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就“一带一路”这个问题，我自己感觉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战略决策模式的变化，因为最初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是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然后到印尼去讲的，2013年在说这个事，在之前有非常多的智库机构都在提出类似的想法，像西部开发、西进战略、解决能源通道等等的，我也参加了这些智库的活动，后面也参加过国家发改委、经贸部、外交部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我感觉最开始是群策群力，一锤定音，之后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这种大背景下，我认为王义桅的探索、探讨都很有意义。

如果说下一步研究怎么做，我觉得结合我对于这方面的想法，谈谈这么几点看法。

第一，在战略上我们应该还是把它想得更透一点。作为国家的长期战略，当然王义桅讲得很大，几千年，但是宏观战略的问题是不是说清楚，我觉得还是没有搞清楚，大历史的问题，包括王义桅讲到的马其顿东征，为什么到印度就过不来了，包括缅甸的一些事，在国家大战略上如果不澄清是不行的，这是需要做的。

第二是微观的一些事情上。我想下一步要讲到国别，甚至是项目，65个国家，谁能先把这65个国家说出来，现在都说65个国家，商务部叫做“六十几个国家”，谁能先把它说清楚？有时候一说好像超出了，我们做国别的时候非常粗，还在点名的阶段，对于国别的理念问题搞不清楚。比如说缅甸的问题，比如密松电站有没有教训，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看有些机构在做国别研究，这是有必要的。之后还要做项目，上次我在北大讲这个问题，有一个从北大毕业的，他说正在做国别的问题，但是觉得问题非常的多，比如说安保问题怎么解决，学黑水公司吗？学不了，学殖民地统治也不行，那么这些安全问题怎么解决？如果做“一带一路”就会面对这些真实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要做好心理准备。

第三是认为未来是文明冲突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现在确实是，比如伊斯兰教的问题，你怎么解决，怎么去认知它？有很大研究的空间。这都是一些具体问题，如果你不把这些具体的问题研究好了，恐怕“一带一路”仅仅是一个战略构想，也是不能落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