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几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愈益复杂，大国关系变幻莫测的特点分外突出。一方面，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密切交织，相互关系呈现日趋紧张的严峻局面；另一方面，互为最大邻国的中俄两国，不断超越历史积怨和制度差异，打造出了睦邻友好并全面合作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范式，为稳定大国关系总体框架，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日前，《领导文萃》杂志记者就中俄关系问题采访了国际问题专家、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博士。
领导文萃：于教授，东西方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远不如当初人们预想的那样乐观。缓和代替紧张、对话代替对抗，依然只是一个良好意愿，世界并不太平。但中俄关系却始终向好，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等各领域的协商合作，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您能否解释一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怎样炼成的？
于洪君：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无论从世界格局重组看，还是从国际关系走势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是一个重大历史现象。但说来话长。我们有必要对历史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常言说得好，温故而知新嘛！
你知道，今天的俄罗斯，也称俄罗斯联邦，是1991年解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苏联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全面梳理、认真考察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由来与发展路径，自然而然地要从冷战时代的中苏关系谈起。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在世界舞台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已经积累许多经验，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苏联当时又是迅猛发展的世界级大国，在地区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甚至不逊于美国。在这种形势下，考虑中苏两国共产党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同志式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本质上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整体上敌视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政之前，即已做出新中国外交上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决策。因此，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一成立，苏联政府10月2日即宣布承认，两国迅速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由于苏联当时影响巨大，苏联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后，保加利亚等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跟进，纷纷与新中国建交，只有南斯拉夫由于情况复杂，稍稍晚了几年。随后，朝鲜、印度等周边国家也陆续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孤立新中国的图谋破产了。以苏联为首的苏东地区各国，随即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多方面支持和援助。譬如，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提供160多个大型项目成套设备和技术资料，派来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派人帮助整理《毛泽东选集》，帮助组建外宣机构，等等。新中国成功地迈出自立于世界舞台、走向外部世界的第一步，与苏联的全面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今日的中俄关系，是当年中苏关系的自然延伸。我们在回顾中俄关系时，不能回避或忽略这段历史。
领导文萃：中俄关系经纬万端，很难一语概括。有人说，中苏关系一开始就存在严重问题，中苏两国领导人由于经历、性格不同，国际战略思维不同，彼此难于沟通，因此很快分道扬镳。
于洪君：事实并非如此。看一看中方披露的历史档案和相关文献就知道，中方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与苏联的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苏两国共产党就已经有高级领导人秘密互访。我这里不是指中国共产党经常不断的派人到苏联学习、工作或疗养，而是指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访问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会晤毛泽东等中央五大书记。另外还有1949年7月，中国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率领高岗等人参加的高级代表团，对苏联进行的秘密访问。双方通过这两次秘密接触，就如何建立新中国政权、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就连两国建交后由谁出任新中国驻苏大使，也是这个时候商定的。
领导文萃：我知道，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王稼祥是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也是新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他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生活多年，在苏联有许多老朋友、老关系，俄语特别好，非常熟悉苏联事务。毛泽东任命王稼祥为新中国驻苏大使，可谓知人善任。
于洪君：是的。但我想补充一点，王稼祥不仅是中国驻苏大使，他同时还时中国外交部主管东欧事务的副部长，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驻苏联共产党的全权代表。他是以三重身份出使莫斯科的。他的这些特殊身份，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就像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前刘少奇曾经秘密访苏一样。
这里还要补充的是，1949年10月20日，新中国成立仅仅20天，王稼祥就离京赴任了。那时，他连护照都没有，新中国还来不及为自己的外交官制作护照，他是带着毛泽东给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介绍信来到莫斯科的。因此，到任后，他除了按国际惯例向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递交毛泽东、周恩来联署的新中国第一号国书外，更重要的是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呈交毛泽东的亲笔信。这一点非同寻常，在当代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中苏两国共产党人志同道合以及双方长期形成的同志加战友式的特殊关系，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迅速建交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快访问苏联、中苏两国迅速建立友好同盟关系是历史的必然。
领导文萃：可是，据我所知道，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中苏建交没几年，两党两国关系就出现了问题。1969年双方还爆发了严重的边境冲突，几乎发生大规模的全面战争。
于洪君：你的说法总体上没有错。但我必须指出，中苏友好同盟的形成，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基于各自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共同做出的战略性决策。从新中国方面看，我们获益良多，这是不能否认的。当时国内外环境极为复杂，我们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迈出了国防建设现代化的重大步骤，并且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没有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必须承认。另一方面，我们与苏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壮大了当时的和平民主阵营，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维护了世界的力量平衡，有力地遏制了侵略势力和战争行为。中苏友好同盟的战略意义和历史价值，就表现在这里。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苏两党围绕着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如何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政治互信不断缺失，战略误判不断加剧，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全面恶化，最后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后来，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也不认为大论战时我们说的都是对的，主要问题在于当时我们感到中苏关系不平等。也就是说，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在长达三十多年的争吵和对抗中，我们双方都付出了沉痛代价。习近平主席今年访问俄罗斯时说，中俄关系曾经起伏不定，我理解，主要是指这段历史。
领导文萃：这段历史是怎么结束的？对后来的中俄关系，特别是现在的中俄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于洪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间很长，过程既艰难又曲折。1979年，当名存实亡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期满时，中方考虑到两国关系现状及其他各种因素，决定条约期满后不予延长。但中方同时也表示，希望中苏两大国能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就此进行谈判。随后，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就谈判宗旨、内容和任务交换了看法，同意谈判结束后签署相应文件。
1979年秋冬时节，第一轮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虽然未有任何结果，但双方恢复了教育交流。遗憾的是，在此关键时刻，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尔后出兵阿富汗，这两大事件使得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搁浅了。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建议两国开展磋商，采取双方都可接受的措施改善双边关系。邓小平捕捉到这一信息后，断定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指示外交部做出回应。当年12月，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磋商在北京举行。虽然磋商最初进行得并不顺利，但两国都很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坚持继续沟通和对话。1983年，两国政府特使在第二轮磋商期间达成了互派留学生协议，双方贸易额大幅回升。1984年底，双方签署一系列科技、经贸合作协议，决定成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彼此隔绝不相往来的僵局逐渐破除。自1985年起，苏方处理对华关系的态度更趋积极，双方领导人开始传递愿意会面以商谈关系正常化的信息，两国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交往进一步扩大。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邀来华访问，结束了双方30多年没有高层交往的局面。邓小平在会谈时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方针，强调双方要把两国关系的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
领导文萃：但是，两年半之后，中苏关系正常发展的历史进程，因为苏联解体而中断了。中苏关系如何转变成了中俄关系？中俄关系与原来的中苏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
于洪君：是的，历史发展进程常常会出现人们始料不及的扭曲和变异，很多事情的发生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友好交往全面展开，包括党际交流和军队交往在内，副部级以上代表团互访当年达100多起，其中约1/4为正部级团组。两国边境贸易和地方贸易总成交额达28亿瑞郎，超过政府间贸易总额一半以上。1990年4月，中国政府总理时隔26年正式访苏。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访问苏联。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苏。双方在此访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友好、睦邻、互利合作关系。”但当年8月，苏联发生“8·19事件”，苏共被取缔，社会主义被否定。1991年12月，这个中国的最大邻国、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彻底瓦解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仍然拥有不可小觑的重要影响力。中国对这个走上“新道路”的“老邻居”，对其内外政策和价值观体系中的“新取向”与“老传统”，自然不能等闲视之。1992年初，俄罗斯外长致信中国外长，表示俄罗斯愿意按照当年中苏之间的规模和级别、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随后，中国总理李鹏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利用在联合国参会之机，举行了中俄领导人第一次会晤。李鹏表示，中国处理与外国的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中苏间两个公报基础上，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叶利钦表示，俄罗斯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希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会晤中，李鹏代表中方邀请叶利钦方便时访华。
1992年3月，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与中国外长钱其琛实现互访，俄罗斯一位副总理也访问了中国。双方都表示要继续发展两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并为俄罗斯总统访华做准备。钱其琛外长访俄结束时曾经对媒体表示：从前中苏有过结盟关系，也有过很长的对抗时期。今后，我们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
如果说中俄关系与中苏关系有什么联系和区别的话，我的理解是：时代不同了，中俄两国既尊重历史，又着眼现实，同时还面对未来。双方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指导下，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始终追求和平发展的大目标，共同恪守睦邻友好的大方向，区别与联系主要表现在这里。
领导文萃：刚才您提到，苏联解体后不久，双方即开始协商俄罗斯总统访华的有关事宜。这次访问取得哪些成果？对两国关系后来的发展又有哪些影响？
于洪君：叶利钦总统是在1992年12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领导人首次高级会晤为中俄关系开辟了“新纪元”。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确认彼此互为友好国家，规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中方强调，国与国之间最根本的是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异同，做到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的选择，平等互利地合作。俄方赞同中方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发展两国关系“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八字方针。双方都认为，中俄两国存在某些差异，但在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在这次访问期间签署了24项双边协定和文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与苏联拥有76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上世纪60年代双方曾因领土纠纷发生过流血冲突。1964年，中苏双方开始谈判边界问题，但没有谈出结果。1969年边界冲突发生后，双方重开谈判，但持续10年，无果而终。1987年，双方开始第三次边界谈判，没有谈完苏联就解体了。中苏边界分成了中俄、中哈、中吉、中塔四段，其中最长一段是中俄边界，长达4300公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中俄边界绝大部分已经划定。1992年3月俄罗斯外长访华时，双方交换了苏联解体前签署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批准书，同意就两国边界仍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继续进行谈判。
此外，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超过了预期，双方贸易额在1991年中苏贸易额39亿美元的基础上，增加到1992年的46亿多美元。叶利钦访华后，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推进，双方对两国关系的新发展都很满意。叶利钦曾经这样说过，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完全亲西方，这不完全客观。我们为了解决削减核武器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只能首先调整同西方的关系，但我们也将坚定不移地走向东方。
领导文萃：我记得，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那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于洪君：1994年1月，俄罗斯外长再次访华，与中方商讨两国新一轮首脑会晤等问题。他向江泽民主席转交了叶利钦总统的亲笔信。叶利钦在信中建议中俄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当年4月，俄罗斯一副外长来华，为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华预做准备，并对俄方的某些建议做了具体说明。切尔诺梅尔金访华时进一步表示：“在许多方面和许多问题上，我们正在建设一种把我们带入21世纪的伙伴关系。”俄罗斯驻华大使结合俄罗斯总理访华，专门向《人民日报》领导文萃阐述了“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内涵。他说：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两国关系完全平等，不分“老大哥”和“小兄弟”，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紧密合作，也不针对第三国。
中国当时全面分析了世界格局变化、中俄关系状态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全局、中国国际战略需要，对俄方倡议做出了积极回应。首先，江泽民对切尔诺梅尔金表示，俄方的建议与中方关于“建立两国长期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双方“应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和处理中俄关系。”其次，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随后访俄，转达江泽民对叶利钦的口信。口信中说，江泽民主席对建设面向21世纪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议表示赞赏。
1994年9月，江泽民应邀访问俄罗斯。这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对俄罗斯总统1992年访华的回访，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新俄罗斯”。通过这次访问，双方就巩固和发展中俄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新型国家间关系达成共识，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双方除发表反映上述共同立场的《中俄联合声明》外，同时还发表了《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并且还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议》等文件。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正式启动。
领导文萃：我觉得，中俄关系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型国家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扩大。您对此有何看法？
于洪君：我同意你的看法。199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赴莫斯科出席了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变得比较紧张，中方此举予以俄罗斯很大支持。双方领导人重申，中俄两国将为发展长期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型关系继续共同努力。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中俄达成了“世代睦邻友好、相互尊重信任、平等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繁荣”的新共识，双方宣布“建立和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
通过这次访问，中俄两国不仅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新的共识，而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形成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双方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面临严重挑战，双方应为世界持久、稳定的和平而努力；双方同意在提高联合国效率和行为能力方面加强合作，进一步提高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效率；双方主张建立公正、平等、互利合作、不采取歧视做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双方要在国际反恐活动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等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双方愿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进行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加强地区的安全与合作；双方愿相互促进参与亚太多边经济合作。此外，中国还支持俄罗斯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1997年4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会晤，两国关系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一是确定2000年将两国贸易额提高到200亿美元；二是发表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宣言，三是成立了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同年11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会晤，双方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签署了一系列新的合作文件，其中包括关于两国政府经济科技合作基本方向的协定、两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原则的协定，以及两国关于天然气管道和石油领域合作的备忘录。
领导文萃：那个时候，中俄两国元首会晤非常频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可能是为了减少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媒体关于中俄关系“过热”的炒作，1998年两国领导人特意安排一次“不系领带”的非正式会晤。从外交层面说，这种会晤意义到底有多大？
于洪君：根据双方事前约定，1998年中俄领导人在俄罗斯会晤时的确是“不扎领带的”。同样，两国领导人次年在北京的会晤，也是“不扎领带的”。这两次会晤都“不扎领带”，我想，主要不是因为担心西方炒作，而是为了减少外交礼仪，增强元首外交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虽然双方当时有意突出会晤是“非正式的”，但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同样以联合声明、联合新闻公报等方式公诸于世。两国政府和相关部门，藉此机会签署了一系列新的合作协定和文件。这种“不扎领带”的会晤，展示的是领导人的个人友谊，表明双方的政治互信达到非常成熟的地步。因而，这两次“不扎领带的会晤”对中俄关系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1999年12月，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最后访华。回国后，他辞去了俄罗斯总统职务。他所挑选的接班人普京以代总统身份入主克里姆林宫。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领导文萃：普京是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成为俄罗斯国家元首的，屈指数来，距今已有20年。虽然有4年时间梅德维杰夫出任俄罗斯总统，但俄罗斯内政外交始终处于普京的强势主导之下，这是毫无疑问的。请问，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普京时代”有什么新的变化和发展？
于洪君：1999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辞职。当年8月出任总理的普京，以代总统身份入主克里姆林宫。2000年3月，普京在大选中获胜，成为俄罗斯新总统。普京上台后，全力整顿俄罗斯政局，俄罗斯政坛群雄恶斗、乱象丛生的局面很快改变。俄罗斯经济也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逐渐摆脱危机。在对外关系方面，普京更加坚定地致力于维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更加注重东西方兼顾和政策平衡。
2000年是俄罗斯的“普京时代”第一年，中俄领导人按惯例安排了多次接触和会晤。首先是7月上旬，两国领导人在“上海五国”元首杜尚别会晤期间正面接触，双方就“上海五国”发展方向和其他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其次是7月中旬，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首访中国。他在来华前对媒体表示，俄中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与中国发展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也是维护全球稳定和世界和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过这次访问，双方一致确认，建立中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访问结束时，双方除签署中俄元首北京宣言外，还共同发表了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有关方面签署了七份政府及部门间的合作文件。
2001年7月中旬，中国领导人访问了俄罗斯。这次访问的突出成果是，双方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作为两国指导新世纪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将世代友好、互不为敌的和平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该条约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这项规定对双方维护自身安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普京入主克里姆宫后，中俄关系的又一重大进展。2002年12月初，普京再次访问中国。中俄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两国国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要恪守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所确定的方针和原则，不断扩大、推进并以新的内容充实和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关切的问题上协调立场和相互支持，以充分体现“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永不为敌”的伟大战略思想。
领导文萃：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冲击，也经受住了各自国内形势变化的考验，真可谓历久弥坚。
于洪君：2003年3月，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双方推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的努力仍一如既往。这一年，两国元首在国际会议等多边场合有过多次接触。两国总理举行了例行的年度会晤，两国外长举行了第十二次外长会，两国副外长进行了十多次事务性会晤和磋商。两国议会、政党、军队、地方和民间团体的交往，态势良好。因此，2004年10月普京第三次访华时，俄罗斯外长为中国新华社提供专稿，赞扬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双方通过这次访问，签署了关于两国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全部解决。长达437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从此成为没有争议、互利合作的共同纽带。也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中俄关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宣告结束。中国为支持俄罗斯“入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当然，中俄关系的发展这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是双方经济合作的潜能没有完全发掘，贸易额一直徘徊在50-60亿美元之间。对此，中方提出五点建议：加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贸易规模；改善贸易结构，规范贸易秩序；增加相互投资，以投资促合作；尽早签署能源长期合作纲要；实现能源合作新突破，鼓励边境贸易合作。此外，中方还承诺，到2020年时，中方对俄投资将扩大到120亿美元，受到俄方欢迎。
刚才你曾提到，2008年普京两届总统任期届满，原总理梅德维杰夫接任总统。应当说，梅德维杰夫同样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上任不久即访问了中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照常运转，没有偏误。这一方面显示了俄罗斯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性。2009年中俄两国建交60周年时，双方利用中国国家主席访俄之机，签署了联合声明以及能源、交通等重要领域合作文件。2012年，普京重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依然势头强劲，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与各领域中的务实合作依然异常活跃。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国际社会对中俄关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极为关注，特别是中俄关系持续推进对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秩序重建的特殊影响，对全球治理方向的调整和世界战略稳定的特殊作用，众说纷纭。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于洪君：习近平主席的确高度重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大家都记忆犹新的是，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绝非偶然。
在这次访问中，习近平指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占据优先地位。他主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双方要重点做到“三个支持”，即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对方发展复兴。同时要全面扩大务实合作，把两国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实际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他主张“四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两国共同战略安全；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普京完全赞同习近平关于深化两国战略协作的各项主张。他对习近平表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积极因素。双方认为两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充分挖掘互补优势和发展潜力，共同提高各自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充分发挥两国政府及各部门各领域合作机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双方特别强调，旨在互利双赢的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的和全方位的，涉及油气、核能、电力、煤炭等各行业。双方还决定统筹协调地方合作，加快推进跨境通道建设，加强生态环境、跨境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合作。这次访问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更加稳定、更加务实、更有活力、也更有前景的新阶段。
也就在这次访问中，习近平作为新时代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对外政策演说。他全面地分析了当今时代潮流与世界发展大势，得出了人类社会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紧密的科学判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
领导文萃：在中俄两国元首的共同引导和推动下，如今的中俄关系，既是睦邻友好的楷模，也是大国协作的典范，可以这样说吧？
于洪君：我完全同意。近几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呈现全方位发展、联动性推进、高水平运行的新局面。譬如，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了共同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议，得到蒙俄两国积极响应。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关于中方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开启了中俄发展战略与具体项目、法律政策与行业标准相互对接之路。2016年6月，习近平与蒙俄两国元首一起，共同出席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纲要》签字仪式。地处中俄两大国之间蒙古国，被纳入到中俄两国平等相待与互利合作的三边关系轨道。
2017年7月习近平访俄时，两国元首发表了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外交部还就朝鲜半岛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两份声明不但对稳定国际关系、缓和地区局势产生了良好示范效应，同时也意味着中俄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再次得到充分展示。
总而言之，由于双方始终坚持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中俄元首每年互访并在多边场合频繁会晤，已经成为惯例。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也变得更加稳固。议会、政党、社团以及经贸、科技、能源、金融、人文、执法、地方等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与对话，运行得更加顺畅。到2018年底，双方已建立140余对友好城市及省州。两国地方领导人定期会晤，也已常态化。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运行得都很好。两国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大关，金融合作也有新的举措。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已经设立，中俄金融中心项目落户广州。双方期盼已久的跨界大桥即黑河大桥、同江大桥，即将开通。
领导文萃：目前，世界已经进入现代史开启以来的第二个百年进程。国际关系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使我们面临上个百年未曾有过的历史大变局。中俄两国未来将如何借助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效应对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于洪君：多年来，可以说，在事关中俄双方共同利益，或者是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俄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之初，中俄哈吉塔五国为缓和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在上海建立了五国领导人对话机制，即“上海五国”。进入新世纪后，由于中俄两国的积极努力，“上海五国”改组为上海合作组织，即“上合组织”，并将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吸收到该组织中来。
此外，中俄两国还联合印度、巴西和南非，共同组成了著名的“金砖五国”合作机制，共同搭建了中俄印、中俄蒙两个充满活力的三国元首对话机制。双方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亚信会议等重要多边机制内，也坚持开展卓有成效的沟通与协调，深化对话与合作。不仅中俄两国，参与上述机制的其他国家，应对国际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均大大增强。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又一次访问了俄罗斯。此访期间，两国元首确认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决定持续推进战略性大项目，深挖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注意发挥地方合作互补优势，争取尽快实现2000亿美元的贸易发展目标。此外，双方还就加强全球战略稳定问题达成许多新的共同，并且还发表了新的联合声明。
总之，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俄之间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惟以推动共同发展与安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宗旨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大国协作关系，不仅会造福于中俄两国人民，同时还会对整个国际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领导文萃：我们是否可以说，新时代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为世界各国谋求合作共赢、人类社会走向和平进步的崇高事业注入新的动能，增加新活力？
于洪君：我认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努力捍卫多边机制与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安全架构向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均衡稳定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历史定位更加高远，战略内涵更加丰富。换句话说，新时代中俄之间非同寻常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为，今后还将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为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神圣事业，开辟新前景。
责任编辑/张玲 徐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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