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博弈的不确定性与大国兴衰的攻守逻辑

秦立志，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方博一，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科研助理。秦立志与方博一于2025年2月15日在《印度洋经济体研究》第1期发表论文《权力转移、报偿预期与攻防偏好》，文章着重从地缘政治逻辑阐述战略博弈的不确定性与大国兴衰的攻守逻辑。笔者就这一文章的理论脉络与现实意义采访秦教授与方博一。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权力转移理论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命题，你这篇论文将权力转移作为重要变量，这里有何创新或独到之处？

秦立志、方博一：首先，关于权力转移的既有研究多是围绕霸权国与崛起国二者互动展开，聚焦于特定时间段内一对国家组合的竞争和博弈，不仅时间跨度较小且缺乏对空间因素的关注，容易导致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即要么强调权力转移导致冲突升级的论调、要么强调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升级没有必然关系。实际上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是国家间战略互动缔造的，而互动就必然涉及到地缘政治空间的考察。战略互动往往又是多轮而非单轮，这就导致战略博弈中涉及短期与长期的时间视野下的报偿效果研判。通过有意识地关注权力转移趋势中各种变量时空维度的动态变化，以此作为衡量权力转移趋势优劣的有力依据。将普鲁士/德国从崛起的准备阶段、崛起的起飞阶段以及霸权挑战阶段进行详细的历史叙事，这段时期恰好与国际关系史中的1815—1914年“均势”的黄金期重合，对德国应对体系结构压力的军事战略反馈也能窥探该时期的国际体系运行规律。

其次，既有文献不仅对行为体长时间的过程追踪较少，还经常先入为主地判定崛起国与权力转移优势绑定，而守成国、霸权国自然而然处于权力转移劣势。在大国博弈的“圆舞曲”中，国家时刻受到权力转移造成的结构性压力影响，而优势还是劣势则会根据参考对象的不同而改变。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相对于英国是更具优势的崛起国，但相较于实力膨胀更快且军事潜力较大的俄国而言却是权力转移的劣势方（事实证明德国政府对俄国当时的威胁研判是夸大的，但不妨碍主观的威胁认知见之于客观战略实践）。

问：我注意到，你这篇论文在案例分析部分只选取了普鲁士王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过程追踪的研究对象，如何看待单案例的解释力问题？

秦立志、方博一：单案例研究方法虽然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风险，但相较于多案例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没有国家能两次都踏入同一条“河流”，某些重要的案例和事件具有不可复制性，国际政策与大战略研究都要求把握当下，未来存在的每一种可能性。单案例研究能捕捉独特因素及其影响，帮助我们理解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决策和结果。即使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两次，这一事件仍然能给我们提供“非线性”的历史启示。从中国春秋战国到西方的古希腊时代以来，权力政治的运行机理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只是不同时期对生存、利益、荣誉、复仇、地位等战略动机的优先级有所变化，但这些动机内容并没有彻底消除。

问：以大国攻防偏好的战略动因作为研究对象，在写作中有哪些依据或灵感来源？

秦立志、方博一：历史进程内含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但也有一些战略传统的延续性。比如，德意志第二帝国对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等军事战略学说就有高度的承继性，尽管这种战略学习的效果并没有始终符合《战争论》所关注的用政治目标来限定战争行为。而诸如施利芬计划，无疑是精密的和存在高度复杂性的，他对战争进程的计算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但是对手的战略行为是不会依托己方战略的美好愿景来推进，复杂性较高也不意味着就解决了不确定性挑战，这个计划像提尔皮茨的“风险舰队”论一样，都缺乏对战略不确定性的关注。

更何况德国（普鲁士）的攻防偏好案例实际上有助于“攻防平衡”这一理论概念的史论结合，也是我们此前所一致关注的大国战略博弈议题的进一步延伸。通过分析普鲁士/德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实际上涉及到多极体系下的“不确定性”议题的探究，即使是位居体系中心位置，面临两线对抗风险的普鲁士、德国，仍然存在战略反馈的灵活性与安全困境的缓解机制，并不必然意味着战略选择的过分受限。大国可能都是攻守相即的，完全的战略攻势与绝对的消极防御其实并不符合理性决策的常态，过多强调进攻与扩张往往让国家边际成本递增而导致国家财力入不敷出，过度的防御则可能让国家陷入“绥靖”政策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悲剧（不断让步增加了对手的扩张性收益与战略目标偏移，反而激发了对手的野心）。

问：你认为德国攻防偏好的历史教义对崛起国有哪些战略启示？

秦立志、方博一：从“攻防平衡”的角度看，过度扩张引发的战略透支风险、对“进攻崇拜”的片面强调与过早认知闭合以及将夸大对手威胁的“敌意合理化”作为军备动力，是德国崛起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主权零死亡”时代已经到来，伴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与战争手段的多样化，权力再分配变得更具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随机性。中国应深刻认识崛起过程的长期性，避免因急于求成重蹈德国覆辙。

作为“边缘地带”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国，以战略审慎的逻辑，调整好合适的战略节奏，要综合运用随势与造势，重视军事战略手段与大战略的匹配和对接，这绝不是简单的手段与目标的动态平衡的战略说教所足够实现的，而是需要真正的认识到国际关系的三个“意象”进行系统的综合分析。现在的战略研究往往过度的关注体系结构，对战略互动与领导人偏好等因素的探究存在不足，这不利于对外部战略环境变化做出及时有效地反馈，毕竟很多时候国家的外部战略是深受国内政治束缚的。

问：为什么要引入报偿预期作为论文逻辑推导的中介变量？这对我们理解当今国际形势有什么帮助？

秦立志、方博一：首先，报偿预期是指国家在采取某种战略或行动时，会对战略选择集内每一个可能选项进行评估，权衡背叛、主动进攻相对于无偿合作的收益与损失，从而选择相对收益最大的策略。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中。报偿预期的引入能将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与微观层面的国家决策联系起来。如果两个国家在领土争端中都认为通过战争获得的收益高于和平谈判，那么它们采取进攻性军事战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反之，则更偏好防御性战略。

其次，报偿预期还有助于研判未来新兴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各国在人工智能、网络信息领域的激烈竞争正反映了通过技术领先获得军事或经济回报的期望。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与里根时期分别推进过两次抵消战略，而21世纪以来，美国也在谋划借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展开“第三次抵消战略”。对崛起国来说，能否缔造有利于本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是战略的科学与艺术，如何防范被对手在其擅长领域将自身拖入军备竞赛进程来消耗本国国力也需要得到重视。

问：如何看待崛起国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逻辑？

秦立志、方博一：“安全困境”，或者说“安全两难”一般指的是国家提升自我安全的行为无意间削弱了他者的安全。如果安全困境不存在，那么国际环境中就不存在发生于安全追求者之间的竞争、冲突，换而言之，安全困境的重要发生前提是相关方都是查尔斯•格拉泽所说的安全追求者而非霸权追求者，但凡一方是“贪婪国家”，安全困境便难以出现。但这种安全困境从理论上容易区分，但在战略互动过程中，实际上国家的战略行为模式通常只是涉及到安全困境的比重有多少，而不能说完全不存在安全困境。一个战略理性的国家，即使意图成为体系霸主，也至少会关切其生存与安全。尽管不乏追求非安全目标导致本国安全利益受损的历史案例，但是征服者并不是蓄意让霸权目标来损害安全利益。

对边缘地带崛起国来讲，尤其要担心“海上侧翼霸权”与“大陆心脏地带”国家联手对抗边缘地带强国（例如历史上美苏联手对抗德国），陷入这种两线对抗的安全困境，无疑会极大地增加战略透支风险和崛起困境，对“心脏地带”强国来说，能够主动或被动地实现边缘地带强国和海上侧翼霸主的战略竞争升级，都是有利可图的。心脏地带强国具有深厚的蒙古帝国征服战略与欧陆均势博弈的传统，只要它能与海上霸主实现和解，就会形成对边缘地带强国执行两线对抗的潜在风险，或者说让边缘地带强国选择主动强化对心脏地带强国的战略支持与脆弱性依赖，削弱边缘地带强国的战略自主性。即使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不意味着战争必然来临，“陷阱”正如我们此前的一些研究成果显示，它只是结构性压力，会塑造而非决定国家的战略选择。

本文转自FT中文网。作者王英良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