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18年7月，美国国务院召开了“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继而在2019年7月举办了第二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此两次会议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主持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会议，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所谓“宗教自由”集会。“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是美国继《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通过以来，在宗教领域所开展的影响最大的对外关系活动，也是美国在2018年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在所谓推动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建群”之举。对已呈机制化趋势的此项美国人权举措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冷战结束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运作及其作用。
[关键词] 特朗普政府 蓬佩奥 布朗贝克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2018年7月和201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两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the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这是美国继《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通过以来，在宗教领域所开展的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活动。这两次具有官方性质的会议，其规模之大和人数之众，无论在美国国务院历史上还是在全球所谓“宗教自由”领域中，都是十分罕见的，甚至被称为“宗教自由超级碗”。[1] 对已呈建制化趋势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宗教因素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作用及其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
一、从《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到“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和“政治化”，以其主干的宗教新右翼开始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登堂入室”，并且作为“国际关系新锐”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显山露水”，甚至在国际上造成美国外交“宗教化”或“福音化”的声势和印象。如果说共和党在被称为“价值观选民年”的2004年美国大选中获胜，是宗教新右翼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巅峰之作，那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则是宗教新右翼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得意之笔，揭开了美国宗教建制性以及大规模介入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帷幕。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他由宗教团体推动的涉及宗教的立法倡议，在法律上正式确认了美国外交政策与推动所谓“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且启动和加大了宗教尤其是右翼宗教团体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立法化（或国会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盟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之中。[2]
继《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之后，美国在人权和宗教与对外关系领域较大的举措，包括2016年12月分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的作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弗兰克·沃尔夫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及《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前者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所谓侵犯宗教自由的外国人名单并授权予以相应制裁，并对美国所有外交官员进行关于所谓“国际宗教自由”的培训；[3]后者亦要求美国制定所谓“人权侵犯者”名单，限制其入境美国，冻结其在美资产。[4]两个法案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美国实施制裁的重点从国家转向单位和个人，即用“打击到人”的方式来提高制裁的效力和“精准性”，从而加强美国政府通过国内法来实现其包括推进“国际宗教自由”在内的所谓人权目标的力度。
然而，宗教新右翼推进其保守主义议程的运动，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在其所关注的国内核心议题上，或在所谓扭转美国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战争”中，甚至呈现节节败退之势。[5]在国际舞台上，由宗教新右翼领衔的所谓推进国际宗教自由运动也是乏善可陈。美国经贸和战略目标与其宗教目标的龃龉甚至冲突、遵奉世俗主义传统的外交建制的忽视甚至抵御，以及在人权和宗教领域推行双重标准而在国际社会中颇受质疑，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福音化”虎头蛇尾、名不副实的原因。
特朗普作为一介商人参与2016年大选，最初并不被基督教福音派看好。但在特朗普竞选团队包括提名备受保守福音派推崇的彭斯（Michael Pense）为副总统候选人、任命保守派人士出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任用具有福音派背景的人士为内阁成员、成立福音派咨询委员会，以及对保守福音派其他政治和社会诉求照单全收的宗教外联策略的作用下，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开始对特朗普刮目相看，将其视为代表宗教右翼利益的不二人选、福音派事业的拯救者、“文化战争”的重量级斗士，甚至是虽有瑕疵却能力挽美国传统文化于未倒的“参孙”和“大卫王”。[6]
特朗普政府上任伊始便开始在国内推行保守福音派议程,但在国际宗教领域却行动迟缓,其作为建制派的首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甚至因经费支绌还裁撤了国务院宗教与全球事务办公室及一些具有所谓宗教人权倡议背景的外交官，但随着蒂勒森被裁和蓬佩奥（Mike Pompeo）、布朗贝克（Samuel Dale Brownback）和博尔顿（John Robert Bolton）等人出任要职，美国政府的核心圈形成与宗教右翼关系极密的宗教鹰派，使上述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消极局面完全改观。
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均具有基督教福音派或所谓“宗教自由倡议”背景。他们的职务提名都得到“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和弗吉尼亚州的阿林顿和亚历山大两县的国会宗教自由连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宗教自由研究所等美国主要所谓宗教自由倡议机构、智库以及为之提供大量资金和信息的宗教人权类非政府组织”[7]的鼎力支持。而能够调动美国国务院的机构资源的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更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宗教对外战略的具体操盘手。
拥有西点军校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位的蓬佩奥曾担任过四届堪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作为从属于保守的福音派长老会的堪萨斯伊斯特敏斯特长老会教堂的成员，他一向以反多元文化主义、支持反同性婚姻等保守派议程，以及批评美国穆斯林所谓对暴恐行为的沉默态度而著称。在任中情局局长期间，蓬佩奥因参加在政府办公楼举办的查经班以及在中情局内设驻局牧师职而饱受争议。作为史上最具“宗教情怀”的国务卿之一，蓬佩奥宣扬其“作为基督教领袖”身份的做法，[8]甚至招致包括某些福音派大佬在内的许多人士的批评。[9]布朗贝克作为特朗普政府负责宗教事务的“专职干部”，是此前所有担任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的人士中级别最高的政客。在宗教归属上副总统彭斯早年从天主教转入基督教，而布朗贝克则由卫理公会转入天主教。布朗贝克曾担任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在堕胎、同性恋及校园宗教活动等议题上采取极端保守立场，是美国参议院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主要推手之一。2011年布朗贝克当选为堪萨斯州州长，任期推行了诸如限制堕胎和减税等保守派政策，但政绩不佳。特朗普政府上任不到半年就提名布朗贝克为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招致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抵制。2018年1月底参议院表决其任命时，竟出现49对49票的局面，最后由副总统彭斯作为参议院议长投了赞成票才打破僵局。随着2018年2月1日布朗贝克出任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以及2018年4月28日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特朗普政府版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政策正式拉开帷幕。
二、两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主要内容
举办“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方案，最初是布朗贝克当选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后，由其下属的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提出的。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后，该方案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大力推动。
2018年7月24至26日，美国国务院召开首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该会议由彭斯和蓬佩奥牵头，布朗巴克、国际开发署署长格林（Mark Green）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莉(Nikki Haley)等负责操办。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部长级官员、超过175名团体代表和100多位宗教界人士参会，并且在会议前后还在主会场之外召开了由形形色色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倡议组织筹办的一系列分会场会议或平行会议。事实上许多宗教人权类非政府组织和智库在此次以及下届部长级会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届部长级会议的“成果”大致有以下几项：一、《波托马克宣言》和《波托马克行动计划》：《波托马克宣言》以1946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尤其是该宣言关于“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的第十八条为基础，打造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宗教人权宣言”，宣称“宗教自由是普世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对该人权各国都必须尊重和保护”；《波托马克行动计划》的内容主要有六项，分别为保护作为人权的宗教或信仰自由、应对法律限制、支持让包括宗教少数派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享有平等权利及其保护、回击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行、保护文化遗产、加强应对，等等。[10]二、根据《波托马克行动计划》，成立作为部长级会议后续的“地区性宗教自由圆桌会议”，数月举办一次。目前举办过或筹划举办此类会议已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成立其他宗教人权倡议组织如“国际宗教与信仰自由联络会”以及“国际宗教与信仰自由议员会”等；三、由参与国、地区和相关机构出资成立“国际宗教自由基金”，以资助“国际宗教自由”活动以及所谓“受宗教迫害人士”，并根据《波托马克行动计划》由各国和地区参照美国的做法设立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职。目前设立该职的国家和地区有英国、德国、蒙古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11]
2019年7月16至18日美国国务院召开了第二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此届会议比仓促上马的首届部长级会议规模更大，有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官方和民间代表参会。据美国国务院称，这届会议不仅是美国建国两百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关于人权的高层会议，也是由美国国务卿主持的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国务活动。与首届部长级会议一样，本届会议除主会场会议外，还举办了近百个平行会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关于所谓“宗教自由”的各种游行和集会。三天会议的主题是“宗教自由对话”及其有关的“政府行动”，副总统、国务卿、众议院议长以及若干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等美国政要参会并发表讲话。
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一、蓬佩奥在会议上宣布，美国将组建全球第一个以所谓宗教自由为主题的国际组织即“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在所谓地区性宗教自由圆桌会议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机制化、长期化和国际化。二、蓬佩奥在会上多次提到美国国务院在2019年5月筹建成立的“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蓬佩奥和该委员会认为，当下对人权的论述已经背离了美国建国所依据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基本原则，人权运动失去聚焦点，“已成为某种产业而非道德罗盘”，混淆了“天赋人权与政府给予之特殊权利的界限”，而人权主张往往变为对利益集团的奖励，[12]因此需要正本清源，对人权概念“进行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以来最深刻的重新审视”。[13]该委员会由以反堕胎出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安·格兰登（Mary Ann Glendon）领衔的10名主要为保守派的学者、法律专家和人权活动分子组成，并可绕过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和民主人权与劳工局直接为国务卿提供政策建议，[14]可说是蓬佩奥塞入本届会议议程中的私货。三、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及美国国务院网站公布了3个关于具体国家（分别为中国、缅甸和伊朗）的攻击性声明以及6个关于具体议题的声明（如《关于以反恐为借口镇压宗教自由的声明》、《关于保护宗教场所的声明》、《关于技术使用与宗教自由的声明》等），在会议期间和会后征集各国签名；四、美国国务卿向来自苏丹、尼日利亚、巴西、伊拉克和塞浦路斯的5位人士颁授“国际宗教自由奖”；五、蓬佩奥在会上宣布，根据《弗兰克·沃尔夫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培训所有美国外交官员的规定，美国已完成对近12,000外交官员的此类培训，等等。[15]
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期间的7月17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7位所谓“宗教人士”。但在接见时特朗普显然心不在焉，并且对“受宗教迫害”的缅甸罗兴亚人和伊拉克雅兹迪人等的现况似乎并不知情，场面相当尴尬，[16]将原本被视为本届会议高潮、旨在为特朗普政府人权记录加分的总统会见演砸，更使这场精心策划的“宗教自由超级碗”散发出秀场味道。
三、对“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评价
如冷战结束以来的前几届美国政府一样，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被特朗普政府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美国宗教鹰派尤其在蓬佩奥掌管的国务院的直接推动下，并且由于近年来美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宗教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变本加厉的影响，两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召开，就是其中的显例。
首先，所谓“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是美国在所谓宗教人权领域最大的一次主场外交，是美国在2018年6月20日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试图重建由美国主导，包括“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国际宗教自由基金”、“地区性宗教自由圆桌会议”等在内的国际宗教人权机制，重新抢占国际关系道德高地的努力。在美国总统颁布限制部分穆斯林国家移民的所谓“禁穆令”、大张旗鼓地筑边境墙、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种族主义事件、2018年10月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美国因自身人权状况以及在人权领域推行双重标准，其在国际社会上的所谓“人权卫士”形象大打折扣，也引起国内包括部分福音派教会在内的人权团体对特朗普政府无视国际人权问题的不满。就在2019年7月14日即美国召开第二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前夕，美国总统就因连发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推特攻击反对其移民政策的有色族裔女性国会议员，触及美国多元政治的底线，遭至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美国众议院就在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召开的当夜，通过了谴责总统“种族主义言论”的决议，使这届部长级会议蒙上了讽刺剧色彩。美国政府在现行联合国人权机制内难以一手遮天、颐指气使，并因此“愤然退群”的情况下，试图在联合国框架外“重起炉灶”，“以攻为守”，通过“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及其一系列相关机制来修补其因在人权领域推行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而受损的形象，重夺国际人权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因此与40年前美国宗教新右翼的崛起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的“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及其相关活动看似兴师动众，颇具声势，实际上也是一种面对变化中的国内外环境的防御和应对性举措。
其次，作为美国政府对外宗教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同样服务于美国外交的大局。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尤其是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的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的宗教战略和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高度重合，均聚焦于中国。长期以来，抹黑中国的宗教形象一直是美国两党、府会、朝野能够达成充分共识的“全赢议题”，并且成为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宗教自由立法、以及美国政府执行所谓宗教自由政策和项目的主要驱动力，这在当年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时就有生动的体现。[17]两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在美国政府的公开怂恿和支持下，境外各种涉华宗教人权类组织麕集华盛顿特区，支持疆独、藏独、台独的各种势力也粉墨登场，组建所谓“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各种涉华和反华宗教议题成为两届部长级会议最主要的议题之一，而许多平行会议更是以中国的所谓“宗教迫害”为主题，并诬称中国动员其所谓“反人权轴心”的盟友抵制和攻击两届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第二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就为会议定调，妄称“中国发生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权危机之一”,而这一所谓“人权危机”是“本世纪的污点”；[18]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也在该届会议上攻击我国已拉下所谓“宗教迫害的铁幕”；[19]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在“政府与民间代表”专场发言中对中国治疆政策大肆攻击，宣称美国如不对此采取行动，就会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谈论宗教自由的道义权威”，[20]等等，而如何运用各种手段来对我国实施所谓“宗教迫害”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实质性制裁也是两届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事实上，紧接着第一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2018年7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通过了鼓噪一时的《西藏旅行对等法》，该法2018年12月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2019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并且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议《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等涉华法案。这些法案歪曲了我国在西藏和新疆地区进行的反民族分裂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和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实质，以国内法的形式将美国对我国内政的干涉长期化，与所谓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形成相互呼应之势。
长期以来，宗教一直是台湾当局谋求拓展国际空间的领域。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台湾当局“驻美代表”高硕泰先后率团以“台湾”（Taiwan)名义参加上述部长级会议，出席了从大会发言到招待晚宴等一系列官方活动，并获美国授意主办地区性的所谓宗教自由论坛。为此台湾当局加紧与美国在宗教领域的战略对接，不仅任命玉山神学院院长布兴·大立为台湾地区首任“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还宣布在5年内为“国际宗教自由基金”捐款100万美元。2019年2月8至9日，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在对我国香港地区的访问时，就污蔑中国已“对信仰宣战”；随后还参加了2月11至12日在台湾举办首届“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会”，成为中美建交以来访问我国台湾地区的最高级别的美国现任官员之一，作为对特朗普总统2018年3月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的具体落实。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立法院院长”苏嘉全等参加了该会议开幕式并致词，来自亚太地区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200名宗教团体代表与会。台湾当局还通过“台湾普世论坛”、“台湾国际宗教自由论坛”等一系列区域性宗教活动，抛出所谓“维吾尔宗教自由宣言”，以所谓“价值观同盟”来升级美台关系，充当美国打造其宗教版“印太战略”的马前卒，将美国现任政府以中国为遏制对象的“印太战略”从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推展至社会和宗教领域，实现其以“宗教台独”来推进“政治台独”之目的。
第三，两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参与者五花八门，是一个包括对特朗普“最激烈人权批评者和最热烈支持者”的“尴尬联盟”。[21]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但美国政府主导的两届会议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非常具有选择性的”，如主要针对中国、伊朗、古巴、缅甸而非美国盟国如沙特；美国政府颁布所谓“禁穆令”，却对其他国家宗教政策指手画脚的做法，被批为实行“双重标准”，有观察者就指出美国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攻击充分显示了美国政府利用两届部长级会议抗衡中国影响力的“政治实用性”；一些具有自身政治议程的团体也利用平行会议来宣传被特朗普政府砍掉的美国难民安置项目，认为该项目是帮助“受迫害宗教少数派群体”的关键方式。正如全球政策与倡议组织的副总裁纳赞宁·阿什（Nazanin Ash）所说的那样，“特朗普政府不能一方面鼓动全世界来保护宗教少数派群体，但另一方面却大幅减少自身对这些群体的保护。”[22]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W.德雷兹内（Daniel W.Drezner）也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外国政府提出更高的人权要求，但看来它却难以做到自己所说的那一套。”[23]
国务卿蓬佩奥在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前成立的“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更受到多方批评，被指“隐匿着反人权的议程”，[24]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就批驳蓬佩奥利用该委员会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并指出“特朗普政府如果真想要支持人权就应该利用现有的全球机制”；特朗普政府日益以所谓宗教自由来排挤其他自由，尤其是其在保护LGBTQ（性少数群体）和女性权利方面的所作所为引起广泛不满，许多人权活动分子就担心“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将制造舆论以减少对性少数群体和女性权利的保护，并把宗教用作“破坏尊重每个人尊严的普遍信仰的手段”。[25]对参与两届部长级会议的各教各界人士来说，特朗普政府用保守宗教议题来拉拢作为其政治基本盘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两届所谓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尽管规模空前，但与会代表的级别不高且代表性严重不足。除美国政要和一些国家的官员和驻美大使外，绝大部分与会者均为宗教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成员，因此两届会议所报道的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和代表性被严重掺水，夸大其词。第二届部长级会议虽准备时间充分，规模和参与人数也超过上届会议，但已呈现颓势。第一届会议所建立的“国际宗教自由基金”，到第二届会议时只获得区区500万美元的认捐，而且其中一大部分还来自我国台湾地区。该届会议旨在干涉他国事务的3个所谓国别和6个议题声明很难找到联署国，连许多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不愿对美国政府亦步亦趋。如《关于中国的声明》除美国外仅获英国以及与我国并无外交关系的科索沃和马绍尔群岛的联署，加拿大政府在会后才加入联署，[26]是所有国别和议题声明中联署国家最少的。《关于缅甸的声明》和《关于伊朗的声明》也是和者寥寥，会上两个声明分别只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和5个国家联署，到2019年年底联署国家才分别增至17个和8个，[27]远低于声明操盘者的预期，也远逊于对联合国关于缅甸相关决议的支持率。
结语
所谓“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尽管大张声势,有参与方宣称要将其办成“每年七月在首都华盛顿举办的永久性会议”，[28]但该会议甫办两届就已显露出诸多硬伤。无论是要颁布所谓《世界宗教自由宣言》，还是创建国际宗教人权机制，在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下很难完全撇开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内的现有国际人权框架。在国际上拉帮结派，把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排除在外，以所谓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为抓手来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除了以冷战式思维搅乱甚至颠覆现行国际关系秩序，其“人权单边主义”加“人权霸权主义”行径进一步撕裂国际社会，造成国际人权领域“百年未遇之变局”外，似乎很难产生具有建设性而非对抗性、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结果。在美国国内，宗教分裂已成为美国社会极化的显著迹象，以及社会保守派与自由派阵营之间的所谓“文化战争”的民众基础。即使是作为特朗普政府票仓以及主导两届部长级会议议程的基督教福音派也远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在2019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基督教主流媒体《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就对特朗普总统被弹劾事件以及本届政府的道德问题连续发表分别由该报主编和总裁撰写的两篇社论，批评特朗普“道德上迷失和混乱”、“为个人利益滥用权力和背叛宪法宣誓”，并称“美国福音派并非共和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鉴于总统及其团队“在道德上已无法领导国家”，因此高调呼吁其应该“下台”，从而引发福音派圈子内的巨大反响以及与特朗普总统的网络口水战。美国部分基督教主流派与特朗普进行政治切割以求保全“福音派宗教信誉”的行为虽不足以动摇特朗普政府的选民基础，但也预示着福音派内部冲突的日益表面化和公开化，[29]并给美国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以及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全球事工带来不利影响。从长远来看，“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与《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等一样，势必成为美国在宗教人权领域唯我独尊、过度政治化以及实施双重标准的标志性事件而被记录在案。
文章注释
[1] Massimo Introvigne, “106 countries attended in Washington the Second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http://bitterwinder.org/ministeril-denounces-religious-persecution (登录时间：2019年10月30日)。
[2] 关于此七个趋势,参见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另参见徐以骅著：《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8-114页。
[3] 该法案亦宣称将保护非信徒及无神论者不参与宗教活动的权利。
[4] 参见罗艳华、庞林立：“美国人权制裁的新动态及其影响——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为例”，载《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3期，第9-37页。
[5] 参见徐以骅：“特朗普与他的福音派高参们”，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九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第4-5页。
[6] Jennifer Wilson，“Bible Studies at the White House: Who’s Inside This Spiritual Awakening,” CBN News, July 31, 2017, http://www/cbn.com/cbnnews/politics/2017/july/bible-studies-at-the-white-house-whos-at-the-heart-of-this-spiritual-awakening; Rod Dreher，“Christian Tempted by Trump Idolatry,”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ay 16, 2017,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com/dreher/christrians-tempted-by-trump-idolatry/(登录时间：2018年3月3日)。关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议题上的举措，参见徐以骅：“特朗普当选与美国政教关系的走向”，载《中国民族报》，2017年2月14日，第7版。
[7] 徐以骅：“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宗教与中美关系”，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八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第8-9页。
[8] “作为基督教领袖”（“Beijing a Christian Leader”）是蓬佩奥2019年10月11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召开的全美基督教咨询师协会上发表演讲的题目，参见https://www.state.gov/beijing-a-christian-leader/(登录时间：2019年11月23日)。
[9] Michelle Boorstein，“State Department’s first-ever employee Christian faith group underscores Mike Pompeo’s influence,” November 1, 2019,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religion/2019/11/01/highlighting-value--christians-state-departments-first-ever-employees-faith-group-underscores-mike-pompeos-influnece/(登录时间：2019年11月11日)。
[10] “Potomac Declaration,” July 24-26,2018; “Potomac Plan of Action,” July 24-26, 2018,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https://www.state.gov/2018-ministerial-to-advance-religious-freedom/(登录时间：2018年9月9日)。
[11]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具体内容参见https://www.state.gov/2018-ministerial-to-advance-religious-freedom/(登录时间：2018年9月9日)。
[12]Michael R. Pompeo,“Unalieable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7,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unalienable-rights-and-u-s-foreign-policy/(登录时间：2019年9月10日)。
[13] Caitlin Oprysko，“Mike Pompeo unveils panel to examine ‘unalienable rights,’”Foreign Policy, July 8, 2019,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7/08/pompeo –unveils-panel-to-examine-unalienable-rights/(登录时间：2019年9月9日)。
[14] 参见Rebecca Hamilton, “Draft Charter of Pompeo’s ‘Commission on Unalienable Rights’Hides Anti-Human Rights Agenda,” June 5, 2019, https://www.justsecuritu.org/64430/exclusive-draft-charter-of-pompeos-commission-on-unalienable-rights-hides-anti-human-rights-agenda/(登录时间：2019年9月10日)。
[15] 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具体内容参见https://www.state.gov/2019-ministerial-to-advance-religious-freedom/(登录时间：2019年9月10日)。
[16] 如在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拉克雅兹迪女性纳迪娅·穆拉德（Nadia Murad）告诉特朗普，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杀了其母亲和6个兄弟后，特朗普却问他们现在何处，并问她缘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见Colby Itkowitz, “Nobel laureate from Irag told Trump that ISIS killed her family. ‘Where are they now?’ he asked,”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9, 2019。
[17]参见徐以骅：“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载前引《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第50-51页。
[18] “Secretary of State Michael R. Pompeo Keynote Address at the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July 18, 201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of-state- michael-r-pompeo-keynote-address-at-the-ministerial-to-advance-religious-freedom/ (登录时间：2019年9月10日)。
[19] 前引https://www.state.gov/2019-ministerial-to-advance-religious-freedom/(登录时间：2019年9月10日)。
[20] Religious News Service，“As religious freedom summit ends, State Department announces new alliance, sanctions,” July 21, 2019,https://religiousnews.com/2019/07/18/as-religious-freedom-summit-ends-state-department-announces-new-alliance-sanctions/(登录时间：2019年9月9日)。
[21] Nahal Toosi，“Trump’s religious freedom conference creates awkward alliance,” July 14, 2019,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7/14/trumps-religious-freedom-conference-1415774 (登录时间：2019年8月15日)。
[22] Matthew Lee, “Pompeo takes aim at China at religious freedom conference,”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8, 2019，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07/18/22007992-a96a-11e9-8733-48c87235f396_story.html?utm_term=248042cda52e&noredirect=on/(登录时间：2019年9月10日)。
[23] Daniel W. Drezner，“Can any good come out of the Commission of Unalienable Rights?”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0, 2019,https://was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7/10/can-any-good-come-out-of-the-Commission-of-unalienable-rights/(登录时间：2019年9月10日)。
[24]参见前引Rebecca Hamilton, “Draft Charter of Pompeo’s ‘Commission on Unalienable Rights” Hides Anti-Human Rights Agenda.”
[25] 前引Caitlin Oprysko，“Mike Pompeo unveils panel to examine ‘unalienable rights.’”
[26] “Statement on China, Statement of Concern,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July 18, 2019, U.S. Department of State，www.state.gov(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9日)。
[27] “Statement on Burma/Myanmar, Statement of Concern,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July 18, 2019; U.S. Department of State;“Statement on Iran, Statement of Concern,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July 18, 2019, U.S. Department of State，www.state.gov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9日)。
[28] Thomas Farr，“Second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A Major Success and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Critical Work Ahead,” IRF Policy, July 23, 2019,https://www.religiousfreedominstitute.org/blog/second-ministerial-to-advance-religious-freedom-a-major-success-and-strong-foundation-for-the-critical-work-ahead (登录时间：2019年9月10日)。
[29] Mark Galli，“Trump Should be Removed from Office,”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19, 2019;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hannel/utilities/print.html?type=articel&id=163724; Timothy Dalrymple, “The Flag in the Whirlwind: An Update From CT’s President,”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22, 2019,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9/december-web-only/trump-evangelicals-editorial-christianity-today-president.html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5日)。
责任编辑/ 徐坤阳 张玲
作者：徐以骅，美国宗教问题研究专家、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