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读书会第54期：《制造规则国际标准组织建立背后的历史与博弈》

2026年3月20日下午，察哈尔读书会第54期在上海举办。本次读书会围绕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乔安妮·耶茨和韦尔斯利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克里格·N. 墨菲的《制造规则：国际标准组织建立背后的历史与博弈》展开。该书聚焦国际标准组织构建与国际规则博弈系统梳理国际标准组织建立的历史脉络，深度剖析国际标准制定背后的博弈机制与协作模式。

本次读书会围绕以下三个话题展开讨论：1.委员会标准化、政府标准化和市场标准化三种路径的特点与作用机制是什么？2.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国家间政治博弈（如国际数字技术标准竞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3.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

本次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和世政经科技研究院执行院长石小莲共同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宏松领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陈荒拓，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ISO可持续金融科技工作组专家陈钰什，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耿召，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丁梦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天禅，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讲师沈赟璐，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徐悦，FT中文网专栏作家、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王英良、山东煜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霞、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姜星宇担任与谈嘉宾。

会议伊始，柯银斌主任简要介绍了察哈尔学会的学术宗旨与读书会品牌建设的初衷。他指出，察哈尔学会正在从研究倡导型智库转向行动型智库，察哈尔读书会正是新型智库实践的重要内容。察哈尔读书会的活动宗旨为“读真书、真读书和出真知”，以真实的思想交流促进学术共创、以开放的跨界对话推动思维创新，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新范式。随后，柯银斌主任引导各位与谈嘉宾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未来打算做什么？”三个问题进行自我介绍。

在领读环节，刘宏松教授带领大家回顾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国际标准化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标准化运动与自由贸易运动有关，缺乏共同的标准与关税一样，都构成国际贸易的障碍。1906年，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成立，这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国际性电工标准化机构，至今仍在开展活动。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创始领导人阐明了既代表制造业利益也代表学术性工程利益的原则，为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建立了一种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原则，不仅是标准化尽可能科学化的问题，也是使标准最终具有合法性的原因。在第一次浪潮中，国际标准化也显现出国家间竞争的一面。1922年，阿根廷共和国美国商会的报纸重点报道了美国工程师奥斯卡·维坎德对德国标准化的研究。他担心“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制造商将收到来自海外国家的询问，要求其按照德国国家标准提供产品。”他认为：“有远见的德国人强制推行其标准化工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想将德国标准出口到进口大国，甚至是出口到整个世界。”英国也关注到来自德国和美国的国际标准竞争。1925年左右，英国工程标准协会呼吁财政部支持在国外翻译和传播英国规范和标准。“由于缺乏英国工程标准、英国产业在许多情况下因国外采购商采用美国和德国标准而遭受损失”。二战期间，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为了赢得战争，标准化是关键。英国和美国政府出钱英国标准协会(BSI)和美国标准协会(ASA)，让它们在技术委员会雇用全职的工程师。各委员会继续遵循利益相关方平衡和共识的长期规则，但全职参与使其能够更快地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达成共识。二战结束后，美国标准协会(ASA)将许多变化永久化。例如，取消委员会中一些“边缘”利益相关方的代表，限制每个主要群体的代表人数；利用小组委员会起草标准；对评论施加严格的时间限制等。

第二次浪潮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从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经过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协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最终成立。1961年，ISO新成立了货运集装箱技术委员会（TC104)，并在纽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由美国标准协会（ASA）作为其秘书处。TC104标准由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主导，最终达成的标准是美欧协调的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被忽视。事实上，美国和欧共体内部的监管政治对国际标准协调结果具有关键性影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国家更加重视地区性标准化机构的作用。在欧洲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开始要求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开展欧洲标准化工作，以实现美国的利益。

第三次浪潮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次浪潮发端于数字技术领域。最后融入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如全球契约）。计算机网络标准之争促成了因特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诞生。IETF没有正式成员，是拒绝官僚式的投票规则，要求新的协议或代码在成为标准之前必须已实现互操作性。ISO和IEC有国家代表，鼓励更多的国家参与，但IETF没有这样的机制。在第三次浪潮中，美国和欧盟延续了国际标准制定中的竞争和博弈。美国标准制定者抱怨欧盟在ISO中的投票现象：“欧盟有2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1票······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相当接近。它们共25票，我们只有1票。”尽管美国在ISO等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只有1票，但庞大的市场规模决定了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巨大影响力。作者在结论部分也提到，“由于每一家跨国公司都希望进入美国、中国和欧洲市场，因此即使美国、中国及欧盟委员会不坐在谈判桌上，它们的观点依然会在标准制定中占据一席之地。”

从第一次浪潮开始，国际标准化进程中的国家间竞争就已出现，并延续至今。近年来，世界各主要行为体正围绕数字技术标准展开激烈竞争。由于美国和欧盟与中国关于数字技术标准的愿景存在差异，彼此标准化模式不同，双方在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美欧致力于将数字技术标准政治化。美欧试图通过数字技术标准安全化，在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制造障碍，构建排他性标准化合作机制等政治手段遏制中国。中国则采取了一系列去政治化举措，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开展数字伙伴外交，依托现有国际平台推广包容性合作，强化标准制定的全流程参与。

刘教授最后谈到，《制造规则》一书主要探讨自愿性标准制定，对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主导的标准外部化关注较少。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可以凭借內部大市场，通过法律工具向外输出标准。例如，欧盟就经常就经常依托其大市场向外输出各种监管标准，其他国家的企业想进入欧盟大市场，就要接受欧盟的标准。这被称作“布鲁塞尔效应”。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市场的大国，国内大市场也是中国在国际标准化进程中进一步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依托力量。

在讨论环节，各位嘉宾围绕本书观点，从自身的阅读思考和研究领域出发分享了自己的体悟，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

陈荒拓认为，关于国际标准竞争，“布鲁塞尔效应”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欧盟凭借强大的统一市场和监管能力，事实上将自身标准输向全球，这被称为“布鲁塞尔效应”。但由此引发一个疑问：中美同样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为何没有“华盛顿效应”或“北京效应”的类似提法？我认为，这背后可能不只是市场体量的问题，更涉及市场类型的差异——欧盟更倾向于通过内部立法形成统一标准，进而向外辐射；而美国更多依赖市场驱动、企业主导的模式，其标准输出路径不同；中国则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标准“跟跑”阶段。如今随着中国在数字技术、绿色产业等领域的领先，我们已经具备了形成“北京效应”的基础条件，关键在于如何将市场优势转化为规则制定能力。围绕当前国际技术标准的竞争，中国完全有必要对此展开系统性研究，主动探索自身标准国际化的路径。

此外，在研究国际标准组织运作机制时，陈荒拓注意到另一个关键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争取到了一些高层领导职位，这固然是进步，但我逐渐意识到，真正掌握标准制定权的，其实是各个技术委员会及其下属分委会。这些委员会中，秘书处承担日常运营，委员会经理负责流程协调，主席则主导技术方向——这些看似中下层的岗位，恰恰决定了具体标准由谁主导、遵循谁的规则。如果我们只是争取顶层职务，而忽视了对这些实质性岗位的布局，就很难真正掌握标准制定的主动权。因此，未来中国需要更加聚焦、系统地争取这些关键岗位，培养更多深入参与技术委员会工作的专业人才，才能在国际标准竞争中实现从参与到引领的转变。

陈钰什认为，国际标准化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性工作，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秩序的制度建构。它表面上体现为术语、方法和规则的统一，实质上却关联着国家竞争力、产业主导权、市场准入权以及全球治理中的价值链安排，是“话语权”的体现。标准并不是附着在产业与贸易之上的“说明书”，而是在技术、法律、经济与政治交汇处形成的前置性规则框架。

本书尤其令人深受启发的是，标准的形成并非“客观真理”的自然呈现，而是多方主体在现实能力、制度安排与利益诉求之间不断博弈、协调后达成的可执行共识。谁能够更早进入议题设置、术语界定、方法设计和验证机制，谁就更可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主动。这意味着，国际标准化的核心不只是文本起草能力，更是定义问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与持续参与能力的综合体现。

结合其自身在ISO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和其他行业有影响力的标准发展案例，更能看到标准如何由“自愿性文本”逐步转化为具有现实约束力的制度工具。标准一旦被监管引用、被市场采纳、被价值链嵌入，就会深刻影响企业经营、产业升级和国际合作方式。一个潜在的研究方向是剖析不同国际标准化的路径，不只看最后形成了什么文本，更要看其背后的联盟结构、程序规则、能力基础与扩散路径。

总体而言，国际标准化既是技术竞争，更是制度竞争；既是专业工作，更是战略能力。未来真正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人才，不仅要懂标准，更要懂产业、懂治理、懂协同，在复杂博弈中把专业能力转化为规则塑造能力。

耿召认为，在新兴技术不断涌现的当下，成熟的国际标准化治理体系是推动技术及相关产业良性发展、助力其造福人类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国际标准化也成为国际竞争的突出表现。本书生动展现了国际标准化发展演进的“三次浪潮”，聚焦标准制定中政府、国际组织、行业协会、个人等多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通过生动详实的案例，刻画勾勒出近代以来国际标准化进程的图景，为我们深入探究当下不同领域国际标准化变迁的内在规律，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化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影响力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在此基础上，需要把握好国际标准化自身的议题特点，深化其理论与实践价值，明确不同类型标准的关系。

丁梦丽认为，国际标准化并非单纯的技术优选过程，而是嵌入特定产业结构之中、由技术能力、市场规模与制度权力共同塑造的政治经济博弈。首先，国际标准化的推进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业属性。在研发投入高、资产专用性强、技术路径锁定明显的领域，企业通常更倾向于维护既有专利体系和技术路线，因而标准协调成本更高、统一难度更大。相比之下，在技术较为成熟、准入门槛相对较低、替代性较强的零部件行业，标准转换成本有限。为了拓展潜在交易范围，企业之间往往更容易形成标准共识。

其次，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国家间竞争，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围绕“外部选择”能力展开的博弈，即一国是否具备在不接受他方规则的情况下维持自身技术体系和市场秩序的能力。技术领先国家可以凭借先发优势和体系控制能力，提升他国采纳其标准的必要性；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则可借助市场准入规则促使他国接受本国主导的技术规范。当多个大国同时拥有较强技术实力与庞大市场容量时，国际标准协调的政治成本显著上升，全球标准体系也更易走向分化。

据此，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需要采取分层分类的战略路径。在技术密集、垄断程度较高的关键领域，应以持续的自主研发和核心技术突破为基础，形成对等甚至更强的规则议价能力。在产能优势突出、产业链配套完善的领域，则应依托规模经济、供应链网络和市场覆盖能力，推动国内规范外溢为国际市场中的“事实标准”，进而实现由市场优势向规则优势的转化。此外，还应增强对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制度性嵌入，培养兼具专业知识与谈判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深度参与议程设置、文本起草与规则协商，逐步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王天禅认为，《制造规则》一书中潜藏了一条叙述线，即工程师共同体以自愿共识、程序正义与公益叙事等“软标准”支撑工业秩序。但在AI时代，这一逻辑正面临挑战：一方面，开源与技术快速迭代使得“代码即标准”的趋势日隆，国家安全与监管又把原本柔性的程序与伦理框架法律化、强制化，软标准由幕后走向地缘政治前台；另一方面，技术的“硬标准”在阵营对立下被迫模块化、双轨化甚而趋于碎片化。从中美在RISC V这一开源架构上的竞争可以看出，当前的AI等新兴领域的竞争焦点已从“制定什么样的标准”转为“由谁来定义标准和制定规则”。

沈赟璐通过两个北欧产业的对比，探讨一个问题：市场占有率高是否一定能成为标准制定者？以北欧的两个行业为例。挪威三文鱼占据全球大西洋鲑供应量的半壁江山。它成功地将行业规范NBS 10-01（定义了鱼的颜色、伤口、硬度等分级）变成了全球采购商的“事实标准”。它的逻辑是“不可替代性”：终端消费市场认准挪威的稳定供应。当买家没有完美的外部选择时，挪威作为供应方获得标准制定权。

瑞典知名跨国企业SKF，作为全球轴承技术龙头，它却无法像挪威人那样定义“标准”。轴承是工业标准件，必须遵循ISO 492等国际标准。SKF的领先体现在“超标准性能”，但它的产品并不是终端提供给消费者，处于供应链中点。即便没有外部选择，下游集成者掌握了制定标准权力。因此我大胆假设，供应链长短以及产品在供应链中的位置会对一个实占率高且外部选择相对低的企业，形成制定标准的有利地位。

徐悦认为，对本书的阅读以及各位老师的探讨，引发了其对“布鲁塞尔效应”的几点疑问：其一，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中，市场规模的重要性是否正在受到挑战？有个别案例显示，先发优势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市场规模而发挥作用。其二，随着英国脱欧以及欧盟自身发展步伐放缓，“布鲁塞尔效应”所依赖的市场规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其三，与“布鲁塞尔效应”相伴的高标准，是否可能削弱欧盟在某些产业中的竞争优势？例如，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如果是的话，为维护本国产业竞争力是否会出现“逐底竞争”的现象？

王英良认为，自中国改开到目前已近半个世纪，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本身是学习国外先进制造标准并实现赶超的过程。中国从长期对标苏联，到对标日、美、港区甚至东南亚的泰国，在工业学习实践能力的进化中，中国展现出增量拓展、迅速迭代赶超的能力。

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要实现的目标是在特定的军民两用物项、关键产品和产业细分领域形成世界影响力、韧性和标准话语的领导力。

在行动上，以下五点值得思考。

一是中国要以教育为基。中国政府对高教超万亿的长期巨额投入，尤其在STEM方向的研发投入业已经进入丰产期，具体表现为在世界顶级期刊的产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一梯队，大规模的技术和科技人才队伍已成规模，而持续的教育投入实现技术上的竞争优势，用之于生产制定行业广泛认同的标准，首先利用好中国这一市场规模支撑，强化标准的国内影响再塑造国际影响力都需要依赖教育，所以教育在这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二是塑造中国在产业上的不对称优势。主要表现为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是承载标准的实体和动能。目前的华为、福耀和国轩高科、宇树等均有这些特征。

三是积极推动在国际产业组织中培养中国干部队伍。比如，复旦大学设有“荣昶学者”项目，旨在鼓励年轻人去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如果在全球产业与标准化组织有更多的中国面孔和领导力，那影响力会大不同。

四是注重好国际掮客组织的作用。因为标准化会涉及多元行为体，而商业与政治之间普遍存在的掮客网络，这一方向的力量值得重视。

五是注重建设涉外司法与仲裁力量。标准之争必然涉及国际法，这需要中国建设好涉外司法与仲裁体系，预备机制体系处理好可能的纠纷和冲突。

石小莲认为，从产业实践视角看，国际标准执行生态的核心困境在于“制定”与“应用”的脱节。书中以ISO9000为例，生动揭示了这一困境：当标准从“工程师共同体”的共识产物，异化为庞大的“认证生意”时，形式主义便难以避免。许多企业将认证视为进入供应链的“敲门砖”，选择最廉价的审核机构获取证书，而非真正改进管理；认证机构则在利益驱动下降低审核标准，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这种“两张皮”现象，使得标准从质量助推器沦为“表面文章”。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激励机制的错配。传统共识模式强调“持续改进”，但产业实践中，企业往往面临短期成本压力与长期质量投资的两难。例如，书中提到的卡拉奇工厂火灾悲剧——工厂虽通过SA8000认证，却依然锁死消防通道，正是认证流于形式的惨痛代价。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正从“标准遵守者”向“标准引领者”转型。破解执行困境的关键，在于将标准从“墙上的证书”转化为“生产线上的习惯”，让标准真正服务于产业升级，而非沦为商业逐利的工具。

柯银斌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评价了本次读书会所激发的思想碰撞与深度探讨，并对与会嘉宾贡献的真知灼见表示赞赏。他期待未来能持续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推动国际标准化研究的深化。

图书介绍：

从螺纹到集装箱再到电子阅读器，几乎我们用的所有东西都受到标准制定进程的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制造业到互联网，此类标准与世界经济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息息相关，本书回顾了标准化的全球发展史。两位作者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三次技术标准化的浪潮。在第一次浪潮中，工程师制定了可以被制造者广泛采用，同时满足公司客户需求的有用标准，催生了跨越政治和民族边界的标准化运动。第二波浪潮的结果之一是集装箱的标准化，这极大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全球市场的整合。第三波浪潮的核心是信息技术的标准化，新一代的标准制定者为互联网和万维网提供支持，同时运用制定标准的程序来控制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和环境危害。两位作者基于三个大洲的档案资料，探讨了催生标准化运动的积极理念、实现这些理念的尝试，以及标准化运动在今天面临的挑战。

领读人介绍：

刘宏松，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上海市欧洲学会理事、上海市美国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治理、国际组织、欧盟政治与外交、中国外交等。

刘宏松教授曾当选2020-2021年上海社科新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研究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10余项。著有《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和《二十国集团、中国倡议与全球治理》，译有《欧盟外交政策》和《民主国家的承诺：立法部门与国际合作》。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Pacific Review、Mediterranean Politics、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等CSSCI期刊和SSCI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