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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要重视“一带一路”构想的传播效果
发布时间:2015年01月08日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马胜荣  阅读:1597

马胜荣(新华社原副社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公共外交季刊》编委)尊敬的韩主席、尊敬的各位专家、尊敬的韩国专家和贵宾。最近,我读到黄友义先生在《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黄友义先生在文章中谈了怎么样在对外传播当中深化解读“一带一路”的看法,以及在解读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我本人长期在新闻机构工作,在新华社工作的近40年中,主要做国际新闻报道,因此今天我想从新闻传播实践的角度,探讨媒体如何注意在传播“新亚洲 新外交”和“一带一路”的传播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的传播效果问题。

关于传播效果的评估,我国媒体比较普遍的操作是一种“自我画圈”,就是从某一个点出发,通过各个环节,最后的重点还是这个点。因此,这个“圈”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圆的,我参加过全国的一些外事会议,是比较早的时候,一般我们新闻媒体在总结自己重要报道或者工作的时候,得出的结论都是我们的报道比较成功,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时我发表了一点不太相同的看法,但是压倒性的看法还是我这种比较不太同意的意见,如果按照我们平常每次大会总结的看法,现在在国际舆论上我们是比较强大的,不像现在这样的。我下面想举个例子,看看我们究竟有多么强大。

《国际新闻界》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刊物,2014年第9期上刊登了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振明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为《拉美报纸媒体中的“钓鱼岛”:谈中国的形象》。在这篇论文当中,朱先生选取了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15个国家的一份主要报纸,从2012年4月日本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扬言“购岛”,到2013年5月中国进入“钓鱼岛巡航常态化”这一段时间,对187篇有关报道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他的主要发现是:这些报纸报道的基本立场呈中性。新闻的来源基本上是包括西班牙的埃菲社、法国的法新社、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美联社等西方这些大的通讯社,也有少量各家报纸自己采写的稿件,只有巴拿马报纸采用了中国新华社的少量稿件。报道中给受众留下的中国和日本的形象是:中国的官方话语、民众话语和专家话语比较强硬、言辞激烈,而且伴随着话语彰显实力;日本的官方话语、民众话语和专家话语比较弱,只有安倍晋三表示不让步并派战斗机和海岸自卫队拦截和驱逐,但他同时又不停强调希望用和平对话解决争端。日本的策略更符合国际总趋势,强调协调、谈判、避免运用暴力。在此语境下,中国的“实力展示”反而被贴上了“军国主义”或“威胁论”的标签。

有关“钓鱼岛”的报道,中国新闻的主管部门和重要的媒体是花了大力气的,但是在拉美产生的传播效果竟然是这样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一带一路”是中国亚洲战略的重要一部分,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构想,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将无疑会推动中国经济、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这样一个构想的传播除了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等在正式场合的传播、通过公共外交的途径进行传播,还有一种传播的渠道,就是依靠新闻媒体的传播。那么,新闻媒体在传播这一重大构想中如何才能避免上面所提及的钓鱼岛问题传播中出现的不理想的效果?目前,在传播当中有很多新的因素,媒体非常关注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传播和融合媒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是我个人认为,目前我们的国际传播和对外传播最重要的仍然是理念问题而不完全是具体的传播方式和渠道的问题。下面我想就“一带一路”在新闻传播中讲自己的一点看法。

1、传播“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媒体争取国际话语权过程中的一个契机

对“一带一路”构想的传播事实上是中国媒体争取和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过程。如果中国媒体在“一带一路”构想的传播中做好了,就有可能扩大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中影响力和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是公民话语权、官方话语权与媒介话语权在国际场合和国际事务中话语能力和影响的表现。国际话语权不是某种权利,而是一个国家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和在国际舆论场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国际话语权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是权威和合理的表达,二是这些表达要有人听并且相信。

国际话语权与国际传播新秩序有着密切的联系。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同时,基于新的传播技术基础上的互联网和移动传播新媒体的出现,使国际传播体系发生了变革。这些变革主要体现在“跨界性”、“融合性”、“流动性”和“分众性”等几个方面。这些变化已经推动或者将推动新闻信息采编流程的重构、国际舆论空间的拓展、媒介技术融合和产业链全面竞合。对于中国来说,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存在的。传播“一带一路”的构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事实上,国际话语权同一个国家的实力密不可分。尽管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声称所有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秩序的建构中都有话语权,而实际情况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往往拥有实际的话语权。

2、对媒体话语影响力要有客观的认识

媒体有其独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媒介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在公共事务与其他公共性话题方面享有的客观、公正地描述与表达的自由权利。虽然媒介影响力话语权看似是一种集体的表达权利,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个体话语权的延伸,是个体或者多个个体在媒介这类载体上以公共话语的形态表达的。

以我本人看,媒介影响力和话语权是“有限的”。这是由于媒体的话语权受到信息源和受众两个方面制约。媒介本身的含义就是一种“介体”,处在传播的中间环节,其发声受到信息源的重要影响。媒介在一般情况下首要作用是“传声筒”,信源发布了什么样的信息,媒介传播的就是什么信息。当然,现代媒介在海量的信息中有选择的自由,但是那些影响重大的信息仍然要依靠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发布和发声。与此同时,受众对媒介的话语权同样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传播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之后,互联网的兴起已经改变了媒介的总体格局,受众在传播环节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一段时间以来,有不适当地夸大“媒介话语权”作用的说法,把媒体的传播看成是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从媒体专业主义的角度看,新闻信息的本源是事实,因此新闻信息的传播必须是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媒体不可以也不能违背基本事实去描述新闻事件,因而其话语权受到事实本身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新闻源对于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着直接和关键的影响,如果权威部门或者权威人士不能及时或者客观地发出信息,那么媒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会直接受到影响。如果信息源的发出的信息是错误或者虚假的,那么媒介话语就会失去公信力,也没有影响力和话语权可言。

当然,目前中国媒体中也出现了许多乱象,谣言、假新闻、不实报道、敲诈勒索的现象都存在,但是这些都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所唾弃的,不属于真正专业的新闻报道的范畴。

3、新闻报道“讲故事”究竟应该注意什么?

我刚刚报道的时候,我一进去就叫我写一个故事,其实,这里的讲故事实际上就是讲新闻,我前段时间查了一下英文字典,我看一下这个Story究竟是什么意思?果然,它是指报纸和报道当中对于事件的记述,我们现在的操作在一般来讲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提出来要讲故事,讲什么故事,我不是很清楚。从我最近参与的编写的一本书的稿件当中,我的体会是我们现在真正的是讲故事,一个一个故事,一个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或者是比较感人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的新闻报道都成为故事的堆砌,这能成新闻吗?非常之难。确实新闻是要讲故事,但是关键是要怎么讲故事。

11月20日,在《公共外交》审稿会上,赵启正先生讲了关于他是怎么看新闻报道要“讲故事”这个说法的,我也非常同意。他说,新闻报道要讲故事并不是要求新闻稿件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堆成的,变成“故事会”,而是要将我们所要报道的内容具体化,用扎实而不是空洞、具体而不是概念化的表述,让受众看得懂、愿意看,不能是官样文章和采取居高临下的教育式表述方法。我完全赞同赵启正先生的看法。我觉得赵先生把这个事情讲得还是很清楚的,他的意思是你不能把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当成讲故事,当时我也讲一个观点,就是新闻记者该往哪里跑,新闻记者是否都要往新闻的地方跑,不一定,新闻记者要往基层跑。

我个人想法是,讲故事是新闻报道的基本方法之一,就这个方法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客观、公正地讲故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要好的故事和不太好的故事、或者不好的故事都要讲,只有这样才可能展现一个真实故事的全貌,才能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样的报道才会有公信力和影响力。如果只讲“童话”般的故事或者一切都美好的故事,可能会适得其反。我记得我自己从事新闻工作不久,一位在新华社改稿的外国专家讲过,你所取得的成绩是克服无数困难之后取得的,如果不讲如何克服困难,人们也就很难理解你取得成绩的意义,你取得成绩的不容易。我认为,这位专家讲得非常有道理,这是一个新闻报道要十分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在“一带一路”的传播当中要十分注意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新闻媒体传播“一带一路”是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替代的部分。“一带一路”的建设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真实当然很重要,黄友义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有一段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有一些国家对这个事情有疑虑,有一些不同看法,我觉得应该说,这不是主流,但是应该让外界知道,这才是事实。所以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记者,你既然在前方从事这些工作,你就应该像一个坐在新闻事件舞台前排的观众,你要如实地去看待这些东西,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去看,只有这样,我们的传播才有说服力,才有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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