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 | 注册
当前位置: 首页 > 出版物 > 公共外交季刊文章
徐静波、韩立勇:静说日本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29日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徐静波、韩立勇  阅读:635

摘要:旅日作家、媒体人、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从1997年开始连续采访两会,采访过中日两国多位领导人。他通过《静说日本》、喜马拉雅app栏目《静说日本》等书籍和网络电台的方式主动在中国传播日本故事,帮助中国人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他的独特之处。本次访谈让我们了解到徐静波在中国传播日本文化,为两国公共外交所做的努力和背后的故事,对我国媒体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或可提供借鉴。


《静说日本》的初衷


  韩立勇: 作为一个媒体人,您在喜马拉雅app上的静说日本栏目,出书《静说日本》,向我们国人讲述您眼里的日本社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初衷来做这样的事情?


  徐静波: 我是1992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已经生活了26年。我的人生,前半部分是在中国度过的,后半部分是在日本度过的。同时我每一个月几乎都回国出差或者采访,因此常常会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会发现有许多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习俗,我们中国已经丢失,但是日本依然保留良好,而且还在生根开花。日本20年、30年前出现过的问题,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日本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好的经验做法,好的传统,介绍给中国社会,一方面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日本,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日本,少走弯路。


  韩立勇: 您觉得《静说日本》达到您预期的目标了吗?


  徐静波: 2016年底,喜马拉雅FM的编辑游说我开音频节目时,我还是比较犹豫,一方面,我没有当过播音员,加上是浙江人,普通话不是很标准,有地方口音,怕播不好。另一方面,自己是日本一家媒体的社长,平时事儿多,很难保证自己能够按时播出节目。


  好在自己在日本生活工作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于恪守信誉:“答应过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于是从2017年初开始,不管是在海外出差,还是感冒生病,坚持每周三、周六播出二期节目。由于“静说日本”节目是完全不收费的公益性节目,因此没有收入,我在日本也请不起助手,所以每一期的节目,都是自己构思自己写稿自己录播,每做一期节目,都需要花费半天的时间。


  正因为自己的坚持,而且内容寻求公正客观,这一节目被大家所接受,得到了许多听众朋友的喜爱。2年时间,收听人次已经超过了1亿。许多人从我的节目中,开始认识一个真实的日本,改变了对于日本的传统看法。许多人听了节目后放下顾虑来日本留学或旅游。也有不少的企业家听了节目之后,到东京来看望,希望给他们传授更多日本企业的经营之道。5月份,我在西安、成都、武汉作了三场讲演,每一场都有300多人自发来听,我感觉到了自己努力的价值。


日本能够给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韩立勇: 您常常会把中国和日本做一个对比,比如您说日本的芯片,日本的共享单车,您觉得日本是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借鉴吗?为什么?


  徐静波: 日本这个社会,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总体要比中国进步2030年。同时,因为它比中国早几十年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经历了中国目前最不愿意经历的经济泡沫崩溃的痛苦,因此这一个社会,它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自然在许多方面,要比中国来得成熟。


  同时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企业的性质也有许多的差异,因此,日本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政府给予企业的指点与扶助很少,企业必须自己拯救自己,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所以,日本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上,不仅做的主动,而且很有远见。譬如他们在10年前开始,就逐渐抛弃白色家电、电脑、电视机等传统产业,致力于AI技术与系统的研发,致力于高精密零部件的加工生产、致力于新材料的开发、致力于现代医疗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逐渐形成了日本新的尖端产业。所以,日本企业的自主创新的做法,很值得中国企业学习。我作了这一档节目,也写了这一篇文章,在中国国内反响很大,大家看到了日本的软实力和踏实创新的精神,也发现了中日之间在创新领域的距离。


  同时,在中国流行共享单车的时候,日本社会是恪守法律,以法律规范市场,坚决杜绝企业以共享经济的名义,占据人行道,违反《道路交通法》。日本认为,任何一件新生事物,如果只是让一部分人方便,而让另一部分人不方便,那就不能鼓励发展。任何企业都不能绑架社会,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种保守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新经济的发展,但是也维护了社会的良好秩序和市场秩序。中国正在走向法制社会,如何用法律规范市场,日本的一些做法很值得中国参考。


国人宜以平常心看待日本


  韩立勇: 在向国人讲日本故事的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您是怎么解决的?


  徐静波: 向中国人讲日本故事,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许多人的骨子里,很头疼听到日本两字,容不得你说日本好,更是容不得你说日本比中国还好。原因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忘不了日本军国主义带给我们的痛苦与灾难。所以,我的头上一直有一定帽子,叫汉奸。我前几天去知乎上查看了一些网友对于我的评价,否定的意见比肯定的意见还多。所以,无论是做喜马拉雅静说日本节目,还是写新浪博客、微信公众号,凡是介绍日本,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到,从2017年开始,骂我“汉奸”的人越来越少,留言批判攻击的也越来越缺,相反地,追崇支持我的粉丝是越来越多,向我提问讨教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一现象表明,我们的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视野越来越开阔,素养也越来越高,说明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成熟。这是我感觉到比较欣慰的一点。


  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的一名公众人物,必须要有胸怀和觉悟,来用一颗平常之心对待不同的意见,并与支持和反对自己的人友好共处,在友好相处中寻求相互理解。这就是我对于不同意见者的态度,鼓励大家表达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所以我不删贴,不拉黑,哪怕是在微信公众号上,也会把大家不同的意见展示出来。我觉得,这一种互动的过程,就是民主素养培养的过程。


  韩立勇: 我们国内现在有一些精日分子,也有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您觉得普通人应该怎么看待日本?如何与日本相处?


  徐静波: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有民粹主义者、也有民族主义者。日本把这一类思想极端的人,划为右翼或者保守势力。而我们中国社会,有时候会把他们当作爱国者。但是,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拥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毕竟是少数。同样,精日分子更是个别。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喜欢日本的“哈日族”当作“精日分子”,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喜欢中国的外国人,也全部要被打成“精华分子”。


  对于当今的日本,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已经不是过去的“军国主义日本”。现在的日本人民,也不是过去的“日本鬼子”。经过70多年和平的发展,日本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热爱和平的国民比想打仗的国民来得多。日本政府修改宪法这么难,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但是,我们也同时要看到,日本经济在泡沫崩溃之后经过20多年的低迷,它也有发展的诉求,日本领导人和国民也有振兴国家的愿望,因此,不能把日本的发展诉求予以一棍子打死,统统归纳为“复活军国主义”或者“故意对抗中国”,这也是不对的。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两国的发展各有千秋,但是,在“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必须冷静地正视这一种差距,寻求互补。


  李克强总理不久前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达成了“结束对抗,开启合作”的共识,两国将会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所以作为国民,以平常心看待日本,最为重要。“历史”这个坎必须跨过去,跨不过去,中日之间永远难有真诚的合作。


中日两国的发展与变化


  韩立勇: 因为您很早就去了日本,对这些年中日两国的发展、交往方面,您是有最直观的感受,可以谈一谈吗?


  徐静波: 1992年刚去日本的时候,上海浦东还是一片农田,中日两国的差距感觉是非常的大。同时,我那时在中国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及日本人一天的工资,贫富差距就更大。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飞跃式发展,中国在硬件上接近,许多领域甚至超过了日本。经济总量也已经是日本的3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国家比日本更有钱。但是,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在软件上,中国总体上与日本还有许多年的差距,在社会领域的差距可能更大。


  关键是,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一种差距,并以缩小这一种差距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不是夜郎自大。


媒体如何促进中日交流


  韩立勇: 您现在是亚洲通讯社的社长,作为媒体人,您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媒体在中日关系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做为?您有什么建议?


  徐静波: 中日两国的舆论调查结果都显示,有90%的国民讨厌对方。这些调查数据是不是准确?暂且不论,两国国民的感情对立是真事。我觉得,国民感情的对立,双方媒体是应该承担责任的。许多时候,媒体充当了一个助威者,而不是一个劝架者。两国的媒体,都应该有责任多报道对方国家的发展情况,多报道国民的友善、多理解对方的发展诉求,多理解对方的国情与政体,只有这样,两国国民才能增进理解,走向友好。


  韩立勇: 2018年,您作为海外侨胞参与两会,您的身份从记者变成列席代表,您在两会提出“建立更有利的机构维护海外侨胞的权益”,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您有这样的想法呢?


  徐静波: 1997年开始采访全国两会和中共党代会已经21年,应该也是连续采访两会时间最长的一名海外记者。2018年,我受全国政协的邀请,作为特邀海外侨胞代表列席了两会,由一名采访者变成了一名参政者。角色不同,自然要替海外侨胞多反映一些心声。所以,我在两会期间,提出了强化海外华文教育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和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全国侨联的肯定和重视。


  我觉得,海外有6000多万侨胞,其中读书的孩子们有1000多万。这些孩子长期生活在海外,接受海外的教育,不会说汉语,不会写中文,不理解祖国的历史与文化,逐渐的就变成了香蕉人,甚至有些孩子连香蕉人都不肯承认。如何把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更好地团结起来,让他们始终有一颗中华儿女之心,华文教育就成了关键。所以,我建议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海外华文教育中心,从语言、文化上关心支持这些游子的华文教育,让海外侨胞与孩子们能够传承祖国的文化血脉,在世界各地弘扬中国的文化。


  韩立勇: 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是什么样的?现在中国也很重视国家对外传播的能力,您认为政府和民间怎样合力搞好对外传播?


  徐静波: 日本社会既肯定和赞赏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对于中国的政治和海洋发展战略多有微词。因此,如何在日本讲好中国故事?一味地说教是不灵的。


  2001年,我在日本创办了日文报纸《中国经济新闻》,通过一种公正中立的报道形式,既报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就,也报道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用日本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和本土语言,和风细雨地讲述中国故事,效果就十分明显,目前订阅我们报纸的日本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读者有10万余人,连首相官邸都成了我们的读者。


  所以,中国各级政府在对外宣传中,一定要避免王婆卖瓜式的说教方式,多利用当地国的主流媒体,多利用像我们《中国经济新闻》这样已经在日本扎下了根的有华人背景的本土媒体,合力做好海外宣传,做长线宣传,避免轰炸式宣传(一年跑到海外搞一次活动)。多讲老百姓的故事,少讲政府的业绩。因为在西方国家,没有人说政府好,因为政府做的好是应该的。因此,我们过于讲政府好,效果适得其反。


  韩立勇: 《静说日本》这个节目对中国的年轻人影响很大,效果也很好,在中国讲日本故事,您有什么经验?公共外交强调双向对话,有没有考虑在日本也做一个这样的节目,传播中国文化?


  徐静波: 喜马拉雅静说日本节目在中国已经很受欢迎,通过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事例,来告诉中国听众日本社会的替酸苦辣、日本人的活法,节目很平民,自然也很亲民,容易为大家所接受。所以,我也在企划,用同样的方法,在日本用日语做一档静说中国的节目,通过讲述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点点滴滴,来告诉日本民众一个与日本同样有诉求有幸福也有苦恼的中国,增强日本人民对于中国的理解,拉近两国国民的感情,使得中日两国真正友好起来,成为互帮互助的好邻居。




责任编辑/张玲 顾心阳

图文编辑/孟涵


作者:韩立勇,本刊编辑,天涯社区副总编辑;徐静波,亚洲通讯社社长,旅日作家。

来源:本文刊于《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春季号


用户名:
密码:
换一张
评论 (0
加入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