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亚太大陆向新的印太地区的海洋地缘政治框架的范式转变可能还处于一个动态的讨论过程中——目的在于确保多个新旧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战略平衡，但是，继续排斥中国仍然是其最大的局限性。除了西方话语中存在这种排斥之外，中国的不愿加入也是强化这种外部反应的内部诱因，即将中国视为触发器，但中国又不是所构建的印太地缘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当代话语似乎过于受到中美对抗预言的影响。这往往忽略了中国话语中的微妙反应，这种反应可能并非源于中国的军事力量，而是来自其难以觉察的文化和经济因素。本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与“印太”框架和平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发挥协同作用，以最大化共同利益。将两者隔离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的崛起是最近几次地缘政治体系被重新构建的重要触发因素。“印太”是从地球科学术语中借鉴而来的，在地缘政治中同样被接受，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著名的亚太大陆地区的海上观点。在关于印度洋-太平洋的狭义定义中，“印太”指西太平洋地区，同时将印度洋纳入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宽泛的解释，这类解释将它的范围划定为从非洲东海岸到美洲的西部海岸。然而，即使在地缘政治中存在严重争议和相对较新的范畴之中，这种新的表述也有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引发系统性的变化，并改变亚太地区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平衡状态。
这种快速形成的“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政治体系最明显的触发因素并不难找到。首先，这与中国的持续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又被中国政府高速的经济增长所强化。即使面对2007年以来长达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的经济依然在持续增长。一方面，欧洲发生英国脱欧危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政策；另一方面，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证明了它的实力：中国在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促进了亚洲“小虎”经济体的复苏，从而加速了世界力量从北大西洋向跨太平洋方向的转移。这也标志着国际地缘政治从旧的军事联盟转向新的以互联互通和共同繁荣为主题的方式。事实上，中国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重新建立冷战军事同盟，这使得铁杆现实主义者忽视了中国在“塑造”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这一新兴地缘政治体系方面的真正优势。它的基本前提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将决定它们未来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本报告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范围覆盖从非洲到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一直是化解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冷战分歧的最强大的新生力量。此外，中国对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的维系见证了其摆脱“马六甲困境”的努力。中国寻求马六甲海峡替代方案（如桥梁、管道或北极航线）的尝试即使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之后也仍在进行。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力有望为其与“印太”地缘政治体系的共同目标开辟一个新的舞台，其目的还在于化解旧的冷战分歧。这为双方探索中国的崛起如何与新兴的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政治体系相互协同提供了途径。但要做到这一点，“印太”地缘政治辩论必须形成一种包容性的方式，确保中国仍然是其新的地缘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 为什么中国被视为局外人？
中国正在成为触发因素以及印太地区新兴地缘政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现实对于冷战现实主义者来说可能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因为他们将中国的所谓“霸权”视为对“印度洋-太平洋”未来范式的定义。他们继续夸大美国的“离岸制衡”战略，且完全忽视了中国对软实力杠杆的微妙利用，特别是中国政府调整了其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区域性倡议，而这些倡议有望“为中国带来其他及更大的全球利益”。然而，被视为触发因素的中国在大多数印太话语中仍然是个局外人。中国充其量被认为是这些新格局中的一个刺激因素，却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使得关于“印太”地缘政治的辩论犹如美国的盟国与伙伴之间颇有动机的对话。
“印太”地缘政治范式作为重要的区域倡议，主要是由美国试图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澳大利亚实施“向西看”战略、印度实施“东向行动”以及来自日本、韩国和东盟成员国的零星反应所引发的。这一更为广泛的、再次从亚太地区向印太地区转变的主要根源在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等意图寻找替代性盟友和框架来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也见证了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主导的两种并行的安全与发展架构的演变。它们之间有相互重叠的地方，同时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之中，使区域局势始终保持一种对所有利益攸关方而言不断变化的状态。在习近平主席从2018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下降以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更强的承受力，这些动态因素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澳大利亚在促进“印太”地缘政治讨论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得澳大利亚处于这一地缘政治构想的“中心”，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澳大利亚的《2009年国防白皮书》曾经激发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评论员的观点：“澳大利亚已开始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核心战略挑战，并因此成为澳大利亚海上力量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推动力。”他还进一步暗示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领导的政府是如何在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同意允许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驻扎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的一个新的美国海军基地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澳大利亚重新启动其安全联盟的事件越来越多。尽管澳大利亚可能会继续充当美国“转向亚洲”和“离岸制衡”战略的代理人，但澳大利亚也会重新评估其针对中国崛起的相关政策。澳大利亚《2013年国防白皮书》就标志着这一转变，该白皮书指出：“澳大利亚政府不会把中国作为对手来看待。相反，其政策旨在鼓励中国的和平崛起，并确保该地区的战略竞争不会导致冲突。”
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同时也是新兴力量的印度，已经出现了倾向于支持邀请中国参与“印太”话语讨论的温和转变，但印度对于可能不得不在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中美两国之间做出选择持谨慎态度。尽管中印双边关系中经常会出现种种不愉快的小插曲，但印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支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印度（一直与美国走得更近一些）曾为推动中国在2001年加入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OR-ARC）、在2005年加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以及印度洋海军论坛（India Ocean Naval Symposium）做出了相应的努力。这些联盟和论坛都是被印度政府视为核心国家利益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另外还有印度尼西亚，它的覆盖范围几乎从印度海岸延伸到澳大利亚海岸。从2013年5月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R.M. Marty M. Natalegawa）呼吁签订印度洋-太平洋友好合作条约开始，它就将印度洋-太平洋视为其提升新兴大国地位的重要区域。印度尼西亚认为“印太”有可能实现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并希望借此确保自身不会成为“单一国家不受约束的优势”或者与多方参与者相关的“混乱或不确定性”的牺牲品。印度尼西亚可能会因为其地理位置、群岛性质和漫长的海岸线而对美国的激励做出回应，并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政治体系的枢纽。正如一位专栏作家所言：“这样，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经济体和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进入世界舞台已经搅动了整个区域的战略环境。在美国转向亚洲之后，印度尼西亚的中心地位已经在印度洋-太平洋的政治安全动态中显现出来，所有大国，无论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还是澳大利亚，都在忙于与世界上最大的列岛国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根据印度尼西亚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重新确定它们之间的政策承诺。”
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将其形容为“美国转向亚太地区的支点”，这些国家对于中国成为该进程的组成部分总体上保持缄默不语，更不用说在促进中国参与“印太”话语方面发挥任何主导作用了。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国家不会支持中国成为“印太”地缘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至于美国，它恰如其分地支持了印太地区出现的这种新格局，它一直支持将印太地区描述为“从印度次大陆延伸到美洲西海岸”的宽泛定义。通过此种做法，美国希望成为该地缘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其能够复制20世纪对欧洲的领导模式。这将确保美国在全球力量从跨大西洋转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时，能够继续处于领导地位。就像20世纪欧洲的英国一样，它寻求与澳大利亚和印度合作，以充当21世纪“印太”话语的主要斡旋者。这对印度来说听起来似乎很美妙，但“印太”从来都不是以印度为中心。它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结合，未来将是所有沿岸国家的共同资产。此外，由于美国领导人似乎选择了印度而不是中国，放弃了对“南亚”这一具有分裂殖民意味的表述偏好，重新使用了一个更为传统、更具包容性的措辞“印度次大陆”，这一点受到印度对话者的高度赞赏。然而，令美国感到不安的是，一些印度专家强调与中国接触的必要性，并确保中国仍然是印太地区新兴地缘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印太地缘政治体系甚至是不可持续的。引用一位有影响力的前外交官希亚姆·萨兰的话：“‘印太’话语中……切不可排除中国，尽管这需要由北京方面决至于美国，它恰如其分地支持了印太地区出现的这种新格局，它一直支持将印太地区描述为“从印度次大陆延伸到美洲西海岸”的宽泛定义。通过此种做法，美国希望成为该地缘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其能够复制20世纪对欧洲的领导模式。这将确保美国在全球力量从跨大西洋转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时，能够继续处于领导地位。就像20世纪欧洲的英国一样，它寻求与澳大利亚和印度合作，以充当21世纪“印太”话语的主要斡旋者。这对印度来说听起来似乎很美妙，但“印太”从来都不是以印度为中心。它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结合，未来将是所有沿岸国家的共同资产。此外，由于美国领导人似乎选择了印度而不是中国，放弃了对“南亚”这一具有分裂殖民意味的表述偏好，重新使用了一个更为传统、更具包容性的措辞“印度次大陆”，这一点受到印度对话者的高度赞赏。然而，令美国感到不安的是，一些印度专家强调与中国接触的必要性，并确保中国仍然是印太地区新兴地缘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印太地缘政治体系甚至是不可持续的。引用一位有影响力的前外交官希亚姆·萨兰的话：“‘印太’话语中……切不可排除中国，尽管这需要由北京方面决定是准备采用包容性的方法来应对新的挑战，还是坚持基于其自身安全利益的狭义定义而采取排斥性的战略。”
鉴于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及其盟国与伙伴国不断变化的态度，未来几年美国政府的政策很可能不仅是简单地认可或支持印太地缘政治格局。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不仅采取对冲策略，而且还逐步转向进攻性战略。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做出美国将明确扩大其军事存在以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的预言，以及“中国被描述成在其崛起中没有对其所在地区承担足够的‘责任’”，则美国必须留心像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样的全球主义者，他们认为“西方国家需要转变态度，以避免鼓励中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发挥主导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五角大楼宣布了关于到2020年，大约60%的海军舰队将如何驻扎在亚太地区的计划。自2012年9月以来，首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已经抵达该地区，在奥巴马总统卸任时已达到2500人。看来，即使是这种挑衅性的部署也没有诱使中国参与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政治辩论，这就使得这种继续把中国排除在“印太”话语之外的做法令人感到费解。
二 美国战略延伸带来的复杂问题
与近年来关于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不同，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以及其他因素，促进了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的“重新接触”。某些人将美国描述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常驻力量”，致力于重振其雄风，并“加强与海洋国家的伙伴关系”。美国的这种战略性延伸导致中国在由美国主导的“印太”话语中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稳定与安全最具影响力的“担保人”，但它主要还是着眼于跨大西洋合作。为了维持如此庞大的覆盖范围，它遵循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为名义所建立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军事联盟的“轴辐”战略。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的崛起，特别是面对“9·11”恐怖袭击以来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前所未有的威胁，这种旧的美国轴辐联盟架构已经不能够有效地解决美国的安全问题。事实上，它似乎变得越来越适得其反甚至成为一个累赘。过于庞大的军事力量似乎超出了美国的承受能力，而且与其相对缩减的资源已经无法再相匹配，这也是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和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在其畅销书中所谈到的“后美国多极世界”。 因此，美国一直在探寻削减军费开支的方式，并制定新的成本分担方法，这已成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任期内的高频词。这些都是新出现的问题，它们正在迅速重新界定美国的离岸制衡方法，并已导致其放弃了TPP，从而引入了更新的“印太”地缘政治架构，尽管新的策略仍然是以其原有的反华理论为前提。
美国正越来越多地寻求通过与新伙伴重新结盟来最大化其在地区的影响力，同时“敦促它们努力在中国强烈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的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妥协”。美国认识到，随着其他几个地区利益攸关方的能力提升，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能力的提升，美国自身的影响力正在加速下降。此外，近几十年见证了新的非对称性战略的崛起，像朝鲜或伊朗这样的国家被认为不一定会轻易屈服于美国的独裁行为。甚至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美国就一直在重塑其外交政策，并重新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试图认可中国在整个地区同类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但事情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发展，两国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自2003年以来，中国被要求就朝鲜问题召开核不扩散六方会谈。但美国认为，中国并没有“拿出国家的全部力量来切实实施联合国现行的制裁措施”，平壤还在继续试验弹道导弹和引爆核装置。因此，美国一直在鼓励印度不仅“向东看”，而且要“东向行动”，这与印度越来越多地参与以东盟为中心的各种论坛的行为相吻合。印度自2005年以来采取了海啸后积极主动的区域外交政策，这是印度第一次与联合国以外国家结成联盟而开展善后救济和重建工作，而且是由美国领导的。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为印度从来没有接受过联合国以外此类的联盟。
事实上，印度在经历了1998年5月自核试验以来漫长而曲折的外交谈判之后，美国历届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都开始推动与新德里方面更密切的关系，这使印度逐深化了与美国盟友的接触，同时参与了诸如“印太”战略构想。随着2010年印度和美国率先达成核协议，印度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大国，尽管它从美国或法国采购核反应堆使其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2011年度，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对印度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变化，并最终解除了销售铀的禁令，以满足印度的发电需求。日本也在2017年7月与印度签署了类似的核协议。但是，至少在短期内，日本不太可能将核技术转让给印度。印度的政策仍然建立在“战略自主”的基础上，这一事实并没有完全满足美国及其所构建的“印太”体系。例如，虽然印度赞成美国加入东亚峰会，但美国依然花费了5年时间，在2012年才终于被接纳为东亚峰会的成员。同样，美、日、印（也可能是美、澳、印）三角关系将会加强印度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作用，但印度的政策依然保持谨慎。中国政府继续被孤立的事实，也引发了一直以来与其有着错综复杂关系的印度的担忧。澳大利亚对正在崛起的中国采取了柔性态度，对未来与地区大国接触的轨迹及其与中国的重新结盟都具有指导意义。菲律宾在态度上的变化是另外一个恰当的例子。
但印度和其他大国的这种零星的柔性化政策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任何回应。奥巴马政府甚至把重点放在像TPP这样的经济举措上，这种做法被广泛解读为抵制中国并将中国排除在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政治体系之外。但是，特朗普总统放弃TPP的举措并没有使其与中国走得更近。事实上，中国的邻国越来越认识到，很难想象该地区的任何经济伙伴关系网络中没有中国的参与，因为中国是印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该地区同时出现了两个重叠且平行的网络：中国是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使得所有国家都认识到中国的繁荣与自己的繁荣紧密相关，而美国继续在整个印太地区大多数正在出现的以及过去的安全结构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且也是该地区军事供给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性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对冲策略，宣称支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这充其量只是一种短期性安排，预示着印太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调整，如果这必须成为长期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指导性地缘政治参照架构的话。
三 中国在美国“重返”亚洲话语中崛起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崛起见证了美国谋求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改变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联盟模式：①引入新的三边对话；②探索“新的安全伙伴”；③支持亚洲的“新联盟”。这是美国从2011年开始“重返”亚洲的核心，由此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中美较量，继续成为专家和媒体评论的主要内容，同时预测了两国在“印太”地缘政治格局中不可避免的对抗。这决定了人们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张的战略足迹的预测。例如，迈克尔·奥斯汀（Michael Austin）认为：“美国和中国如何反应以及它们所具备的能力可能决定哪个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里具有为印太地区制定规则的合法性和权威。” 同样，专栏作家彼得·西蒙兹（Peter Symonds）认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只不过是在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全面军事集结，极大地凸显了与中国开战的危险。”但这就如同拿苹果和橘子做比较一样。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扩大了其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但“中国的战略重点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努力积累影响力，寻求建立经济互联互通，同时避免军事对抗”。
毫无疑问，即使在美国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他们的计划中并不是最有影响力的。例如，一位亚洲专家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is）对该地区的未来做出了相对细致的评估。他认为：“中国通过一个以其在亚洲的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主导地位为中心的贸易关系网络，成功整合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这一前景在许多地区国家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中国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所吸引之际，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深刻的威胁。”还有一些人强调了从中国的角度，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可能观点。引用另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外交官查斯·弗里曼的话：“亚洲没有哪个国家试图否认中国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适当作用。但在中国看来，美国政策的目的似乎是为了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把中国限制在美国新加强的势力范围之外。印太地区没有哪个国家希望看到自己在敌对的霸权之间被划分，更不要说是在外国霸权和亚洲霸权之间了。然而，这一结果已隐含在美中关系目前的轨迹之中了。”
从美国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被认为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使得中美两国之间出现对抗局面成为一种很大的可能。早在2003年4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就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重申：“美国海军的大部分力量，包括六架航空母舰以及我们大部分的巡洋舰、驱逐舰、沿海战舰和潜艇很快就会驻扎在该地区。”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是试图将重点放在不断扩大的经济机遇上，印太地区的海上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40%，占美国出口额的60%。因此，任何主张对抗的方法，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被视为“有可能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使中国政府难以“无限期地屈从于美国的主导地位”。这种军事主义情景构建仍然没有探索中美之间多部门协调的复杂性，尽管双方对此偶尔有所提及。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于当今有关印太地缘政治的辩论表现得冷漠和疏离。这里有必要问一下，究竟是什么能够促使中国参与印太地区的合作呢？
四 中国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接触
除了这些关于美中军事对抗的颇为流行的想象之外，对于中国缺乏对“印太”话语体系的参与，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中国对南海问题具有敏感性，特别是最近美国在这片海域进行航行自由活动之后。比如说，从一开始，印太地缘政治体系的支持者就把南海描绘成“地缘政治的枢纽和重要的经济动脉”，也是“印太公共海域”的关键组成部分。一些印度官员和分析人士也表明了印度立足于本国经济利益，对确保南海航行自由的担忧，这也解释了印度有限参与印太体系的原因。但印度国内专家从来没有将南海描述为印太地缘政治体系中最有可能的“临界点”。
此外，还有其他区域因素和力量使得中美之间的和解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从一开始，印度就不愿意被视为美国“重返”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解释了它对印太地缘政治体系的冷淡态度。根据印度安全分析人士C.拉贾·莫汉（C.Raja Mohan）的说法：“美国联盟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可持续性和可信性，随着中国和伊朗等国先进军事能力的扩散，以及它们存在的战略分歧，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其结果也将取决于美国和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到目前为止，在影响商业和安全的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等新兴领域，中国预计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合作伙伴，更不要说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带头作用了。其结果是在它们平行且往往是不相关的反应中继续存在差异和分歧。印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一直依赖美国来维持亚洲公海的秩序，与之不同的是，拉贾·莫汉认为：“中国正在建设蓝水海军实力，以确保其不断扩大的利益。” 另一位印度评论员桑佳亚·巴鲁（Sanjaya Baru）描绘的情境更为有趣。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地缘经济的吸引可能会超过美国。”这一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的完全相同，“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扩大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的范围，并对该地区进行有利于自身的秩序重建”。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经济杠杆并没有激励它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地缘政治范式。但中国仍然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印度仍然在其之外。相反，印度更倾向于促进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至于TPP，印度“并不太重视，尽管印度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可以发挥得更好”。印度不同于中国，印度与美国没有竞争关系，而且被认为与美国的关系要走得更近一些，这使印度获得了印太地区其他新兴力量的认可。这显然进一步复杂化了中国对印太地缘政治范式的评估，也使印度能够促进中国参与“印太”话语体系，这需要印度平衡其与美中双方的关系。印度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以及“印太”话语体系的谨慎参与者，可以与中国政府合作，使两国政策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加强自己对“印太”话语体系的参与。引用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的话来说：“中国可以说是印太地区最典型的大国。”同时，中国对印太地缘政治范式的官方立场是谨慎的。
五 印度的困境与重新定位
尽管继承了一支由两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皇家海军特遣部队和英属印度的皇家海军构想，这是整个印度洋地区安全的关键所在，独立后的印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内向型国家，只是逐渐出现了需要从印度洋撤走强国海军的言论。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这使得它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己在包括印度洋沿岸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利益。随后，印度开始与美国及其他东盟海军举行海军演习，从那时起，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已经形成了。在21世纪，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推进的“东向政策”取得成功并促成了现在被称为“东向行动”的政策，该政策在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更有深度和广度。这也标志着印度的外交政策从不结盟转向多边结盟。
对于印度的战略圈和决策者而言，“印太”一词直到最近才得到他们的一些关注。它通常被认为是将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延伸到东南亚以外的地区，是为了与西太平洋的周边地区保持联系。印度前外交大臣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将之称为“印度的‘向东看’政策转变为‘东向行动’政策的逻辑推论”。然而，如今印度“东向行动”政策所促成的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被看作“一种平衡和威慑的尝试，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与中国接触的一种尝试”。这是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所有这些促成了印度和太平洋沿岸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但是，将印度的战略空间扩张到西太平洋地区，也会造成一定的后果，因此对这种扩张需持谨慎态度。至少，需要确保印度不会被视为追随美国遏制中国。
一种更为微妙的方法将需要印度与中国进行接触，并促成将其纳入印太话语体系之中。这至少可以减轻印度与印太地区接触所产生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摩擦。印度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以及对印太地区的兴趣日益增加，已经凸显出印度在南海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这使得中国对印度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中国“敦促印度远离”这片有争议的海域。但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全球化的时钟是无法逆转的，面对它们在印太等地区日益加深的经济互存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忽视对方的海事政策”。同时，“就新德里方面而言，需要坦率地反映出印度洋具有包容性和广泛性的前现代地缘经济联系，而中国往往是这些区域间交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坦率来讲，亚丁湾和马六甲海域之间一个封闭或特权的印度空间概念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失常，而不是更广阔的亚洲历史空间中的常态”。
印度的困境是要在各利益攸关方之间保持良好平衡，特别是在中美之间。这两国通常被认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随着美国将重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转移到现在的印太地区，它已经明确地传达出把印度作为合作伙伴（如果不是作为盟友的话），以及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或者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说的“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然而，面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中美两国对于将对抗作为它们的首选路线仍然持怀疑态度，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双方似乎都愿意选择其他的路线。像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计划这样不相关的触发因素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应对的问题。
这正是印度有机会与中国合作的地方。印度应该认可中国加入印太地缘政治体系，以此作为这一主张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印度可以调整倡议，以促进中国成为印太地缘政治辩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于使之成为21世纪安全和有效的地缘政治架构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初步来看，双方在区域和全球对话中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并在这些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考虑到双方迅速发展的经济关系，中印两国都采取了对冲和通融的策略。印度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它应该鼓励中国参与关于印太地缘政治的辩论。即使是在与中国接触时，印度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其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战略自主”思想。在美国的盟国与伙伴之中，印度也可能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就促进中国参与印太话语体系而言，印度是最能被中国所接受的首选对话者，这也为中印双边关系带来了希望。
结论
与印太地区的许多其他利益攸关方不同的是，印度专家将中国参与印太地缘政治体系视为确保该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以及印太地缘政治体系作为未来新的地缘政治参考架构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印度当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主张的国家，却是最合适促成中国参与的国家。鉴于中印不断增长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印度成为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一个特殊合作伙伴。中国参与印太话语体系也有望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印度认为，这一新的印太框架更具包容性，也更能代表21世纪的平衡状态，它可能没有旧的仅限于太平洋-亚洲国家的亚太框架那么具有争议性。此外，虽然各利益攸关方有可能在概念层面达成共识，但还需要在操作层面建立共识。鉴于所有的发展和安全问题日益交织在一起，各方在这方面将会面临各种挑战。
对印度来说，这似乎是独立之后印度历史上不寻常的时期，印度政府得到该地区所有大国的信赖。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稳健和极度活跃的外交政策也让印度更加引人注目。印美关系的升温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印度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大多数盟国和伙伴的平衡状态，印度的多方结盟政策则确保了这不会以牺牲印度与其他各国的伙伴关系为代价，即使其中一些合作伙伴令美国历届领导人感到不安。更重要的是，中印关系的引力点已经从双边形式走向多边形式，两国在解决区域和全球问题时发展起来的友好情谊，对双边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双方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一区域和全球视角来评估和理解这种双边均衡关系。随着中印两国致力于改善关系，参与印太话语体系可能是中印双方开始合作和协调其战略的一个过渡目标，这将对两国关系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
最后，当谈到关于印太地缘政治框架的话语体系时，美国迄今为止未能复制其在20世纪所取得的成功。那个时期使得“马歇尔计划”成为可能，并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二战后建立自由秩序的主要工具。但今时不同往日。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在讨论“印太”问题时，不能依赖老一套的方法。比如，把澳大利亚当成另一个英国，或把印度视为不那么和蔼可亲的法国。美国需要采用当代欧洲三巨头模式（英国、法国和德国），并使主要利益攸关方参与印太地缘政治体系。这意味着中国的加入是确保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正如昔日的智慧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新的地缘政治框架的存在都必须确保它不会损害任何主要利益攸关方的核心利益。此外，让中国成为印太话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能不一定意味着美国主导地位的终结，但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作者：斯瓦兰·辛格，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朱艺翔，宁波大学外语学院翻译专业学生。
来源：《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8）》，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