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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大中断的“全球化”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21日  来源:财新网  作者:庞中英  阅读:185

01 全球化与新冠大流行


“与全球化说再见”(Goodbye Globalization),是过去几年(至少从2016年起,甚至更早,比如1999年,比如2009年)世界上的一个流行口号、号召、哗众取宠、耸人听闻,很多人以此为题做文章。现在又有人高呼“全球化,再见吧”。2020年5月16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封面文章是关于“再见吧,全球化”的。当然,其副标题指出“自力更生的诱惑是危险的”,评论了在新冠疫情下的“再见吧,全球化”。


“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合概念,不是简单概念。但我这里不谈“全球化”概念。


尽管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全球化”古已有之。但我认为,“全球化”这个名字却并非古已有之,而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发生的全球大变化、全球大转型。


“全球化”一度是政策,是冷战结束后,很多政府,例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或者英国布莱尔内阁的政策。目前,作为政策的“全球化”政策仍然存在,但是,首先是在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治下,已经不存在作为政策的“全球化”,反而是奉行“全球化”的对立面,即“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也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流行(pandemic)生动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全球化”。没有“全球化”,不会有如此的大流行。此种借助“全球化”的大流行,不同于“1918年大流感”(西班牙大流感)的地方在于,西班牙大流感的流行主要在北大西洋两岸地区。新冠大流行,遍及全球,深入骨髓,可看做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大流行。在各国政府的大封锁(lockdown)政策下,全球在联系上和结构上前所未有的大中断(great disruption),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诞生的各种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维持着全球的世界的最低限度的、必要的联系。“全球化”仍然是我们世界最大的现实。


02 慢一些对“全球化”说再见


对全球化的治理(全球治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就陷入危机,例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在大流行前夕即2019年年底停摆。但是,1945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大危机时刻还是发挥了关键的,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与1918年不同,那时,并没有WHO这样的全球治理机构。是WHO在2020年3月11日宣布全球大流行,许多国家,即使是在治理此次疫情中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如新加坡,也是从311才全面行动和动员起来的。全球卫生治理并不仅仅是WHO,而是远超出了WHO。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包括WHO在内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包括了私人或者社会部门,如美国的盖茨基金会的作用。


“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似乎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加快。全球化确实变慢或者停顿下来了。不过我要说,做这样的判断,跟“全球化”说再见,且慢!可能恰恰相反,我的判断是,作为政策的“去全球化”,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化下,可能也已经遭到“大中断”。这次疫情不会在现在,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但一定会在本世纪,开辟一个全新的复合的全球文明。新冠病毒大流行是我们全人类再次大光明前的大黑暗。


新冠大流行后,“全球化”将逐步进入大转型(a great transformation)的时期。大封锁(great lockdown)和大中断(great disruption)为再造“全球化”提供了机会(时间)和可能(手段)。我们是否认识到了这是重建“全球化”的机会?我们能否抓住这一机会?


最后,我想指出,“全球化”在新冠疫情之后的重建,取决于我们对“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能否彻底成功化解。


对“全球化的悖论”的发现和提出是一项了不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全球化的悖论”是2008-2010年之间全球金融危机后,哈佛大学土耳其裔政治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理论。在中国,比较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等知道罗德里克的著作,所以,这里就不多提。


03“去全球化”纯属开历史倒车


不过,有关“全球化的悖论”,在学术上,在中国,在“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全球化不不可避免”之长期存在的非均衡认识主导下,并未被充分注意和购买。在企业层面,有些在全球的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已经因为对“全球化的悖论”认识不足而受损严重。在政府层面,因为忽略了“全球化的悖论”而不得不面对双边政府之间关系的恶化,甚至双边关系的危机。


那些到现在都在高呼“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可能根本就是不同意、忽视“全球化的悖论”的。主张“不可避免”、“大势所趋”的言论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关于“全球化悖论”的影子。也就是说,“不可避免”或者“大势所趋”论述,并没有正视全球化中的悖论,更没有解决(治理)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的方法或者方案。反而,在这些言论看来,目前推动“去全球化”的力量可以忽略、忽视,认为其愚不可及,要对其“大批判”,因为其“开历史倒车”。


2017年9月,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关于“逆全球化”的“国际会议”上,在主导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的声音中,作为少数力主重视对“去全球化”的认识、研究,认为,这才是走向可持续的“全球化”之途(见:庞中英:《“去全球化”是长期趋势还是暂时现象——全球化悖论剖析》)。


新冠疫情前,“全球化的悖论”没有得到有效克服,包括在全球层次上,“全球化的悖论”恶化了。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2018年和2019年,我写了一些关于认识、预防、治理“全球化的悖论”的小文,例如,《华为等企业面对“全球化悖论”,寒冬如何避免被冻死?》(2018年12月10日),《最好的“全球化”讨论不是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进行庸俗辩护》(2019年1月29日)。这些小文章,也许仍然有一点参考价值。


在新冠疫情空前大挑战的今天,我认为,世界各类、各种攸关者(stakeholders)、行动者(actors),都要寻求在各个层面正视和治理“全球化的悖论”。在国家层面,在区域层面(如东南亚、东亚、欧洲、非洲等),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在大流行之后的世界,要及时结束暂时的闭关锁国,采取大措施治愈“全球化的悖论”,以为21世纪的全球文明、全球繁荣和全球秩序的时代的到来创造条件。


(2020年5月17日识于上海)


责任编辑/徐坤阳 张玲


作者:庞中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财新网,庞中英博客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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