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多种形式、数量较大的支持和援助，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肯定评价与真诚感谢。随着日本疫情日益严重，中国也向日本提供各种支援，从检测试剂到防护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达日本。我认为，疫情灾难客观上起到了为健康的中日关系赋能的正面效果。 

首先，疫情加深了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理解。客观现实告诉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在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动荡与生态环境灾难面前，人类必须形成一个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大局观”下，国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历史文化观念差异及现实利益矛盾冲突，都需要通过积极的对话沟通，在公平、正义原则基础上逐步理顺结构、化解矛盾。

其次，携手应对疫情体现出东方文明中“和合共生思想”的重要价值。中日两国作为毗邻而居的大国，也需要互相理解、包容，进而展现一个多彩、多元的东方文化世界。双方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构筑一个既有古代儒家理想中的积极成分，更具人类共存共生、和合世界崭新理念的“天下大同”。相形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片面强调所谓“民主、平等、自由”，却在灾难降临之际立即暴露出本国利益至上、置人类社会道义于不顾的种族主义的伪善。 

最后，携手应对疫情有效地促进了中日两国民意改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两国民间的对立、厌恶情绪并未因接触交往的增加而得到实质性改善。究其原因，除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分疏外，大众囿于自身文化价值判断看不惯对方，甚至放大对方缺点等，也是文化冲突动摇外交基础的底层逻辑潜因。疫情大难降临，作为人性的一面压倒了民族文化中的个性，换位思考的同理心、同情心占据两国舆论主流。很多有厌恶对方情绪的人突然意识到对方国家与民众的善意，观察到对方的“人情味”，进而感受到对方民族、国家的“可亲可爱”。

经历了共同抗“疫”的中日关系也将面对很多新的情况与问题。例如，公共卫生事业与医疗研发领域合作迫在眉睫，尤其是“病毒溯源研究”方面，共享本次疫情中获得的病毒样本，通过传播时间、地点、地域、路线的信息分类数据，利用病毒基因序列变异和变化规律寻找源头和传播链条势在必行。
总之，疫情过后的中日两国关系又将在前所未有的国际关系格局与经济形势下做出新调整，两国关系还要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