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73届联合国大会的言论和表现，再次让人们感到一个深刻变化着的美国带给世界的冲击。虽然此次联合国大会希望各国探讨“全球领导与责任分担”，但特朗普却毫无掩饰地宣扬，“我们拒绝全球化意识形态，我们信奉爱国主义学说”。相较特朗普在去年联合国大会的讲话，“美国优先”的色彩更加浓厚，唯我独尊、单边主义的气势更加强烈。

美国的“压制性回缩”

  美国总统通常会就如何处理该国对外政策提出一整套带有个人印记的构想和方式，从“杜鲁门主义”到“布什主义”、“奥巴马主义”，在不同时代都集中彰显了美国外交的战略取向。

  “9·11”事件发生一年后，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将采取必要的单边主义行动，对恐怖主义组织和专制政权展开“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政权更迭”模式推进民主、扩展和平，“将积极致力于将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布什主义”的影响下，2003年美国不顾法国等盟友的反对，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后被证明子虚乌有）开打伊拉克战争。此外，布什政府还拒不批准《全面核禁试条约》、退出《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并推进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等。这些举措在全球激起“反美情绪”，正如当时一位法国学者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政治自由和经济秩序的捍卫者，今天似乎成了国际上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到处兴风作浪、挑起冲突……过去我们在美国那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今美国却正变成一个问题。”

  与“布什主义”相比，“特朗普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在特朗普治下，美国的总体对外战略正呈现出一种“压制性回缩”（repressive retrenchment）态势，知名的新保守主义学者、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甚至将如今的美国描述为“流氓超级大国”。

  应当看到，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民粹主义的长期化和扩大化，是特朗普政府实施“压制性回缩”大战略的动力源。客观而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利益分配不平等问题，导致白人中下层民众与“全球主义者”和其他精英阶层的深重对立，前者反对美国承担过多国际责任，美国的“内顾”倾向日益增强。尤其是，近年来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运动以及“左翼民粹”现象在美国逐渐兴起，进一步加大美国国内的种族、阶层裂痕。

  在美国国内出现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以“美国优先”为纲，展现出从全球事务中不断“抽身”的态势，具有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全球主义”、以强调“主权”的双边方式取代多边主义的倾向，试图在简单的扩张和收缩、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之外走出维护美国霸权的“第三条道路”——“压制性回缩”。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坚持内政优先、实力优先，以较为狭隘的方式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努力降低美国在参与和领导全球事务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推进的这种“回缩”又具有显著的“压制性”。特朗普具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认为美国长期遭受不公平对待，虽然有强大实力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其欲充分利用美国相较于其他大国仍然极为强大的国家经济、技术、安全实力，并以双边主义方式放大这种实力优势，通过“贸易战”等讹诈性、霸凌性手段，逼迫对手做出较大让步。

  此外，特朗普信奉“以实力保和平”和“强人”哲学，主张恢复美国的“军事荣耀”，更有力地巩固美国在军事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正如他在此次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所夸耀的，“我们为我们的军队争取到创纪录的军费，今年7000亿美元，明年7160亿美元。我们的军队日益兵强马壮，很快将进一步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推进“压制性回缩”大战略，特朗普还采取了一些具有反建制色彩、突破美国外交传统方式的策略手段。比如，公开质疑美国同盟和北约的重要性，将欧盟称为“对手”，甚至对不同的盟友进行“分化”。特朗普毫不掩饰对欧洲一体化的蔑视，批评英国政府在“脱欧”问题上不彻底，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建议退出欧盟，用激烈言辞指责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期，特朗普的重要智囊、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在欧洲成立名为“运动”的基金会，为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助威鼓劲。

  撇开对特朗普大战略的道德评判，需要强调的是，“压制性回缩”并不是简单的收缩，也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全球领导地位，它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欲退还进”的大战略，是针对全球化催生国内矛盾、大国战略竞争回归、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等重大挑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旨在重新打造更加对美国有利、更加能够为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和国际体系。实际上，在“回缩”态势上，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政府之间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只不过奥巴马选择的是自由主义、制度主义的路线，而特朗普则是“强现实主义”的路线。

  无疑，特朗普政府的“压制性回缩”大战略对国际秩序的演变具有深刻影响，也是促动中美关系战略转型的根本性因素之一。正如卡根所言，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试图解构二战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特朗普“利用深植于战后秩序的巨大实力差异，牺牲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利益”，“迅速摧毁70年来那种有助于维护世界秩序、防范国际混乱的信任和共同使命感”，“特朗普的世界就是全面斗争。不存在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关系。只存在实力决定的交易。这正是一个世纪以前令我们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种世界”。

  在特朗普寻求的世界新秩序中，国际贸易和经济体系的重构至关重要，这是美国对中国持续发动经贸攻势的深层背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既通过惩罚性关税、技术出口限制，提升投资门槛等手段，打击所谓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对加拿大、德国等美国盟友施以压力，尤其是将“豁免”作为诱饵迫使盟友与美国共同构建压制中国的“统一战线”，今年6月美欧日就产业补贴、技术转让等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即是重要例证。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对世界贸易组织加大施压，甚至声称考虑“退出”这一机构。特朗普另一核心智囊、现任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曾经公开表示，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迄今犯下的最大错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美国的衰落”。在美方看来，拥有164个成员的世界贸易组织以达成共识为决策原则，决策程序的效率也很低，容易让中国等国家“钻空子”，未能充分解决限制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特朗普政府通过阻挠任命新法官，使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几乎陷入瘫痪状态，最迟到2019年年底该机制将彻底失去行动能力。

  如今，美国约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9%，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3%，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对外经贸政策的各方面影响不应被轻视。近期调查显示，世界很多地区都出现出口订单下滑的情况。欧元区新出口订单指数已跌至两年来的最低点，尤其是德国的制造业企业产出急剧减少，石油价格的上涨也显示出国际市场的担忧情绪。此外，“贸易战”正增加新兴经济体的的压力，随着美联储加息以及美元走强，土耳其、南非等国的外部债务风险将显著上升，本国货币的贬值压力也会加大。今年1月以来，土耳其里拉已经贬值40%。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通过“贸易战”制造不确定性、恐惧和敌意，或许会让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的预言者、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警告，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将在2020年到来，而且会比2008年的危机更加严重和持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大卫·莱克（David A. Lake）则担心，“贸易战”和报复反击形成的恶性循环或许会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崩溃，进而形成一个个排他性的贸易集团，这正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因。

  应当看到，过去两年来，特朗普的施政已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的加持下，努力突破“建制派”力量的束缚，积极打造能够落实“美国优先”理念的执政团队，在推进大规模税改、加大移民限制、减少贸易逆差、增强军力建设等方面逐步实现其竞选承诺。未来数年，即便特朗普可能遭遇某些政治突变而下台，但他的政策也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即便人们多对言语偏激、行事乖张的特朗普嗤之以鼻，但“特朗普主义”却值得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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