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前副局长兼总编辑、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尊敬的韩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十几天以前在中南海里开一个小型座谈会，9个人被邀请去发言，其中有3个人跟察哈尔协会有密切的联系，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就仔细地询问了察哈尔协会目前在研究哪些主题，我也希望像这样的年会和平时察哈尔聚会举办的系列活动，能够对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做出重大的贡献，我有四点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加强中国对外传播顶层设计，主动设置国际话题
中国已经历史性地被推到国际舞台中央，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对外传播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这种机遇第一个特点是中国对外传播受众的人员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关心中国问题的是少数学者、政界、商界人士。今天，中国经济对世界各地影响如此之大，可以形象地说中国人之外的世界57亿人的生活工作越来越多地跟中国有关系了，这让我们的中国外交对外传播的人群变得比以前人越来越多，面越来越广。
这种机遇的第二个特点是受众多了以后，对外传播的话题深度和广度都加强了。在面对59亿受众群体的时候，中国需要在更加广泛的问题上，更加积极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的对外传播应该从过去常见的被动应对和只对国内问题关注转为主动设置国际传播话题，引领世界舆论。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引领世界舆论，大多从经济建设开始，如最近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都已经说明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世界方向，媒体需要乘势而上。如果要跟着西方的媒体转，还不如我们引导自己的话题，让他们跟我们转一转。
世界复杂，中国人追梦诉求多样。在这种背景下，设置关系全球的话题，引领世界舆论绝非易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兼顾各方，既有明确的大方向，又有多角度多层次的话题，也就是说要制定好大战略，讲好中国的具体小故事。
第二，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引领作用，强化大外宣，大对外传播，大对外外交的格局
企业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上亿游客走出去，让中国人站在了世界话筒之前。但是，有了发言机会，是否能掌握国际话语体系，用57亿人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中国，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比如，我是做职业翻译的，有一些企业的对外介绍材料照搬对内口径，甚至是直接把对内报告拿来翻译外文。你打开央企的网站就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话，就是“某某年经过国务院批准成立，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隶属于中央大型企业工委领导，某某年成为属于国资委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在中文语境里，这是有积极作用的，能够有助于证实企业自身的背景和实力，让客户产生信任和尊重。但是，在英文语境下，这不但无助于产生对企业的尊重，反而显得我们的企业不是一家具有自主经营的跨国企业。不如索性说，我们的企业是哪年成立的，在多少国家有多少业务，一句话讲清楚，以便尽快让外国客户知道我们是一家具有实力的跨国企业。
企业的对外介绍材料，包括高管的发言在国内国际场合论坛上或者国外讲话，有时候经常不经意地引用国内我们熟悉的表达方式，特别是文件式语言，比如一个老总就说我要“总揽全局”、“三中全会以来”、“历史新时期”等等。在一些知名企业的材料上，很容易看到一些高度概念化、文件化表述的内容，比如：“从大局出发，促进转型发展，履行社会责任，践行以人为本理念”。还有一些中文常见，但是在西方，特别是英语的世界上，我们看到的材料里面很少采用的报告文学式的语言，报告文学式的语言在中国是很受欢迎的题材，如：“未来充满挑战，我们信心满怀；未来充满机遇，我们整装待发。珍惜有限，创造无限。我们与您携手创造美好明天”。中文很美，气势高昂，很振奋人心。但是翻译成英文，读者听起来，国际受众很不习惯。我们在国际场合讲话时，还喜欢谈谈天气，以营造良好的氛围，比如，“我们非常高兴，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你们国家。”“在这春播的大好时光，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播下了进一步友好合作的种子。”问题是，讲话稿是按照国内气候写好的，讲话地点是北欧，外面还飘着雪花呢。我们需要加强对他们的了解，了解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模式、表达风格和理解能力。这些受众大多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正像爱泼斯坦所说，外国人智力是大学水平，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小学水平。只有当我们对于他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了解了，我们才能更加有针对性地使用他们熟悉的国际话语体系，把传播中国落到实处。
全球化时代，传播没有国界。中国内部的意见言论，国外同样关注。为了不引起误解，最大限度地让我们的声音得到准确理解，即使我们的发言讨论问题不是针对外国人的，而是针对中国人的，也需要考虑到国外受众的理解能力。在遣词用字上，尽量使用世界通行的表达方式。我们要力争说的每一句话都得到世界的正确解读。
全球化时代，是公共外交的时代。公共外交强调的是每一个有机会接触外国人的中国人都应该肩负对外传播中国的任务。当前，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企业家特别需要提高国际话语表达能力。我们也提出了建议，让党校和行政学院（培养干部官员的学校）增加公共外交的课程，帮助有机会影响外国人的中国人熟练使用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在全国大外宣的格局中，我们的官员、企业家、游客和民众都逐步成为一个个对外传播的小平台。
第三，加强对外传播本土化影响力，赢得外国百姓民心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交往中，习惯跟外国政府和上层打交道。搞好与官方的关系，对于我们开展经济活动至关重要。但问题是，我们缺了另外一条腿，我们不善于针对外国基层和民间做舆论工作。以缅甸为例，在当地的英文媒体报道中，涉及日本的报道超过中国的报道数倍。原因之一是日本善于利用当地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日本援助的每一个项目不管大小都在当地媒体上宣传。其结果，当地媒体赞扬日本大大超过中国，当地百姓受媒体影响，对中国批评多，对日本赞扬多。相比之下，我们在缅甸曾经大量投资，创造就业机会，造福于当地百姓，可是当地百姓却不领情。遇有风雨，当地人站到我们的对立面，我们花了钱，反而成为受害者。这就是我们不太善于针对当地民众开展公共外交。
联想到当前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在立足做好国内的对外传播之外，需要我们更多地把传播注意力放到国外，利用各种活动机会，在沿线国家当地举办论坛，请当地专家学者说话，让当地媒体报道，让当地百姓了解中国的倡议，让他们看到一带一路将会给他们带来具体的实惠。当地媒体发出的声音最为直接，最有影响力。在西方媒体占据当今世界主导地位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大量转发西方媒体发出的消息。原因很多，其中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媒体负责人大多在西方留过学。
所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我们要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的媒体人才。可以设想，如果发展中国家媒体管理人员和实际操作人员当中，有百分之五来过中国，接受过培训，对中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当中有些人一定会成为传播中国的正能量，至少在报道涉及中国的话题时，会更多地采用来自中国媒体的消息。如果拉美的负责人、总编对中国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我想涉及到中国的话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发中国新华社，中国日报的消息。外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数量很少，源于是我们的人脉关系不够，我们应该在世界各国媒体中建立我们的人脉网，这应该尽快成为我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第四，加强对外翻译人才培养和使用战略，提高外宣实效
在国际舆论战场上，外文是实现我国话语权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据中国翻译协会的市场抽样调查，中国翻译市场呈现出从业人员多，工作量逐年增长的趋势。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2011年开始，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中国翻译市场已经从以外文翻译成中文为主，转为把中文翻译成外文为主。2013年，中译外营业额已经占到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中国的翻译市场已经从输入型翻译转变为输出型翻译。
这种变化当然得益于中国经济走出去，这种情况是可喜的，又是令人忧虑的。令人可喜，因为这说明了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令人忧虑，是中译外高端人才不足的问题愈发突出。中国有一位领导同志曾经在今年上半年询问为什么我们国家小语种高翻人才这么缺少。其实，根据我们研究的调研，不仅是小语种少，大语种高翻人才也少，如英语、西语、阿语、俄语、德语，特别是能从事中译外定稿的高档翻译也同样缺少。缺乏高端中译外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走出去，制约着中国话语权的提升。
随着科技的发展，翻译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翻译不再是简单的两种文字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的转换，加上采用新技术，翻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语言服务业态。但是问题就来了，中国中译外为主了，积极干预增加了，我们靠谷歌也不方便了，中国就需要开发自己的中译外翻译软件，现在还没有也需要支持开发中译外的翻译软件。一名优秀的外宣翻译，可以帮助提高中国的话语权，一名差的翻译，也可以让正面的表述产生消极甚至负面的效果。比如说领导人讲话，大多情况说“同志们”，我们翻译Comrades，这个词在西方英国美国这些人接受起来就有难度，甚至不愿意看。我们翻译的目的是让人家看，开头都不愿意看，那就白翻译了，还有的翻译就是硬翻。比如说土地改革要深化改革，不要做“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他就翻译成“不要让我们羊肉铺子卖狗肉”，韩国人吃狗肉不受英美批评，但是有一个很怪的现象，中国人吃狗肉，外国人时不时地批评中国人吃狗肉。那我们非要这样直接翻呢，还有想要改革，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给翻译成“要跟老虎相遇”，相遇以后谁活谁死？肯定人把虎打死，那还要不要改革了。说深化改革要“壮士断腕”，他就翻译成“把手腕切掉”，今天改革切手腕，明天切胳膊，改革没完，自己自残完了。
所以不好的翻译是很糟糕的，影响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想法。因此，针对对外传播和对外翻译，特别是为了树立我们的话语权，要打破传统的研究领域，创新对外翻译，需要加大应用项目的研究。特别要解决好中译外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要有更多的人参与中译外翻译，要解决好中译外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让他们有充分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中译外事业当中，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