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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及当下意义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14日  来源:《欧洲研究》  作者:王存刚  阅读:220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拥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具体表现在理论视野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以及理论观点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其所秉持的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直接的关系。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品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危机与变革并存的复杂局面,应当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品格,进一步拓展理论视野,聚焦攸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探究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趋势;在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深度发掘传统方法的精髓,积极借鉴其他学科领域与理论流派的有效方法,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体系;要勇于突破既有研究范式的窠臼,不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和新观点。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现状及发展方向,争取实践上的更大主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理论品格;危机与变革

【作者简介王存刚,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外交学系主任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征,并因此而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与实践价值。在这一系列特征中,与时俱进是一大基本特征,也是一种基本品格。深刻把握这一特征和品格,不仅有助于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总体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区分开来,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地位,并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断推向新境界;还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尤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准确把握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争取实践上的更大主动。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品格的具体表现

(一)理论视野上的与时俱进

追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领袖,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和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等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其理论视野上的与时俱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间既有传统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国际主义问题以及殖民地问题——的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也有新的议题——如国际体系转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被提出、被关注和被阐释。由此,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始终发展着的、与风云变幻的世界同步的理论形态,时代性、开放性成为它的两大鲜明特点。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视野上的与时俱进,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第一,国际关系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高度的实践指向,它随着人类在相关领域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之初,国际关系还仅局限于聚集众多现代民族国家的欧洲地区,欧洲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尚未产生现代意义的国家行为体,也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笔下的所谓的“文明国家”,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这一时期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数量相对有限、复杂程度相对较低。进入20世纪以后,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持续几个世纪、由欧洲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为更多的——主要是欧洲之外或者说亚非拉地区的——主权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世界体系形成和世界秩序建立开启了大门。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下展开的。其政治后果之一,就是独立主权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半个世纪、以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尖锐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格局宣告结束,又有一批新国家从既有国家中分裂出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面孔、新角色。比如,仅苏联就分裂为15个国家;在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则一分为六。除国家行为体外,当今国际舞台上还不断出现并活跃着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性国际组织,以及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政党、国际恐怖组织、跨国犯罪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等。国际行为体数量和类型上的持续增加,导致国际关系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国际关系已不再仅限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国际关系的内容日益丰富。国际关系形式上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是导致国际关系内容日益丰富的最重要原因。在当代,各类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程度。各类国际行为体之间日益频繁、不断深化的互动,产生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领域。与此同时,各种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核扩散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难民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问题等——日益凸显。


国际关系事实在形式和内容上巨大、复杂而持续的变化,使得以“洞悉国际政治秘密”、“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断增多,研究议题不断丰富,研究视野随之不断开阔。例如,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要分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涉及了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所有重要议题,包括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跨国移民、环境与生态、人道主义干涉、全球公民社会以及传统安全等,并以对这些议题的深入研究而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在整体上推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上的与时俱进

    按照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历史,它与研究议题一样,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由此使得理论发展过程呈现为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


第一,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例。这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否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是区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准。马克思在分析国际问题时出色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这在分析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及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具有鲜明的体现。对此,列宁评价说,“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伟大创造者,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章中,详细分析了当时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以及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状况,作出了“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重要论断,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乃至人类历史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和积极践行者,毛泽东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高手。他早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既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也是政治科学领域的一篇经典文献。毛泽东还别开生面,用阶级分析方法探讨国际关系中的一大核心问题即国家实力问题。他指出:“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在当代,尽管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如某些人所认为或期望的那样式微或消失,而是出现了回归与超越的新态势。新的阶级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阶级方法先后诞生,比如,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新中间阶级理论”,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的“阶级与剥削理论”。这些理论和方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也在研究中积极运用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比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分析方法,用于剖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演进特征和规律等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仅着眼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阶级分析问题,对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问题重视不够,而后者恰恰是他所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试图解决的问题。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划分,以及对三者关系的分析,都可以明显地看出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子。批判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在回应为什么使用阶级分析这一“似乎太老派”因而饱受贬抑——甚至被某些学科明确排除在外——的研究方法时,坦言与其研究路径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把生产置于中心的地位便直接导致了社会阶级的问题。”尽管考克斯也承认,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变化的确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重新思考阶级问题。在他看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阶级的形成、瓦解以及阶级间的冲突,认为阶级关系为经济和政治、生产和权力提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虽然仍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把根据19世纪中期欧洲的社会状况所确定的阶级定义机械地全盘照搬到20世纪晚期的世界,因为目前的社会阶级状况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为了使阶级分析重新成为正确而有用的理论工具,需要对阶级形成的动力采用新的分析路径,即以生产为出发点,研究生产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看它们是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力量的,这些社会力量又是如何构成国家和世界秩序的权力基础的。此外,也要回过头来考虑寓于世界秩序和国家制度中的权力是如何形成并控制生产关系发展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考克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也是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即《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


阶级分析方法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实现回归与超越,主要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衰、世界力量结构变化有关。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的状况日益严重,阶级对立依然存在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就通过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财富收入历史数据的系统深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较以往进一步扩大,并很快将变得更加严重;在当代,一个人财富的多寡不仅由劳动所得决定,更由财富继承决定,因而出身比后天努力和才能更重要。另一方面,尽管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整体实力仍存在较大差距,两者在各种重要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彼此间的矛盾因此也没有得到有效缓和。总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对社会研究和分析方法构成新挑战,“但同时也彰显出作为社会分析主要范畴和范式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必须获得新的说明,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并重新获得有效的阐释力和说服力。”


第二,对其他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放性,即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借鉴和运用,在研究方法领域同样有鲜明的体现。比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对黑格尔的方法进行过改造,抽取其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要素——辩证法,并将其与社会历史有效地链接起来。又如,赖特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等跨学科方法,通过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矛盾、阶级意识、阶级联盟等重大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新判断,对人们思考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它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不小的启发。再如,沃勒斯坦既对当今欧美国家的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做出了深刻的学理批判,又充分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思维——特别是该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提出的交叉学科研究法。沃勒斯坦认为,在布罗代尔之前,人们研究时间结构的单位通常使用的是“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时长为50-60年)这一概念问世后,人们开始有了“长周期”概念。布罗代尔则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长周期”概念——时长达百年之久,用以考察地中海地区历史演变的特征与规律。沃勒斯坦又在“布罗代尔周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超长周期概念,即“世界体系”(world-system),其时长达数百年。他指出,这种超长周期本质上“不是一种理论或推理方式,而是一种视界(perspective)和对其他视界的批评”,它“正在扫荡不少社会科学目前赖以运作的大量前提”——沃勒斯坦将这一工作视为“清扫场地”。在他看来,“一旦清扫完毕,得到的只是一片场地而不是新的建筑,那只不过是重新建设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判断,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超长周期,有自己的方向和复杂结构。但无论周期有多长,该体系最终难以逃脱衰退的命运。这一判断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命运的论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再如,考克斯在对世界秩序的分析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由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首创,并经戴维·辛格(David J. Singer)系统阐发、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Bruce Russett & Harvey Starr)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加以完善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考克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但他所划分的层次和确立的分析单元,既不同于沃尔兹、辛格,也迥异于拉西特、斯塔尔以及布赞。考克斯认为,一个历史结构包含三个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层次或活动领域,即生产组织、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霸权国家中的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力量塑造国家结构,而这些国家的国家结构的变化又将改变世界秩序,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生产和国家形态。如果从互为区分的角度看,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可以初步、近似地表现为物质能力、观念和制度的特定构型。如果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层次都可以被看成既受其他层次影响又包含其他层次的东西。显然,考克斯的这种做法有助于更全面、更细致从而也更有可能表现历史的真实进程。


(三)理论观点上的与时俱进



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显示,举凡理论视野的扩展、研究方法的更新,最终都是为理论创造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如此,相关案例也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和研究重心,仅举两个案例佐证这一判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对时代问题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国际问题的讨论中虽然关注时空问题,但未明确提及时代问题,因此也未形成系统的时代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是列宁首创并进行系统论证的。列宁以历史上那些特别突出因而引人注目的事件为里程碑,将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三个时代的阶级状况不同,国际冲突的性质、任务和形式也存在很大差别。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成长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列宁的时代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毛泽东均在整体上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并以此作为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内外事务的基本依据。到上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列宁的时代观因此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主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紧紧抓住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本质、最核心问题,适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的时代观是对列宁的时代观的重大发展,它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其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得到了广泛肯定。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工人没有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两大口号,由此奠定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基础。列宁则进一步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新口号,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发展到了新阶段。面对当时民族主义兴起及带来的挑战。列宁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一方面深入阐释民族主义的积极功能,希望借助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冲击世界旧秩序,另一方面又严厉地批判和努力防止各种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和做法,试图有效地平衡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当代,面对国际力量结构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面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进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及要完成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力求在国际责任和国家利益之间实现平衡的新国际主义,并在外交实践中切实加以践行。邓小平在坚持“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促进国家间“友好相处和广泛合作”等原则基础上,突出强调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包括坚持和平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济、保持内部稳定等。他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的上述主张,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义利观问题上。习近平指出,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这是中国外交得道多助的一个重要基础。对那些长期对华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考虑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总之,在习近平看来,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正是因为在理论视野、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上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才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才能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二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其方法论直接相关



正如诸多理论作品反复论证的那样,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不断写出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特点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承袭了这一优秀品格,并以自己的方式彰显了这一品格。这从前文的阐述中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与这一理论所秉持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相关。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一经验现象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因而它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经验的或实证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教条出发。恩格斯曾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列宁也指出:“现在必须弄清楚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而一切客观事实都处于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的过程中。对此,恩格斯写道:“当我们通过思维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客观事实的变动性,要求试图反映这种特性的认识主体必须始终运用发展的眼光、联系的眼光而不是静止、孤立的眼光看待客观事实。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概念化、理论化、系统化的工作,就必然使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发展的品格。


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学理层面看,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还是作为一种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都必须根据经验事实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包括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结论的修正和完善,以强化自己的解释力,保持自己的生命力。从理论发展史看,历史唯物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加以精彩运用的。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途径、具体研究对象、理论目标以及理论逻辑生长点等方面都卓有建树。这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中有出色体现。在当代,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自己的努力继续着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比如,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试图通过发展交往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美国学者哈维(David Harvey)将空间因素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这一新的研究范式。 这些都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在上述理论家们各自分析国际问题时得到具体运用。比如,哈贝马斯对后民族主义的论证中,就渗透了他的新唯物史观。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品格的当下意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品格的当下意义与当今世界的两个基本特点有关。


第一,当今世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在经济领域,2008年爆发的严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世界经济虽然在总体上呈现复苏态势,但仍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等多重风险和挑战,中短期前景不容乐观。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一部分主权国家内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治理危机,并且产生较大的外溢效应。比如,欧洲难民危机就是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执政当局治理能力低下的直接后果,它冲击了欧盟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各种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新纳粹主义、排外主义在一些国家沉渣泛起,为各类高举反移民旗帜的右翼政党攫取更大政治影响乃至执掌政权提供了社会基础,从而推动一些欧盟国家在政治向右转。在安全领域,近年来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有所加剧,主要大国的军费开支特别是用于战略武器研发的费用大幅上升;大国在太空、深海、极地和网络等新边疆的战略竞争似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对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争夺已有短兵相接之感;美国新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对“战略竞争对手”的框定、对战略目标的规划以及相应的布局构想,对全球安全局势的稳定构成新的威胁。一些中小国家内部发生的严重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外部势力特别是大国的介入使得当地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恐怖主义威胁继续存在,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形成的某些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能否得到有效维护令人忧虑。更为严重的是,人类在价值观领域的分歧有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大趋势,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真正化解既有的文明间冲突和文明内冲突,甚至有加剧两类冲突的态势。冷战结束就已形成的“亨廷顿之问”,不断冲击人们的心灵,拷问人们的良知,考验人们的智慧。


第二,当今世界也是一个期待变革的世界。从国家层面看,首先是发达国家在寻求变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当年就是凭借“改变”(change)这个简洁但充满想象的词语,打动构成多元、欲求多样的美国选民,从而顺利当选的。他就任总统后,也确实推动了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变革,但方方面面的掣肘使其步履蹒跚,成果不多。2016年1月,奥巴马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坦陈:“在过去的七年里还有其它难以达成的领域,比如,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能保证制度不向最富有的财团和大公司倾斜。在此,美国人民需要做出选择”。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最为重要的是,当公众觉得自己的呼声无关紧要,而整个体制被有钱、有权或者个别人所操控时,民主就将崩溃。”他呼吁:“如果我们想优化政治形态,仅仅换掉一个国会众议员或参议员,甚至换掉一位总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整个体制,来展现更好的自己。”作为奥巴马的继任者,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虽然在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上饱受争议,但在美国国内改革方面也有自己的主张,这在其2018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以及第一份国情咨文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地区一体化的先行者欧盟虽然面临重重现实困难,但其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协调好各成员国间的复杂关系、实现欧盟当初的目标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2016年6月,在英国公投脱欧已经成为现实之际,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就明确指出,欧盟必须进行“深刻改革”,启动新的欧洲建设计划,以实现“再次崛起”。2017年9月,在索邦大学关于欧盟改革的演讲中,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提出了“重塑欧洲”的一系列主张。马克龙的主张得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充分肯定。其次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求变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调,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基于这样的理念,中国已经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四个全面”布局中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的关键环节,并且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印度在莫迪就任总理后,长期慢慢腾腾的国家改革进入快车道。2014年以来,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并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转型委员会”。在2018年1月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改革成为莫迪阐述印度走向未来的关键举措之一。从国际层面看,由于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国际格局日趋均衡。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强烈再分配效应,进一步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基于这种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主导权,希望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发达国家也已充分意识到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如何塑造一种新的全球性规则与体制,使政治的全球融合能与经济的快速全球化进程匹配”,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执政者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人类要么面临全球化收缩的风险,要么会经历一个冲突烈度更高的动荡过程。而这种“严重失序的世界”所造成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当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乃至领导人的国际视野、治国理政的观念和能力存在差异,各国对变革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变革的意志、变革的思路、变革的手段也存在很大差异,变革的目标甚至可能相互抵牾,变革的进展因此参差不齐,但求变的迫切心理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广泛存在的。各国的政治精英、思想精英、社会精英都明白:不变,肯定是死路一条;求变,才有可能找到出路。“变则通,通则久”这句古老的中国格言,可能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并转化为一种实践的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面对的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总之,危机与变革并存,是当今世界——自然也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基本特点。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人类迫切需要知识生产领域的新进步,以安顿心灵,发现出路。在这方面,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有用武之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一品格启迪我们:要有效克服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挑战,不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实现人类均衡、普惠和可持续的发展;要顺应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新现实、新趋势,推进国际体系的顺利转型,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就应当以进取的姿态、开放的心胸去努力拓展理论视野,特别是聚焦那些攸关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探究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趋势。要在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并更好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使用的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精髓,广泛借鉴并积极运用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其他理论流派已经为研究实践证明为有效的科学方法,并且不断创造新的研究方法,以使国际关系研究的“工具箱”更为充实、有效。要勇于突破既有研究范式的窠臼,不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观点,以理论创新求理论发展,以理论创新求实践作为。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争取实践上的更大主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责任编辑:张玲 顾心阳

图文编辑:康巳鋆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3-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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