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读书会第29期：《中国立体公共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

2025年6月17日，察哈尔读书会第29期在察哈尔学会北京适园公馆举办。本次读书会聚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李志永的著作《中国立体公共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围绕以下三个话题展开讨论：1.“立体公共外交”这个新概念能否成立？为什么？2.结合公共外交的新进展、新形态，如何丰富“立体公共外交”？3.结合本人研究领域或国别及具体案例，说明公共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作用及问题？

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李志永教授领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星、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捷、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金彪、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杨路、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李由、南华大学部省共建联络办公室主任姬广礼、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韶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常庆云等担任与谈人。

会议伊始，柯银斌研究员组织与会人员进行自我介绍：我是谁？我现在做什么？我还想做什么？

随后，李志永老师在演讲中首先分享了其写作初衷，即如何解决“挨骂”问题。在中国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之后，如何解决“挨骂”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解决“挨骂”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有效地消除美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偏见并使中国发展道路得到接纳和认同，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与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的“挨打”即国家生存、“挨饿”即经济发展问题不同，“挨骂”问题的解决具有双重依赖性：既需加强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更需夯实国家实力与行为正当性基础。三大问题虽存在阶段性特征，但相互影响交织：没有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形象建设便成无源之水；而国际形象恶化亦会反制国家发展。因此，公共外交研究必须建立在国家实力持续增强、内部治理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脱离此前提的形象塑造终将徒劳无功。当前中国在保障生存权与发展权后，正面临以综合实力支撑话语权建设的战略转型期。李志永提出他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和关注就是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进行的。

李志永老师指出，写作本书的契机主要有二：其一，从现实需求来说，是源于“一带一路”及其遭遇的舆论困境。其二，从学术角度来说，就是试图理清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推进中，公共外交到底开展得怎么样？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需要进行哪些反思与调整？

然后，李志永老师重点分享了提出“立体公共外交”的缘起。他指出，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三个原因：其一，从政治角度而言，立体公共外交是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与回应的结果。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习主席对立体中国的阐述启发了相关概念的提出。其二，从中国外交而言，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外交布局就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因此这一概念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布局的回应。其三，从学术角度而言，立体公共外交是对西方公共外交进展的总结和升华。从经典的公共外交的定义看，传统的公共外交重视国家行为体对他国舆论的塑造和影响。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新兴媒体的介入和公民社会的崛起，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交融发展，外交公开化与民主化并驾齐驱，非政府行为体已经成为公共外交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政府之外，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均直接或间接地去影响那些能对其他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施加压力的外国公众的态度和舆论，涵盖非政府主体的大公共外交概念应运而生。

之后，李志永老师对“立体公共外交”的内涵做了详尽说明。他指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为了改变外国公众观念、塑造自我良好国际形象而开展的信息、知识和价值传播活动。为此，李志永老师指出，“立体公共外交”之“立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显性的行为体，即政府之外要重视非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的参与并非之前没有，而是必须增强其主动性、独立性、自主性，同时必须更加平等对待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决不能永远或者总是处于次要或附属地位。二是隐性的维度，即公共外交的立体内容，之前我们重视的是信息传播或者形象的单方宣传或传播，而公共外交内容应该是信息、知识、价值活动，而高阶的公共外交往往涉及的知识和价值传播。

基于“立体公共外交”概念，李志永老师大致提炼总结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与观点。本书第一章、第二章分别从政府文化外交和主场外交角度研究了“一带一路”的政府公共外交。第三章对中国企业公共外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总结。第四章重点对多边公共外交进行了归纳讨论。最后一章对公共外交的本质进行了总结。

最后，李老师重点强调了公共外交的本质在于价值共享，并认为“姚明现象”“海尔模式”“傅莹方式”是我国公共外交较为成功的实践。基于对这些成功案例的总结，李老师指出，基于“民心相通”的公共外交的成功需要具备五大要素：1.强调人际沟通，通过人际互动建立互信基础；2.强调双向互动，突出交流的平等性与对称性；3.强调柔性说理，不倡导宏大叙事，反对空话大话；4.强调共赢与责任，共同获得利益的改进，并尽力承担社会责任，谋求长远发展；5.强调人性互动，以自我核心价值展现人类价值共通共享之处。

基于李志永老师的演讲，柯银斌研究员提出了三个观点：1.从学者品牌角度讨论了立体公共外交，学者也要打造自己的学术品牌，希望李老师打造好“立体公共外交”这个概念，如同公共外交与察哈尔学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寻找中西方文化之间共通性很重要。客观上，任何文化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共通性，取决于我们重点关注那个方面。3.国际公关公司在协助各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中时有着较大的作用。

陈星老师提出了公共外交中的叙事与传播变形问题，叙事真实性是传播的基础，然而由于传播过程中的叙事过滤很可能产生传播变形问题。信息茧房导致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进一步很可能导致观念茧房，而观念转化为行为时，则更需要通过组织化表达才能产生更大效应。由此，陈星老师提出了公共外交面临的六个具体挑战：1.公民社会的存在形态因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同而异。2.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和公民社会变化密切相关，这个变化对公共外交有何影响？3.外交本身是政府行为，那么政府行为如何通过NGO或其他组织直达对方民众？4.民意衡量的标准及其稳定性问题？5.中国模式在海外越来越得到认可，那么随着中国实力提升，其对外交往的方式发生的变化如何反映在公共外交中？6.在西方自由主义困境下，中国如何实现价值引领？

金彪老师指出公共外交本身就立体的，而目前公共外交渠道较为单调。在公共外交行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的今天，需要探索从不同维度传播信息、知识和价值，真诚对外交流，建立信任。除了官方渠道外，中国应该调动民间力量的积极性，通过多种渠道释放不同信息，循序渐进地形成官方与民间相互促进的立体传播渠道。民间智库、大学、科研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外交机构，在立体公共外交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常庆云老师指出外交本身是多元的。公共外交正面的例子，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因此立体公共外交立足于价值，那么需要有凝聚力，举全国之力达成共识，在价值观上有共识，我们引以为荣的是什么。比如城市现代化的成就，脱贫的力度和速度，凝结价值点。不好的中国故事，如何产生和发展的，通过举例底层大众和精英层面的最早期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中国司法人才问题，提出如何针对这种情况，如何挽回形象。要更多挖掘中西方人文共通的地方。

姬广礼老师认为，理论上，我国公共外交的手段是多渠道，多元化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外交的的方式不够多样。我国公共外交起步较晚，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公共外交越做越好，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对于具体项目落地，在媒体外宣等方面，我国公共外交还有提升的空间。针对公共内外联动问题，我们不仅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邀请世界各国朋友来华参观，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向所在国民众宣传我国现代化建设成果，效果会更明显。

杨捷老师根据其研究经历分享了科技外交案例：1.在中美科技脱钩背景下，如何借助国际科技会议，发挥学会研究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维持中国科学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之间的科技交流。2.大国博弈背景下的科研安全问题，面对国外科研数据库对中国随意关停的情况，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李韶鉴老师根据其学术经历，提出了新加坡公共外交值得借鉴学习的几个方面：1.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传播，通过教育部门实现，促进跨国文化交流，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加坡组织东西方文明对话讨论、亚洲大专辩论赛等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虽是小国却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2.扮演国际交流平台的作用，比如新加坡积极承办各种重要国际会议，包括汪辜会谈、金特会，发起RCEP机制（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小国论坛、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成为各种国际场合“话事人”。3.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应该强调信用和诚信原则，公共外交活动的策划必须建立在真实信息、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信用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对于虚假信息要加大打击力度，切实维护诚信形象。

杨路老师分享了三点思考：1.针对丰富立体公共外交概念的问题，提出了传播策略协同化。2.国际传播对象的问题，认为应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关注。3.关于立体公共外交案例，他提出中印围绕神山圣湖开展的良性互动具有立体公共外交的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最后，李志永老师感谢大家提出的疑问和思考，并对部分问题作出回应和解释。柯银斌研究员进行了总结性发言，高度评价了所有与会人员的积极参与，对本次读书会与会人员提出的真知灼见表示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