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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骅: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发布时间:2019年06月17日  来源:《中国宗教》  作者:徐以骅  阅读:230
【编者按】今年3月8日至12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在出访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时,均发表了攻击诽谤中国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言论,对此,《中国宗教》杂志社邀请我国美国宗教问题研究专家、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对宗教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作出评论。


当前中美关系中宗教因素的持续性

  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内外政策都发生重大调整。但宗教作为中美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目前仍在以下方面保持着相当大的连续性。

  首先,至少就目前而言,宗教互动仍是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宗教交流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1979年9月,丁光训主教应美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之邀,率领中国基督教代表团访问了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7个城市。这次访问被视为1949年后中国基督教与世界基督教重新建立联系的破冰之旅。在历经西方主导的传教时代以及中西宗教零交流时代之后,中美宗教互动进入了一个交流更加平等、主体更加多元、范围更加广阔的“后传教时代”。目前中美之间的宗教交往在参与面、团体机构、合作研究项目、人员交流等方面具有广泛性和高频率。

  其次,就中美关系而言,宗教仍具有对比强烈的两面性或多面性。它一方面可以是敌对势力渗透的载体,另一方面也是民间友好交往的纽带;一方面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甚至是冲突引爆点,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两国民心相通以及夯实民意基础的有效途径。与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一样,宗教在中美关系中的正负作用大小和相互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因素。因此要掌握主动权,加强我国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提升对外交往和抵御渗透的能力。

  再次,在中美关系中,宗教依然是配角和次要因素而非主角和决定性因素。就中美关系而言,即使宗教因素作为次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对宗教因素也不应等闲视之,掉以轻心;但也无需过分夸大,作泛安全化的处理,从而分散和摊薄我国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资源。

  第四,美国对华宗教关系和政策的基调未变。“宗教自由”向来被美国用来建构盟友和形塑对手。美国一方面寄希望于用美国政教模式对中国进行蛊惑说教;另一方面则用美国宗教自由标准来衡量中国,并以此来抹黑和打压中国。美国在对外宗教关系尤其是推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基本理念和看法保持不变,如其朝野所共同鼓吹的“宗教自由优先论”“宗教自由和平论”“宗教自由反恐论”以及“宗教自由繁荣论”等;在对华宗教领域美国政府“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也基本未变。当前有舆论认为在某些领域,如高科技领域,中美已陷入某种“新冷战”局面,其实在对华宗教领域美国政府几乎就从未摆脱过冷战思维。从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已连续近20年在其“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将我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此种持续性在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相当少见。

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宗教关系中的策略调整

  然而在过去两年间,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宗教领域亦出现某些策略调整,包括:

  第一,宗教领域对华持续施压是美国全方位对华战略的一部分。中美博弈中宗教议题地位上升最显著的例子是2018年7月24至26日美国国务院召开首次全球“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参会的共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40多位部长级官员、175名社会团体代表以及100多名宗教领袖。此次会议,国内分裂势力以各种形式参会,美国国务院还在其网站和驻华大使馆网站上发布批评中国宗教政策的公开声明。该会议的具体结果之一,就是建立地区性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机制,该机制目前已成为美国在宗教领域对我国施压的重要平台。2019年3月8月至12日,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率团出访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并出席3月11日至12日由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联合举办的所谓“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会议,成为中美建交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美国政府现任官员之一。该会议是美国宗教版“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以及台湾当局摆脱其对外孤立局面的“柔性抓手”。

  其次,美国政府最高层形成对华宗教问题鹰派。目前特朗普周围已形成由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安助理博尔顿以及布朗巴克组成的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最亲近宗教右翼的上层核心圈子。事实上此4人不仅与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和弗吉尼亚州的阿林顿和亚历山大两县的国会宗教自由连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宗教自由研究所等美国主要所谓宗教自由倡议机构、智库以及宗教人权类非政府组织关系密切,而且本身就是所谓国际自由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与此同时,此前在所谓对华人权和宗教自由议题上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也一反常态,开始就上述议题“对表”。目前美国不仅国际安全战略重心与对外宗教战略重心趋于重合,政府与国会在对华宗教领域也达成高度共识。

  再次,对华策略与手段在宗教领域出现新变化。与经贸问题一样,在宗教人权领域,美国越来越强调所谓对等原则,改变在上述领域光说不做的现状,并且宣称要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对实施所谓“宗教迫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实质性制裁,包括不能入境美国、禁止与美国做生意,以及针对个人财产进行制裁等。其中已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与中国宗教人权领域的法案,就试图将两国有关人员进入对方国家某些地区“对等化”,这表明美国政府目前在经贸领域对华施压所采用的所谓“对等策略”已开始延伸至宗教领域。


  第四,经贸和地缘政治议题与宗教议题的对冲局面发生变化。一般而言,中美关系中经贸冲突和地缘政治因素的上升通常意味着宗教因素重要性的下降,这在美国经济萧条、反恐形势严峻和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较少出现经贸和地缘政治议题与宗教议题重叠并行的局面,因此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通常有是受经济利益绑架还是受宗教利益劫持的争论。当前,美国对华施压的经贸和地缘政治目标与宗教议题已从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制约,演变为彼此推进。

特朗普余下任期的宗教政策分析

  特朗普从政以来的选战策略是巩固基本盘,他比以往各届政府更加依赖宗教保守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的支持,在宗教领域兑现了大多数竞选承诺,如签署暂停7个穆斯林国家签证和移民的总统行政命令、恢复“墨西哥城政策”、通过行政命令阻止实行限制教会团体参政的“约翰逊修正案”、任命最高法院2名保守派法官戈萨奇和卡瓦诺、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内设良心与宗教自由部门来保障社会保守派在医疗领域的诉求,政府发布公告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在实施各自政策时均要尊重“宗教自由”,以及把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等,使其政府成为近数十年来美国最亲近宗教右翼的行政班子。

  从国际层面来看,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行动彰显其所奉行的重商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双重标准和唯美国独尊的举措,包括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阻止难民进入美国和建造边境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发动贸易战、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在国际上散布和默许种族主义和宗教歧视言论等,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国际上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信力,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持续扮演的所谓人权和宗教自由卫士的形象大打折扣。

  从中美关系层面来看,目前美国两党已就涉及我国的所谓宗教问题形成共谋并且频频出手施压。早在1997至1998年美国国会辩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时,所谓“中国宗教问题”就因宗教新右翼的策动而成为上述经贸辩论的热门议题,这些势力大打宗教牌为美国对华经贸战略助攻,并直接促使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目前这一将经贸问题与所谓宗教问题挂钩的故伎又在重演,而美国在涉及我国主权议题上的挑衅,更加大了两国冲突的可能性和突发性,使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中美在宗教领域的博弈不应动摇

  我国坚决维护改革开放40年来在宗教领域所取得成果的决心,也不能阻挡我国坚持宗教中国化和法治化方向的前进步伐。在宗教对外关系领域,我们应更充分地运用多边舞台和国际组织等发声渠道,以更主动积极的姿态来展示我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进一步树立我国切实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形象,并且使对外宗教交流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张玲 顾心阳

图文编辑/康巳鋆




来源:《中国宗教》,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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