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读书会第32期：《共生与国际关系 金应忠文集》

2025年7月26日下午，察哈尔读书会第32期在察哈尔学会北京适园公馆举办。本次读书会聚焦原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顾问教授金应忠的著作《共生与国际关系 金应忠文集》，该文集由任晓教授在金先生病逝后在其家人支持下整理编纂而成，殊为难得、成就了学界一段佳话。本次读书会围绕以下三个话题展开讨论：1.如何理解金应忠先生的学术贡献？2.“国际共生理论”与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的特点是什么？3.共生思想具有怎样的世界意义？

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晓领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金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陈洁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檀有志，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顾佳赟，外交学院教授、国际研究资深编辑陈志瑞，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副院长张文娟，观澜综合研究院执行院长徐晓天，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专业研究生成轶瑾等担任与谈人。

会议伊始，柯银斌研究院组织与会人员进行自我介绍：我是谁？我现在做什么？我未来还想做什么？ 

随后，任晓老师分三个部分概括、介绍了金应忠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第一，金先生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做出贡献。早在1980年，金应忠先生就已率先撰文讨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等基础问题，是当之无愧的学科建设先行者。第二，金先生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传播打下坚实基础。从1980年代开始，金先生与倪世雄等人密切合作，系统翻译、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版《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等学术著作，滋养了不止一代青年学子。第三，金先生积极推动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团体建设。他谦逊和蔼、平易近人、兼容并蓄，担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近三十年，能够团结各路学者，促成不同学会之间的合作交流，善于联系媒体助力学术发展，也组织了多次交流会议、科普活动让知识服务大众。

任晓老师介绍，在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金应忠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倡导和建构“国际共生理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金先生的国际共生理论受到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守钧教授启发，胡守钧教授又受复旦大学生物系洪黎民教授所启发，该学术理论生发过程可谓环环相扣、和合共生，在上海催生出社会共生和国际共生理论蓬勃发展的气象。

王义桅教授指出，2021年10月25日，习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志着“共生”成为国家外交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王义桅老师进一步提出，“国际共生理论”的诞生与发展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天时，即指该理论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引介、理解和超越西方理论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提出了深植中国文化底蕴，包容西方异质性的“共生”概念。国际共生理论没有走以东方案例完善西方理论体系这一道路，而是超越了西方所讨论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聚焦于世界本身的共生，跳出了工业文明逻辑，符合时代和文明的发展。地利，指该理论诞生于上海有其必然性。上海是中西文明结合之地，中国、日本、韩国都有“共生”概念，儒释道共生，共享超越一神论二元对立倾向的文化底蕴，这才孕育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国际共生理论”。人和，一是金应忠老师本人心胸宽广，有能力滋养这一理论；二是这一理论顺应了东方文明复兴的趋势，指向人类何去何从的探索。王义桅老师呼吁，在这一动荡不安的时代，讨论“国际共生理论”应从单纯的纪念走向对世界原生文明共同财富的挖掘，真正将“国际共生理论”推向世界。

檀有志教授认为，金应忠、倪世雄两位老师持续多年的紧密合作难能可贵，正体现了和合共生的思想。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檀老师提出三个问题：1.学派如何发展壮大？2.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学派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学派如何与西方学派抗衡？3.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特色理论如何从口号走向落地？

陈洁华研究员首先分享了自己受金应忠先生帮助，走向外贸研究工作，后又与金先生共事多年的往事，表达了深切怀念之情。接着，陈老师提出与谁共生的问题。以史为鉴，西方发达国家并未表现出共生意愿，应当与国际上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推动和合共生。陈洁华老师进一步剖析了西方文明霸权主义的根源。

姚金伟助理研究员探讨了“共生”与“共存”的区分，指出共生强调接触面和互动，暗含了合作的预设，并结合中美、中印关系加以辨析。更进一步地，结合西藏调研经历，以中国-不丹边境线与中国-印度边境线实控区的差异性现状做对比。姚金伟老师提出，“国际共生理论”能否、如何在中印边界线划定以及藏南开发等问题上得到应用。

成轶瑾表示，长期以来，现实主义都从国际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基点出发，认为国家为了生存必须相互竞争权力，大国之间必然产生冲突，导致悲剧。但是从共生思想出发，不同国家相互承认主体性和共生性，或许可以避免这种悲剧的境地。或许可以在承认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走向一个更文明和平的国际社会。

张文娟律师认为，共生有两种路径，一种从多样性的角度，先承认多样性的存在，再寻找共同点，进而实现共生；另一种则是从人之为人的角度，在统一中寻找共生的可能性。张律师提出相关问题：1.一国的国内治理逻辑与国外治理逻辑是否一致，若一国在国内遵从共生逻辑，能否推导出其在国外也遵守该逻辑？2.国家内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对共生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例如，跨国企业可能面临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的矛盾。3.共生实现的两种不同路径可以共存吗？ 4.在差异巨大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如何实现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并导向共生呢？

顾佳赟老师认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文化背景差异，相互理解存在困难。比如近期的泰国、柬埔寨冲突，就需要从东方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在这一基础上，顾老师探讨了国际共生理论的适用范围，提出是否需要限定条件，如在共同的思维模式与文化背景下可以实现，反之则不可以？

徐晓天研究员首先肯定了金应忠等前辈学者在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做出的贡献，认为这一过程让东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能够有效沟通，推动理解对话，为实现本土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徐老师进一步提出“国际共生理论”主要适用于平衡状态下的人类社会，其与革命的关系还有待阐发。以癌细胞为例，他指出在共生情况下，仍存在共同毁灭的可能性。目前，AI等科学技术持续创新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急需建构人类与技术的共生关系，防止人类社会癌变。

陈志瑞教授首先探讨了上海、北京两地学风的不同，认为就两地国际关系学会发挥的作用而言，上海的学会、学者之间更能发挥合力，对地方学派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次，陈老师认为，“国际共生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适应于目前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急情况，却不能很好地回答战争、冲突的问题。“国际共生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是和平、发展的时代，但现在的情形已经有所变化，在理解这一理论时需注意到时代背景的变化。作为资深编辑，陈老师指出，学术刊物普遍注重历史叙事，“国际共生理论”的次级理论框架还可以继续细化，在历史维度下进行检验，从重塑国际关系史的高度加以推进。最后，在理论的应用场景方面，陈老师认为“国际共生理论”更适用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等共性充沛的场域。

最后，任晓教授表示感谢大家从各自的视角提出的意见和看法，并就时代主题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柯银斌研究员进行了总结性发言，肯定了所有与会人员的积极参与，对本次读书会与会人员提出的真知灼见表示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