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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身份政治、党争“部落化”与2020年美国大选
发布时间:2021年01月14日  来源:《外交评论》  作者:刁大明  阅读:1194

【内容提要】身份认同已成为当前美国政治的关键议题。美国政治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在国家和民族维度上的身份认同追求。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美国身份政治的焦点逐渐转换为族裔认同。相比于其他认同,族裔认同是决定个体政党归属最关键的因素。与之相应,两党也在不同程度上通过强化对族裔认同的回应来固化对相应群体选民的控制,进而导致政党政治对峙中的“部落化”。2016年以来,特朗普和共和党操作身份政治,以“白人至上”议程动员白人选民。在2020年大选中,新冠肺炎疫情为基于族裔认同的政党归属增加了变数,但仍难以根本改变当前美国的身份政治现实及其导致党争“部落化”的整体趋势。这意味着未来美国更难就国家前景形成明确的方向性共识,其国际角色和对外政策也将受到巨大影响、发生深刻改变。


【关键词】身份政治;美国大选;两党政治;族裔认同;特朗普新冠肺炎疫情


“你爱你的国家,还是爱拉美裔?”作为在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新墨西哥州竞选造势集会上会向拉美裔选民如此发问,旨在强调“国家认同超越族裔认同”的重要性。事实上,特朗普的问题戳中了当今美国的身份认同困境,而人口快速变化下“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前景的迫近,也在加剧相关挑战。


2016年大选以来,特朗普利用白人群体的焦虑,以“本土主义”色彩的传统身份认同迎合并驱动“白人至上”议程,加速了共和党的“特朗普化”。与之相应的是,民主党则坚持回应各阶层各族裔诉求的多元立场,拥抱“多元身份”的政治叙事。两党在身份政治上的分野也引发了已呈极化党争的加剧与变异。在2020年大选中,新冠肺炎疫情塑造下的身份认同问题再次成为两党竞争的新变数,并拖累了特朗普谋求连任的步伐。


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激烈碰撞的今天,身份认同及其所带来的挑战已成为美国当前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空前棘手的重大议题。因此,从理解与把握美国政治及其国家走向的角度出发,探析身份认同如何影响美国政治进程与政治生态,业已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核心问题。通过梳理相关基本概念与历史演变,进而剖析当前美国党争极化的政治现实,本文尝试对这一核心问题做出回答,以推进对美国政治现状与前景的深入思考。


一、身份认同与身份政治


关于身份认同的较早讨论来自社会心理学领域。根据德裔美国学者埃里克·埃里克森的研究,在社会个体自我发展的第五阶段即12岁到18岁的青春期,将出现独立探索与自我意识的发展,从而形成自我在群体中的身份认同以及角色困惑。因而,就个体心理发展而言,身份认同既包括个体的自我认知,也涵盖个体对其所处群体的认知。与此同时,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身份认同则是人们以其作为个体的身份特别是在社会群体中的归属对自我形成的较为稳固的界定。


这种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转化、彼此强化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一个主客体、内与外、心理与行为之间的互动过程。在个体意义上,个体具有独特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在群体意义上,个体具有一定时间内难以快速改变的特定社会性或群体归属及其相应的心理状态与外化行为,而其特定归属、心理与行为,往往体现为一种“对于相似性、群体意识以及与同属性群体共享的命运的认知,且对个体的感受、想法与行为普遍具有影响力”。当然,这里的特定及其反映出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单一性。身份认同基本上处于一种“求同”与“存异”相互映衬和彼此建构的动态过程之中。任何个体都会在不同时间、空间等维度上身处乃至归属于多个群体,因而自然存在相互交错重叠的多个身份认同。


通常而言,国家、种族或族裔、性别、宗教、经济地位及社会阶层等都属于当今人类社会中最为基本的身份认同。这些维度塑造的个体归属、心理与行为必然具有社会属性与社会影响,也就必然连带触及关于有限资源权威分配的政治范畴,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套用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蒂普·奥尼尔“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的经典表达,一切政治都是某种认同,而一切认同反过来也都是政治。细究起来,身份则要先于政治。人们作为个体先建构那些塑造其自我认知与群体归属的身份,再形成相应的政治选择与政见倾向。而在身份认同的影响下,个体由于其所属的特定群体属性而在政治参与意义上进行集体行动,进而逐渐固化并形成一种作为特殊身份认同的政治认同。比如,明显的族裔或宗教认同更容易促使相关个体形成对族裔或宗教事务的更多认知,更易产生与之有关的政治参与动机,从而逐渐在相应议题上建构出比较稳定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政党、政治团体等)归属。从身份认同到政治认同的演变,或者是基于身份认同形成政治认同、产生政治影响,并再度强化身份认同的复杂系统构成了身份政治。


在现实政治中,占据多数或主导地位的群体及其个体,往往并不会主动强调群体意识与身份政治,因而身份政治也就成为处于少数或非主导地位的弱势群体或少数族裔,为了改变被孤立、被歧视乃至被剥夺的地位而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也正是因为这种并不平衡的存在,身份政治也存在一些特有的表征∶第一,身份政治往往更多关注文化与价值观层面的差异,而对经济或阶层层面差异关注相对有限,因而身份政治在很多语境下与族裔、性别等维度密切相关。第二,身份政治更关注的是能以相对较小较窄标准清晰界定的群体,而非存在较大较宽标准交叉的群体,如年龄、代际与阶层等。第三,身份政治往往会引申出围绕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争论。面对处于少数或非主导地位群体的身份政治,其他群体都必须确保至少在公开场合不表现出违背“政治正确”的言行,这也被认为限制了某些西方政治中的言论表达原则。第四,由于身份认同的非单一性,在面对不同群体时,个体的身份政治可以相应转化与调整。比如,对曾于2015年到2019年间代表犹他州担任国会众议员的共和党籍非洲裔摩内教女性政治人物米娅·洛夫的个案研究发现,她的身份政治在共和党内部是强调其保守的政治立场与宗教价值观,而在与民主党竞争中则突出族裔与性别。第五,身份政治虽然存在处于不同地位群体之间的差异,但也可以表现出一种逐渐同步刺激与塑造的趋势,比如,左派的身份政治也将加剧右派的身份政治。在不同的情形下,或者在某些议题范围内,处于少数或非主导地位的弱势群体或少数族裔日趋强化的身份政治,也将激发原本并不太主动参与身份政治的多数或主导群体的相应行动,从而形成不同身份政治之间的互构。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前西方世界普遍存在且持续加剧的所谓“白人的焦虑”。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人们大体上接受“爱你的邻居”的告诫。但这个告诫的最大意义不在于邻居们与自己的生活方式基本上相同的情形,而在于去接受非常多样化的不同生活方式。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性质不允许我们回避多元文化所提出的严峻问题,因而身份认同与身份政治也就成为理解现实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关键切入点。


二、美国政治中的身份认同


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语境下,众多身份认同都在相关政策领域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影响,可以说,有多少政策议题,就有多少相关身份认同能够发挥政治影响的舞台,如保守派白人对放宽移民政策的反对、少数族裔在民权意义上的抗争、女性对性别平权与女性权益的争取、中下层群体对社会福利项目的渴望、环保人士在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减排事务上的高声疾呼等,所有政治都可以被视为涉及相关利益的群体在共同的身份认同下为了捍卫由认同塑造的利益而进行的表达与抗争。


美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虽然可以由多样化乃至碎片化的身份认同加以解构,但这种以一般性身份认同来理解政治行为的路径也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并不具备所谓的“美国特性”。按照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国民特性”(national identity)的基本观点,美国国家发展的历程就是寻求身份认同的历史进程,至少从17世纪以来,美利坚人一直在建构自身心目中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认同感”。


沿着亨廷顿的视角,美国政治历程中最重要的身份认同当属关于国家和国民或民族的认同,即归属于一个共同国家的社会身份的多层次内化感受。“国家”即现代理性国家,是一种自立于其他制度之外的、独特的集权社会制度,并且在已界定和得到承认的领土内拥有强制和垄断性权力。而关于“国家”的身份认同,就是在政治上和领土上的身份归属认同。“民族”则可界定为一种名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它往往有着共同的祖先、历史传统、统一的大众文化以及领土,所有成员都有劳动分工和法定权利,其中包括族裔文化因素和现代“公民”特征。关于“民族”的身份认同表现为历史上、文化上特别是权利上的身份归属。


由于国家历程与人口构成的特殊性,美国历经了多次关乎国家方向的探索、争论乃至剧烈冲突,关于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也相应经历了跳跃式变化。至少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的身份认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核心问题与主要目标。


第一阶段∶何为美国?自1776年独立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近一百年中,美国的身份认同主要聚焦于国家认同,且基本上是精英层形成认同进而塑造民众。该阶段的国家认同要解决的是“何为美国”,即国家结构、政权运行、政府与个人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等一系列必须明确的基本问题。相应地,该阶段内发生的节点性事件也都是在努力回答这一系列基本问题。从最初的邦联到确立联邦制,从《独立宣言》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到《联邦宪法》对政治构架的侧重,再到1791年《权利法案》对个体权利的重申,从联邦党与反联邦党的分歧,到关于第一银行与第二银行的争斗,再到关于奴隶制存废而引发的南北战争。相关历史进程基本涵盖了美国两次资本主义革命,经历了从殖民地到独立民族国家、从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两个重大转变。作为年轻国度,美国也最终求同化异,形成了一个平衡各种权力与利益的联邦制统一国家的国家认同,彻底在全世界面前构建起“何为美国”的基本共识。


第二阶段∶谁是美国人?从1860年代“重建修正案”到1960年代《民权法案》的近一百年间,美国在国家认同的框架内尝试形成一个共同的民族认同。这一时期专注于回答“谁是美国人”,即为作为同一群体的“美国人”确定普遍认可的身份标准及相应权利。在第一阶段,作为节点的南北战争是关于美国国家统一以及国家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分歧集中爆发点,而在第二阶段,则是在白人群体与被解放的非洲裔群体之间谋求同为“美国人”认同的起点。虽然南北战争宣告奴隶制落幕,又很快相继通过了《联邦宪法》第十三、十四及十五修正案,分别废除奴隶制、确立公民权利与平等法律保护以及赋予所有种族、肤色公民投票权,但围绕“美国人”应有平等权利的争议仍长期存在,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历程并未走完。一方面,南方各州以及边境州陆续接受了所谓“吉姆·克劳法”,实施“隔离但平等”的种族歧视政策,继续将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限制在“美国人”及其所代表的平等权利之外。另一方面,美国开始迎接来自英国之外欧洲大陆的大量移民,这些不会说英语的“新移民”面临所谓“美国化”的漫长过程。当然,相对于后者所谓“熔炉”般的融入,前者所体现的族裔关系上累积的矛盾,始终充当着左右美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直到1950年代民权运动席卷美国,关于“谁是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再次上升为需要国家最优先解决的问题,最终导致了1964年《民权法案》以及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落地,即在法律意义上禁止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与歧视政策,进一步明确设定了“谁是美国人”的范围与标准。


与前阶段不同,该阶段的身份认同不仅是精英层的共识,也广泛涉及普通民众的彼此认同。非洲裔等少数族裔及非英国的欧洲移民在政治与社会权利上的更多平权,可被视为其融入主流、被“美国化”的求同化异。即便存在一定差异性,这种差异也仅仅被容忍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体现。不同来源的群体在同一个国家认同或同一个国籍之下共同成为“美国人”,同化为一个所谓“族群共同体”。但与“何为美国”的国家认同基本定型相比,“谁是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只是在宪政、法律与制度层面阶段性或渐进性地得到尽可能的框定,在现实中并未彻底化解,至今仍反复上演的族裔矛盾与冲突正是这种“未完成态”的体现。


第三阶段∶美国是谁的美国?在关于“谁是美国人”的民族认同未完成的状态下,196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再度面临新身份认同形成的挑战。在非洲裔实际融入仍颇为艰难的同时,由于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以及高出生率等因素,拉美裔快速激增,并在2010年人口普查中取代非洲裔,以16.3%的人口比例成为最大少数族裔。按此态势,美国将在2040年代迎来一个白人不再占多数的“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而就在2020年,18岁以下美国民众中白人已不占多数,到2027年,白人不占据多数的情况将接续发生在18岁到29岁之间的群体当中。此外,全美多州各选区的所谓“多数—少数”现象即少数族裔作为多数的人口结构形态正在提速。这也意味着,美国并非要到2040年代才会面临人口巨变所带来的认同与政治影响。


与人口与族裔结构变化相伴的是,从“文化多元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接连抬头。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和新左派运动此起彼伏,所谓“个体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号更加剧了身份政治在族裔、性别乃至性取向上的碎片化。强调不同群体个性的政治倾向直接挑战了美国白人主导的传统主流文化。90年代冷战的结束直接推动美国进入“低级政治的时代”,在外部危机下一致对外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逐渐松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引发的资本与人口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加剧了族裔对峙。面对新挑战,美国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转换为“美国是谁的美国”,即其是传统白人群体的美国,或是少数族裔的美国,还是所有“美国人”的美国。通过回答该问题而形成的认同不仅仅是民族认同,更是较为次层次或次群体的族裔认同。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势必会重新定义民族认同,甚至撼动国家认同。换言之,目前所处阶段的身份认同更像是“混合体”,从本质上看它是民族认同分歧的延续,是不同族裔群体各自内部持续强化的次群体认同对民族认同的解构,但最终也完全有可能激化为动摇国家认同的新分歧。


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历史变迁观察,经济发展与危机动员扮演着影响认同形成节奏的重要变量。在第一阶段,经济与战争因素加速了国家认同的形成。一方面,美国在1860年代迎来工业化转型,其工业产量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始于18世纪末期的“西进运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与空间。经济资源与利益的扩展虽然伴随着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但也有助于实现白人精英层面的政治妥协与社会平衡。另一方面,南北战争以暴力方式催化了国家认同的最终成型。在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告别“镀金时代”,美国完成了从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世界第一到人均世界第一的跨越。经济繁荣为“新政”、“伟大社会”等政策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利益再分配提供了充足支撑。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动员也有助于强化国内共识,而越南战争所引发的反战浪潮为民权运动提供了推动力。相比而言,目前所处的第三阶段不但不享有重大经济利好,而且还面临金融危机等加剧经济不平等的负面因素。冷战结束之后的认同分化并未由于反恐战争而实现长期的“聚旗效应”,由反恐战争引发的争议反而加剧了美国民众的焦虑情绪,更难弥合持不同立场群体之间的裂痕。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美国人长久以来号称要把“多”合成“一”。但直到近期,其所能实现的却仅是把一部分合成“一”。20世纪中期以来的重大变化导致由“多”变成“一”的可能性被再次提出,或者至少变成多个“一”。但在塑造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依旧是美国想要打造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一”?若要打造这个“一”的话,“多”又何去何从?于是,完全不同于努力形成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时的“合众(多)为一”与“求同化异”,关于族裔认同的回答,更像是在以保留乃至维持“多”与“异”为基础来尝试谋求“一”与“同”。这种区别也决定了现阶段的问题更难以回答、认同更难调和。


三、身份认同与党争"部落化"


既然个体的身份认同难免具有政治性,在美国政治语境下自然与两党政治产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在关于投票行为的传统理论中,与理性选择并列的正是基于身份认同的经验解释。其一是社会群体的视角,即“一个人的政治思考会与他的社会思考一致。……社会群体认同的差异决定政治偏好”。依照该解释,两党所吸引的社会群体所形成的联盟就可以被“画像”。比如,1952年到1968年间的民主党被认为是“穷人、南方人、非洲裔、工会成员、天主教徒以及十二个大城市居民的政党”。也有研究指出,1952年到1984年的民主党成功吸引了非洲裔、天主教徒、犹太裔、女性、本土南方白人、工会成员以及劳工群体的支持。图-1所反映的则是2016年大选前两党所吸引不同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分布状况,当时两党的各自“画像”尚未发生较大变化,但在2017年数据已显示共和党在未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者等群体中占比明显超过了民主党。

其二是社会心理学视角,即基于社会群体长期存在的政治倾向而形成的持续的、有情感的对某一政党的心理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或“政党归属”(party affiliation)。这种相对稳定的归属决定了个体的政治立场、对某党候选人的偏好以及投票等行为。本质上讲,政党归属是一种政治认同,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从身份认同到政党归属的互动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某种身份认同引发了相应群体对某一政党的支持,并逐渐形成政党归属。另一方面,政党本身也主动通过立场宣誓、社会动员以及政策议程推进等方式来回应某些身份认同,从而进一步固化相关群体的惯性支持。表-1展现了2004年以来两党政治归属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由于身份认同众多,表中数据只列出了两党归属差异最大的前十个身份认同维度。但即便如此,这些数据也足以说明导致当前美国政党归属差异的主要身份认同,即族裔、宗教、阶层、教育水平、性别、代际乃至城乡差异等。


虽然这些存在政党归属差异的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重叠性,但通常而言,对于选民行为最具解释力的认同维度往往还是族裔。这一判断不仅吻合相关研究得出的1960年代以来族裔与美国选民投票偏好关联最为显著的结论,也与前述关于身份政治更关注文化与价值观或能以相对较小较窄标准清晰界定群体的特征一致。首先,宗教认同与族裔身份呈现出较多交叉。59%的天主教徒、76%的基督教福音派主体都是白人,拉美裔仅仅在天主教群体中占据34%。在白人内部,29%左右的基督教福音派属于最为极端的群体,而在非洲裔中53%为传统非洲裔新教信徒,福音派仅占14%。这就意味着宗教认同塑造的两党归属差异基本与族裔认同塑造的归属差异趋同。其次,阶层与教育水平具有较强关联性,在美国经济社会状况下,也反映出其与族裔认同差异的明显一致性。2015年的数据显示,非洲裔大学教育程度比例为23%、拉美裔为15%、白人群体则已达到36%。相应地,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更多处于中下层。2016年的数据显示,非洲裔平均年收入为3.1万美元、拉美裔为3.04万美元,而白人可达4.79万美元。仅在非洲裔中,上述收入低于两万美元或两到三万美元之间的群体就至少占32%。再次,城乡因素在美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变化明显,城乡人口比例从1910年的45.6%比54.4%,转变为2010年的80.7%比19.3%,其差异也反映在各类经济与社会指标上。但其中差异最大的还是族裔因素,即白人在城市人口中占44%,而在乡村高达79%。

性别与代际的身份认同虽然与族裔认同未必存在明显关联,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牵动。一方面,性别认同在政党归属上的差异至少可追溯到1960年代,白人男性特别是来自南方的白人男性更多坚持保守理念并支持共和党,女性选民则由于倡导性别平权议题(如平权修正案)与政府福利项目而逐渐显现出支持民主党倾向。自1990年代克林顿执政以来,女性明显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态势基本成型。但值得注意的是,族裔认同仍在分化基于性别认同的政党归属。以2016年大选为例,在女性选民整体上只有39%支持特朗普的同时,白人女性中的特朗普支持者却与希拉里支持者基本持平,都达到了47%,非洲裔与拉美裔女性中特朗普支持者却分别只有几乎0%和28%。由此可见,只有白人女性群体的政党归属不完全受族裔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代际认同在政党归属上的差异逐渐抬头,特别是“千禧年一代”(1981年到1996年期间出生者)明显表现出强于以往各世代的民主党归属与自由派倾向。其成因也存在族裔视角。在“千禧年一代”中,白人比重比“X世代”(1965年到1980年期间出生者)和“婴儿潮一代”(1946年到1964年期间出生者)分别下降4.6%和16.5%,而拉美裔比重则相应上升了2.1%和10.1%。因而,新世代的民主党倾向到底是代际认同还是族裔认同所致,仍需探究。


基于特有历史与政治现状,族裔认同是当前美国决定个体政党归属的最关键因素,这一事实与前文论及的目前“美国是谁的美国”的争论也完全同步。必须看到,族裔认同是这个时代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逼合法性的价值。族裔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面对族裔认同在政治现实中的关键性地位,政党政治在通过回应认同来强化选民基本盘的过程中,也必然首先强化对族裔认同的回应,甚至将尽力建构族裔认同与政党归属高度重叠的状态,即所谓的“社会—政党分类”(socio-partisan sorting),从而实现对某一特定族裔群体选民的有效固化控制。相关研究也指出,如果政党具有明显的族裔化特性,就更易通过建构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认同来实现影响力最大化,不但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因素来有效巩固选民,而且还可以与对手政党形成更具偏见的对峙局面。在身份认同之下,这种强化某一族裔群体使之彻底固化为某一政党支持者的“社会—政党分类”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就是政党政治的“身份政治化”或所谓“部落化”(tribalization),即政党归属不再是出于对议题、政策以及利益的权衡,而完全是源自个人与生俱来的某些社会属性的身份认同,从而形成更为固化、激烈且无法和解的、类似于部落之间生死对抗的党争极化。


事实上,美国两党政治也正在逐渐向党争“部落化”方向发展。在寻求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两党争议焦点是国家建构,两党冲突所体现的逻辑是作为新生国家树立统一规制的必要性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利益与模式之间冲突的张力。但自南北战争之后,特别是“重建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确立公民权利并赋予所有种族、肤色所谓“公民投票权”之后,两党就开启了对数量可观的非洲裔等少数族裔选民的争夺。共和党最初推动“重建修正案”,也是希望非洲裔得到选举权后成为其天然支持者。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在多次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大萧条”的背景下,民主党迈向了提高政府权威、加强国家干预、推进阶层与族裔平权等改良目标的政党转型之路。其新政改革回应了中下层诉求,直接吸引了非洲裔等少数族裔。在1930年代末期,非洲裔对两党支持已势均力敌,各占40%。随后,民主党主流派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推动民权运动,最终通过《民权法案》,进一步在民族认同上给出了吸引少数族裔的答案,构筑起非洲裔选民对民主党的压倒性支持。当然,民主党此举也相应地导致南方保守派白人逐渐转向共和党。


由于民主党捋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纳人基本盘,两党在族裔认同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族裔群体的政党归属也加速扩大。“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民主党的政治议程,其不但随着1992年克林顿入主白宫而达到高位,而且以奥巴马当选并成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迎来新高潮。相应地,共和党转入调整期,温和派与新保守派展开较量,直到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才标志着共和党找到了明确方向。由于南方白人群体以及宗教保守派在党内影响力增大,共和党逐渐回归所谓“白人至上”的传统政治倾向,但这种带有族裔偏见的倾向一度只能处于“狗啃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的隐蔽状态。随着金融危机对阶层与族裔矛盾的激化以及人口族裔结构的加剧变化,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民主党人在中下层蓝领白人中逐渐失势,共和党则相应地表现出对内坚持“白人至上”、对外反对移民的“排外主义”等传统保守立场,以此争取更多白人支持。2016年特朗普以共和党身份当选总统,标志着“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从相对隐蔽的边缘地带转为共和党政治的主流议程。与传统不同,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不再甘于“吹啃”,而是直接吹响了“白人至上”的“巨号”(big horn),即将吸引白人作为最为核心的政治目标。“特朗普化”的共和党操作“白人至上”的身份政治趋势,也加剧了民主党在蓝领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之间保持平衡或进行取舍的难度。在强调传统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态势下,共和党甚至可能一定程度上展现出1896年詹宁斯·布莱恩时期民主党所展现出的“民粹化”趋势,坚持保护主义、反移民、反资本、反堕胎等“民粹化”立场,并将强化民主党所谓“精英与特权党”,即所谓“豪车自由派”(limousine liberals)的相应定位。进而,两党形成一种所谓的“非对称极化”(asymmetric polarization)态势,即共和党加强白人基本盘的传统乃至极端理念,而民主党尝试在政策议程上更多回应多元群体诉求。


这种两党的“非对称”反映了族裔认同超越经济阶层维度而成为建构政党归属乃至政党联盟的转折,如此变化不但突破了所谓“新政联盟”以来的压制,而且正在带入极强的对抗性。民主党支持“多元族裔群体的美国”,共和党则坚守“传统白人的美国”。于是,党争极化也就呈现出“部落化”趋势,即两党各自的基本盘选民因为在族裔、地域文化、固化阶层、性别乃至性别取向等方面无法改变或难以改变身份认同标签,而形成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与政党归属。这种“天然”的对抗性在极化政治的强化下不断加深,致使两党及其代表的群体之间更加难以合作与妥协。


四、身份认同与 2020年大选


2020年美国大选原本是一次关键测试,特朗普因在蓝领白人群体中获得关键支持而当选的事实,导致2016年大选被初步认为可能是一次开启美国政治新周期的关键性选举。蓝领白人的变化如果在本次大选中得以延续,相关判断就将被佐证,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了相关群体的政治认同,进而成为左右选情的重大变数。


首先,作为重大危机的疫情重塑了与身份认同重叠的政党归属。由于受到疫情实际影响以及对疫情认知的不同,疫情对政党归属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疫情整体上加深了两党传统基本盘的“部落化”态势,甚至导致超越一般认知与科学常识的认同对峙。在疫情持续肆虐的情况下,防控不力的特朗普却仍可保持其基本盘的稳定支持。其满意度保持在41%到48%之间、不满意度维持在49%到56%区间,其在防控疫情上的满意度(最低38%)与不满意度(最高58.8%)也基本保持稳定。而根据选后的出口民调,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仍有76%对其疫情防控满意,只有5%认为拜登更能有效防控,相反投票给拜登的选民中,有95%对拜登有信心,信任特朗普者微乎其微。在对疫情的认知与态度上,共和党基本盘整体上更为滞后与轻慢。10月初的民调显示,6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原本应该更为有效地防控疫情,88%的民主党人赞同该判断,但只有30%的共和党人表示认同。66%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疫情确诊比例已很低,但全美民众中只有39%赞同此观点。44%的民主党人表示极为关注关于疫情的新闻,而这样做的共和党人只有26%。在疫情防护上,8月底的民调显示,已在商店等室内场合佩戴口罩者比重在全美为85%,而这个数字在民主、共和两党中分别为92%和76%。在疫苗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支持者愿意注射疫苗者在8月份分歧较大,达到78%和37%,但由于特朗普反复以选前提供疫苗为竞选承诺,导致两党对疫苗的接受度快速转变为差距不大的53%和49%。这一变化也可说明政党归属对基本盘选民的影响明显强于选民原本应具有的基于科学的理性判断。选后出口民调也完全印证了两党选民群体在疫情等相关议题上的不同态度。93%投票给拜登的选民将防控疫情列为自己做选择的关键因素,这一比例位列所有议题之首,而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则更多看重反恐与经济复苏,只有59%比较关注疫情,而此比例无法列入该群体最为关切的前五个议题。


另一方面,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其敏感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政党归属。从选前民调看,受疫情影响较大的65岁以上选民对拜登的支持會一度达到60%,支持特朗普者滑落到39%,而特朗普2016年当选的出口民调显示其在该群体中胜出对手7个百分点。虽然两位候选人的差距最终未必如此悬殊,但特朗普在65岁以上群体中支持度的下降,对其选情造成了一定拖累。如表-2所展现的选后出口民调数据对比所示,特朗普在65岁以上群体中的优势的确整体下降,并在绝大多数关键州也呈现出不同幅度的缩水,显然不利于其连任选情。

第二,民主党面临维持以蓝领与非洲裔为传统基本盘的挑战。如前文所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人口结构的持续变化,美国蓝领白人呈现出逐渐疏远民主党的态势。特别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阵营明显展现出“白人至上”议程,进一步瓦解了蓝领作为整体的身份认同与政党归属。1980年到2008年间,蓝领白人在共和党支持者中比例保持在23.6%到27.5%之间、2012年升至30.8%、2016年达到31.2%。具体而言,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时得到全美六成以上蓝领白人的支持,并因此而赢得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及威斯康星等制胜关键州。面对蓝领内部的族裔认同“部落化”,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中仍表现出希望重新整合的意愿与可能性。民众更多认为拜登(59%)而非特朗普(49%)更关注蓝领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51%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根本不关心蓝领。从选后民调看,拜登在收入低于3万美元者和收入居于3万到5万美元之间者中,分别得到的支持度(57%和58%)都高于希拉里在2016年的水平(53%和52%),且扩大了相比于特朗普的优势(13%到15%,11%到17%)。这一态势表明民主党在蓝领群体中仍具有一定优势,但蓝领群体基于经济与阶层逻辑的身份认同与政党归属未来是否继续会被基于族裔认同解构,仍未得到明确解答。


如何确保非洲裔的投票率也是民主党要面对的问题。由于近年来民主党进步主义激进派抬头的趋势性因素,以及希拉里等候选人缺乏号召力的偶然性因素,非洲裔投票率并不理想,甚至在某些选举关键州拖累民主党选情。2016年大选中非洲裔投票率为59.6%,比2012年下降了7%。虽然这个水平仍比20世纪90年代高,但面对共和党转向“白人至上”的族裔认同,非洲裔投票率就越发重要。在2020年大选中,虽然非洲裔的支持成为拜登获得提名的关键,但拜登在非洲裔中的好感度(75%)与四年前的希拉里(71%)相比提升并不大,都远低于奥巴马(90%以上),进而,拜登也不得不面对无法充分调动非洲裔的风险。与此同时,民主党至少存在两个提振非洲裔投票率的可能∶一是在健康安全与经济利益方面受到疫情影响更大的非洲裔(特别是女性),对特朗普的愤怒能否增加以实际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动力;二是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的非洲裔身份是否有助于动员非洲裔选民的实际投票。前者即便可能有效,但其延续性仍需长期观察。后者如果能像奥巴马那样再次强力吸引非洲裔,民主党虽然得分,但也必须考虑政治精英本身可能“非白人化”的未来风险。不过,从选后情况看,虽然非洲裔投票率由于邮寄投票等原因而无法快速确认,但有出口民调显示,非洲裔男性与女性选民投票给拜登的比例分别为80%和91%,这个数字不但明显低于奥巴马,甚至不及希拉里在2016年的表现(82%和94%)。由此可见,民主党如何将非洲裔选民的固化支持有效转化为实际选票已成为一大难题。


第三,共和党面对着多元身份认同弱化白人族裔认同的挑战。过去四年以来,共和党以族裔认同瓦解民主党维持的经济与阶层认同,但问题在于,少数族裔的政党归属首先源自族裔认同,而性别、宗教、阶层及受教育水平等对于少数族裔的政党选择影响有限,即更为不易影响其转而支持共和党。其中非洲裔尤为明显,相比而言,拉美裔则具有一定的有限空间。但对于白人而言,原本的政党归属并非彻底基于白人身份,而是基于性别、宗教、阶层及受教育水平等维度。正因如此,表-1所反映的也是民主党在身份认同上的特殊性,并非以白人为主的共和党的特殊性。在如此差异下,共和党的“白人至上”议程在刻意强调白人在人口比重以及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所谓“少数化”危机,以此驱动更多白人以族裔认同而非其他维度认同为政党归属的决定因素,但这种塑造过程必然需要一定时间,而且会受到某些现有或突发经济社会因素的干扰。


就2020年大选而言,疫情显然成为干扰共和党驱动白人族裔认同的突发因素。除了前文中讨论的65岁以上群体之外,未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白人群体因为更关注就业与医疗等议题而对疫情更为敏感,进而也就显现出松动态势。如表-3所示,特朗普在该群体中所获得的支持度及其保持的优势,总体上出现了明显下滑。就具体州而言,特朗普在绝大多数关键州中的支持率也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缩水,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及威斯康星等中西部“铁锈带”各州的变化对特朗普的选情造成了重大影响。

进一步讲,白人女性群体在政党归属上的变化也得到了较多关注。如前文述及,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在白人女性选票中基本与希拉里打平。具体而言,特朗普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中得到了61%的支持,压倒式地战胜希拉里,而后者则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中以51%比44%占据优势。显然,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是特朗普的关键选民群体之一。但自特朗普执政之后,白人女性选民对其在移民、经济、劳工待遇及社会福利等议题上的极端做法及其对女性的歧视态度越发不满。特别是在疫情背景下,女性选民对就业、子女教育与健康、医疗等议题更为敏感,整体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再度加剧,导致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群体减少了对特朗普的支持。民调数字显示,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中,只有48%在应对疫情问题上更相信特朗普而非拜登,而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中是69%。表-4的选后出口民调数据显示,在大多数关键州特别是宾、密、威三州,未受过大学教育白人女性群体对拜登的支持度的确有所增长。


第四,共和党在拉美裔群体中的优势扩展反映出身份政治的复杂化。选后出口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全美范围得到32%拉美裔选民的支持。这个数字虽然并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得到拉美裔支持的最高纪录,但在整体选情不佳的情况下,特朗普却在拉美裔群体中得到了比2016年更高的支持率。表-5显示,特朗普在包括佛罗里达在内的多个关键州实现了拉美裔选民的增长。虽然仍无法确定这一变化是特朗普在2020年再次赢得佛罗里达州的关键因素,但至少强化了特朗普在佛州的胜算。如果考虑到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所谓“白人至上”倾向、坚持“美国是传统白人的美国”的路线,一定规模的拉美裔支持特朗普所形成的悖论就很值得玩味。

事实上,虽然同为少数族裔,但拉美裔的政党归属与非洲裔并非共享同一逻辑。非洲裔基本就是前文提及的、能以相对较小较窄标准清晰界定的群体,而拉美裔则是更为宽泛文化或价值观范围定义下的群体,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与相似文化的来源众多的、包含众多亚群体的模糊群体,且在阶层等分布上也较为多元乃至均衡。首先,不同的“母国”认同塑造了不同政党归属。比较典型的现实是,在佛罗里达州占据较大人口比重的古巴裔(6.5%)在奥巴马政府改善美古关系后加速倒向共和党,而民主党后续相对激进自由派理念的抬头也进一步疏远了古巴裔。在本次大选中,52%的佛州古巴裔投给了特朗普。同时,拉美裔通常所归属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福音派倾向,强化了他们在价值观与社会议题上更支持坚持保守派理念的共和党。此外,特朗普政府紧缩的移民政策未必对拉美裔产生必然的排斥效果。一方面,拉美裔未必都支持民主党让更多拉美裔进入美国的宽松移民政策。另一方面,拉美裔即便在移民政策上对共和党有所不满,但同时也更为关注经济与就业议题,所以未必会对特朗普政府彻底反感。换言之,由于处于不同认同光谱,某些拉美裔群体也有可能显现出对于“传统白人的美国”的身份认同,另一些拉美裔则继续青睐于“多元族裔群体的美国”的身份认同。随着拉美裔人口的持续激增及其选民规模带来的政治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两党对其争夺势必加剧,而这种身份认同与政党归属意义上的分层与细化也将不可避免。 

如果2008年大选期待“变革”、2016年大选宣泄“不满”,那么疫情下的2020年大选则是关于“同理心”的,是围绕疫情防控如此失败的特朗普政府去留为主题的。在这一主题下,疫情、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等事实,共同改变了原本要在2020年大选中延续的身份政治趋势。在两党基本盘更为固化甚至极端化的同时,民主党所面对的维持以蓝领与非洲裔选民为主要结构的压力得到一定缓解,而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白人至上”议程却遭遇了一定挫败。换言之,疫情暂时影响到某些认同,给身份政治按下“暂停键”,导致了“部落化”某种程度上的“弱化”或“钝化”。但在后疫情时代,难以想象美国围绕身份认同意义所面临的“美国是谁的美国”困境不会继续存在。疫后美国国内的不佳态势也将继续加剧族裔矛盾,促使共和党无法脱离“白人至上”的身份政治议程,民主党也将继续彻底推动身份政治的路线转向,从而加速党争陷人“部落化”。


五、结


从历史上看,美洲国家与其“母国”分隔开来的因素不是语言,而是让美国成为国家的那些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新理念。这也决定了从一开始美国的国家目标就是如何确保当时的经济利益不受欧洲君主控制,因而其并不具有一个传统的民族概念。于是,美国的民族或族裔认同至今仍是待解的难题。 


面对当前族裔认同的挑战,两党逐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民主党对身份认同的回答是要将美国带向一种超乎想象的前景,为迎合难以逆转的人口结构巨变,寻求一个未知状态的新平衡点,而共和党的回答则是将美国“带回传统”,返回到在“文化多元主义”兴起、非欧洲移民大量涌入之前,至少是民权运动之前以白人为主导的传统身份认同。虽然共和党的立场看似保守极端,但却是在历史中存在过的明确的目标、价值观设定与路线图,因而相对容易形成可操作化的政策议程,其挑战在于旧时的方案是否仍然可行。而民主党需要构建新目标、新价值观设定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政策方案,其挑战首先是新的方案到底是什么。 


更为严峻的是,长期而言不同方案正在持续侵蚀所谓“信条式国家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的未来。按照福山的说法,“信条式国家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围绕核心价值和信念建立的。然而,当美国核心价值和信念都存在截然不同的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已经成为不同群体、不同族裔身份认同的固化组成部分之时,美国就更难就国家前景形成明确的方向性共识,进而也必然联动引发美国的国际角色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对此,理查德·哈斯曾提出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即美国需要一种真正的领导力,即一种有勇气摆脱某些利益控制、完全支持对社会和国家的整体有利的政策的领导力。虽然哈斯的期待距离现实太远,但他却极为现实地发出警告∶当前的美国正在面对三种负面后果∶随波逐流;墨守成规而导致的危机;以民粹主义形式表现出的伪领导力。事实上,前两种后果至少都是在放任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而第三种后果显然最为糟糕,因为它不但一样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加深社会分歧,消耗美国自身。但客观而言,至少过去四年美国的方向似乎更接近于第三种后果。以民粹主义的伪领导力来应对“美国是谁的美国”这一身份认同的危机,甚至已并非是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专属,校准航向中的民主党也正考虑是否拥抱这种诱惑。于是,面对着空前的身份认同挑战,需要新方向的美国新政府又会将世界带到各方呢?



作者简介:刁大明,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 2020 年第6期

责任编辑:徐坤阳、方柔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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