外，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西方社会的舆论传播近两年来进入了以情感驱动舆论的后真相时代。要顺应后真相时代的受众特点和需求，掌握运用语言传播技巧。
第四，确立对精英群体与普通公众双管齐下的舆论影响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在目标受众的选择上存在一定误区。在全球层面，按照不同国家的经济总量高低，中国公共外交资源投放呈现“重美欧日，轻亚非拉”的格局，在国家层面，又呈现了“重精英，轻草根”的格局。在“反全球化”浪潮和新媒体影响力全面扩展的时代，这种外交思维有必要做出调整。2016年美国大选所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中精英舆论与普通公众舆论的差异，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启示和新的思路。中国应确立对精英群体与普通公众双管齐下的舆论影响机制。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美欧舆论界应摒弃成见，对于中国发展和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做的公共外交努力进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努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也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张玲 顾心阳
图文编辑/孟涵
作者：王莉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副教授。
来源：本文刊于《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