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5日，察哈爾學會主辦的察哈爾圓桌“公司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在京舉行。本次圓桌會議共邀請了來自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和中國大陸的二十名學者和跨國公司管理者，圍繞“公司外交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討論。學會秘書長柯銀斌主持本次會議並致辭。他首先歡迎並感謝各位專家學者和跨國公司的一線工作者能夠參與這次會議，並提出只有將工商管理學界和國際關係學界結合起來；將學術研究與跨國公司的實踐結合起來，才能使“公司外交”得到發展。在會議主題發言階段，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公司外交：跨國公司與公共外交”和“中國企業海外利益保護”分別進行了發言。

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肖恩·賴爾登博士表示，當今國際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各國政府已經不可能像20年前那樣向跨國公司提供所需的支持，公司必須學會發展自己的外交能力。

學會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趙可金副教授認為，在當代，外交已經不再為一國政府所壟斷，公司外交成為當代最為重要的外交形式之一。政府利用公司資源實現國家目標；公司提升自己的外交能力、規避政治風險，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政府與公司雙方需要相互協調，推動公司外交的發展。

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鐘新教授發言的題目是“公共外交思維與跨國公司決策”。她認為，公共外交思維是關係到跨國公司決策的重要思維方式。我們不應總是停留在“告知層次”，而應進一步關注“互動層次”。更應注意跨國公司與國際公眾的互動，這些都需要公司的更加完善的頂層設計。學會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餘萬裏副教授表示，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公司外交”，即重新定義跨國公司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餘萬裏老師認為，跨國公司在國際社會中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我們要做的是尋找“私利”與“公利”的交集。但當代社會，我們不能強制跨國公司的“私利”去迎合“公利”，否則會事與願違。清華大學尚文琦博士表示，我們必須要討論公司外交的行為是不是“外交”。有些學者認為，公司只是外交的手段和載體；另一些學者認為，公司即是外交的主體；尚文琦博士認為，這樣的爭論來源於知識結構的不同，可能長期無法得到統一。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莫盛凱演講的主題是“跨國公司介入公共外交風險評估”。他認為，當今的現實是，跨國公司已經介入了外交，這種介入很可能引發問題。由於跨國公司本身追求自己的“私利”，容易在“公利”層次引發問題。問題一旦產生，國家將被迫“接管”。這種“接管”未必對國家有利。為了減小這種風險，我們需要頂層設計。

學會研究員、英國華譽風險管理諮詢公司總裁沙學文演講的題目是“聲譽是一項金融性資產：從戰爭前沿學到的功課”。他認為，當今的中國和幾十年前相比，已經完全不一樣。在此大背景下，海外的中國企業正面臨日益增長的威脅，特別是在歷史上與中國有著良好關係的國家裏。這需要我們意識到提早識別風險的重要性。

學會研究員、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吳非教授的演講主要關注了俄羅斯的經濟外交，及其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表現。吳非教授表示，俄羅斯的寡頭從能源方面所獲得的資金，不僅僅專注於投資，還從事文化、宗教方面等相關事業。通過多方面投入，增強對外影響和減少國與國間的不信任。這種能力在在烏克蘭危機中表現出來，並為俄羅斯政府服務。

學會研究員、上海外國語大學張鵬老師演講的主題是“公共外交與商會文化：大中華區德國工商大會案例”。他表示，大中華區德國工商大會本身就有濃厚的企業性質，但其也從事某種政府的公共外交工作。德國商會做到了既統又分，相互配合，這來源於其內部的專案制管理與激勵創新機制。國內公會機構所盛行的部門管理模式，就公共外交工作的效果而言，遜於專案管理制。學會高級研究員、南洋理工大學何包鋼教授發言的題目是“跨國公司並購需要公共外交”，文章主要研究中鋁公司收購力拓公司失敗的案例。他認為，中國企業都在為企業發展從事對外交往工作，但都是走上層路線。不和公眾打交道，不與媒體接觸，也就談不上“公共外交”。從力拓案至今，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長此以往，在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國際形式下，我們將越來越被動。

學會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呂曉莉老師的發言，專注於中國海外利益的保護問題。她說，該問題的嚴重化，一方面來源於政府外交能力的局限，也來源於於公民自我保護意識不強。目前，我們的海外利益保護依然處於政府保護為主，主要走的是“上層路線”。但“上層路線”有著明顯的局限性。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李少傑的發言題目是“中國是否需要‘黑水公司’”李少傑認為中國目前的海外利益保護機制不足以保護中資企業。我們需要類似於美國“黑水公司”的私人保安公司。他從能力評估、後果等方面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進一步論證了這種需要。但同時他也強調，我們需要的是奉公守法的“黑水公司”，而不是違反人權的“黑水公司”。

最後，在會議的自由討論階段，與會嘉賓圍繞“跨國公司與外交能力”和“跨國公司公共外交”，針對企業公共外交的手段與方法，以及企業公共外交成效評估等問題進行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