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读书会第62期：《中国外交论》

2026年5月18日下午，察哈尔读书会第62期在察哈尔学会东京办公室举办。本次读书围绕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的著作《中国外交论》展开。 

察哈尔学会东京办公室主任、株式会社共生医学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BOLD BIOTECHNOLOGY代表取缔役社长，布鲁德先生致欢迎词： 

欢迎各位齐聚察哈尔学会东京办公室，参加察哈尔读书会第62期。 

我所在的公司主要通过细胞制备应用与临床数据积累，促进核心生物原料及制剂的研发与生产。 

比如CPF细胞培养工厂运营；再生医疗用细胞培养液及相关生物制剂的研发；高品质生物材料生产与细胞相关产品的开发；细胞产品质量检测与安全性评价服务；再生医疗产业相关技术平台的建设服务。 

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能够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合作贡献智慧。 

本次读书会围绕以下三个话题展开讨论： 

 1.中国外交的行动模式是儒外交？德外交？还是礼外交？ 

 2.中国外交今日的格局是何时开始布局的？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3.中国外交中的定力和机会如何兼得？顾大局和善博弈如何兼有？

本次会议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担任领读人。察哈尔学会东京办公室主任、株式会社共生医学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BOLD BIOTECHNOLOGY代表取缔役社长布鲁德，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大西广，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邢予青，日本侨报社编集长、日中交流研究所所长段跃中，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丁可，鲁东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佳，前日本华人教授会会长熊达云，日本北京总商会事务局长李岳，株式会社与真社长梁立业，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欣芷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硕士研究生甄华伟等担任与谈嘉宾。 

会议伊始，柯银斌主任简要介绍了察哈尔学会的学术宗旨与读书会品牌建设的初衷。他指出，察哈尔学会正在从研究倡导型智库转向行动型智库，察哈尔读书会正是新型智库实践的重要内容。察哈尔读书会的活动宗旨为“读真书、真读书和出真知”，以真实的思想交流促进学术共创、以开放的跨界对话推动思维创新，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新范式。随后，柯银斌主任引导各位与谈嘉宾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未来打算做什么”三个方面，简单进行自我介绍，本次读书会随即拉开序幕。

赵宏伟教授认为，文明底蕴决定了中国独特的外交行为模式。他依托“外交→行动模式←文明·文化←国际文明论”框架指出，外交本质是人际互动，具备超法规性特征，刚性法律规则难以覆盖复杂的外交场景，文明孕育的行动模式才是外交行为的核心逻辑。不同于欧美以功利利益为主的交易式外交，中国外交根植千年礼文明，形成独有的“礼外交”体系。其以“礼义廉耻”为核心：以礼维系交往秩序，以义坚守公平共赢，以廉厘清利益边界，以耻恪守原则底线。自古代互通共处的交往传统，到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礼尚往来、和而不同”始终是中国外交恒定的文明内核。   

谈及中国外交格局演进，赵宏伟教授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1995至2003年，中国依托上合组织、东盟合作机制、WTO等平台，完成区域合作初步布局；2012年前后，适配国际形势调整合作架构，金砖五国成为多边合作重要载体；2013年起，中国进入全球布局新阶段，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搭建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中国在俄乌冲突、波斯湾局势中积极推动和解外交，践行和平治理理念，也体现出国际秩序的新型生态演变趋势。   

在外交实践层面，赵宏伟教授总结了中国外交的博弈智慧，核心是平衡定力与机遇，秉持“先抓机会、再守定力，先入博弈、再顾大局”的原则。外交并非刻板固守原则，而是灵活入局、主动博弈。中国深耕东盟合作、积极对接CPTPP等举措，充分展现了开放进取、统筹全局的外交智慧。 

大西广谈及当下国际局势，充分肯定中方在此次伊朗相关局势中发挥的外交作用，认为正是中国积极斡旋，有效劝阻海湾国家采取反击行动。依托庞大的石油采购体量与强大外交影响力，中国成功遏制了事态进一步升级扩大。 

另一方面，近期的中美会谈意义重大，因为它有效地约束了美国对台政策。但令人遗憾的是，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一立场，日本和台湾的政治局势将无法得到有效约束。鉴于美国未来可能改变立场，我认为建设一个不受美国左右的独立自主的日本至关重要。 

邢予青充分肯定了赵宏伟教授的《中国外交论》一书中对中国的外交模式和格局的思考，赞扬了从历史的角度做的总结，补充了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的目的性。 

邢予青提及，赵教授认为CPTPP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第一次主导一个全球范围的贸易协议，并成为这个协议的中心，对此他表示认同。 

对赵教授从中国领导人在2013北大讲话中，发现了中国外交朝“博弈”方向转变的趋势，给予高度赞赏。并表示，参与博弈的任何一方都要有清楚的终极目标的，这是赢得博弈的必要条件，否则就是一盘不断懊悔的棋局。“外交就是博弈”的看法，也让流行的“阴谋论”显得幼稚可笑。 

以及补充到：2021年以来中国6次正式提出加入CPTPP，如果中日两国关系无法获得改善，中国加入CPTPP的希望渺茫。目前G-2的格局，决定了日本更倾向于吸引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欧盟加入CPTPP， 形成一个中等国家抱团取暖与G-2抗衡的格局。 

段跃中读了赵宏伟教授的《中国外交》后发言说：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外交不仅是国家之间的交往，更是文明、文化与民心之间的沟通。赵教授提出，中国外交具有鲜明的“礼外交”特征，强调“礼、义、廉、耻”的文明传统，主张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构建国际关系。这种理念，对今天的中日关系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关系既受国际格局影响，更离不开民间感情的积累。历史证明，政治关系遇到困难时，民间交流往往能够发挥“融冰化雪”的作用。无论是留学生交流、地方友好城市往来，还是媒体、出版、文化活动，都在不断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理解与信赖。 

赵宏伟教授长期致力于中日交流研究，其著作不仅向日本社会介绍中国外交理念，也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理解日本与国际社会的认知方式。这种跨文化的沟通，本身就是“民相亲”的实践。 

面向未来，中日关系更需要以民间友好为基础，以文明互鉴为纽带，在交流中减少误解，在合作中扩大共识，共同推动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丁可谈到，从《中国外交论》及今天的讲座中获益良多。如赵老师所言，中国外交的核心在于“礼外交”。从朝贡体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始终体现出某种文明观与秩序观的延续性。与此同时，中国已成长为同时拥有产业、技术、资本、市场与国家能力的超大规模工业国家，并正以全球南方为基础，持续扩大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未来，中国外交或需在继承“礼外交”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与其经济规模和产业能力相匹配的新型国际秩序空间。 

陈佳认为，中国外交很难简单概括为单一的“儒外交”“德外交”或“礼外交”，三者实际上对应着中国外交的不同层面。 

从外交行为方式和制度表达来看，中国外交具有鲜明的“礼外交”特征。 

从价值理念和国际形象塑造来看，中国外交又具有“德外交”的特点。 

从外交风格和战略气质来看，中国外交又带有明显的“儒外交”色彩。 

因此，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外交，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以礼为形、以德为本、以和为旨、以利为衡”的复合型外交。其更深层的逻辑，是一种文明型国家的战略理性外交。 

熊达云谈到，实际上中国外交在历史上虽然以朝贡体系为基础，但并不谋求对对象国家的绝对控制，而是奉行一种利益交换、少取多予的原则，和亲政策，朝贡贸易无不如此。 

近代以来由于国力的下降，朝贡体系土崩瓦解，中国沦为被西方列强宰割的羔羊，基本上没有自主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出现了新的气象，但仍然继承了传统外交的合理因素，追求的不是中国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利益交换，对于相对于中国比较弱小的国家在利益交换的原则下实行的仍然是少取多予的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国企业实行开放政策，是以让利获取资金和技术，加入WTO，是以市场换取技术。 

当前与美国展开的外交博弈，也可以隐约地看到以让利获取时间的计算。 

应该说中国外交相对于西方的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理念，更具文明性，更易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前提是中国自己必须保持强大和自信。

李岳发言：我始终认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分歧，但人民之间的理解、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社会之间的交流，始终是维系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东京与北京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深厚的经济与人文联系。作为民间商会，我们愿意继续发挥桥梁作用，通过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青年往来，增进两国社会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贡献来自民间的积极力量。 

我们相信，真正长久稳定的友好关系，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沟通，也需要来自民间社会持续不断的善意、理性与合作精神，共同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粱立业认为，当前中日关系恶化已不只是政府间问题，而是民间互信基础正在流失。历史问题不能否认，但若长期作为日常社会动员工具，会使民众难以区分历史军国主义与今天的日本社会。 

中国对日外交不应只面对日本政府，也应重视地方、企业、青年、旅游和文化交流。现实目标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建立“政治可管控、经济不脱钩、民间不断流”的新关系。中国是否应重新思考如何降低民间对抗，并恢复中日现实利益连接？  

甄华伟认为，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日益凸显，双边外交关系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分歧、摩擦以及阶段性波动。 

竞争与分歧不应成为国际关系的全部底色。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各国更需要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合作中管控分歧。他始终坚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理念，也应成为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 

会议尾声，赵教授对大家提出的疑问和思考表达了感谢，并对问题作出回应。柯银斌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高度评价了本次读书会所激发的思想碰撞与深度探讨，并对与会嘉宾贡献的真知灼见表示赞赏。 

图书介绍： 

《中国外交论》是日本法政大学赵宏伟教授的重要学术著作，由五南图书于2022年出版。作为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中日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学者，赵宏伟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为主线，系统梳理中国由区域性大国逐步走向世界性大国的外交转型过程，并从东亚国际秩序演变与全球权力结构重组的视角，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外交的形成逻辑。 

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偏重权力结构与制度分析的研究路径，本书强调历史经验、文明背景与政治行动模式对外交决策的重要影响，主张将中国外交重新放回东亚历史与文明脉络之中加以理解。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指出，本书是一种“回到以‘人’作为要素的外交论”，对中国与亚洲外交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作为一部兼具理论视野与现实关怀的中国外交研究著作，《中国外交论》不仅为理解中国崛起与东亚秩序变动提供了重要参照，也反映出东亚学界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与知识框架的理论努力。 

领读人介绍：

赵宏伟，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教授、国际日本学研究所重要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中国外交、中日关系与东亚国际关系研究，是日本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华人学者之一。赵宏伟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兼具中国背景与日本学术训练，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进程及中国外交战略演变，对中日关系及东亚区域秩序研究具有深厚积累。 

在学术研究方面，赵宏伟出版《现代中国政治》《中国外交论》《中国外交的世界战略》等多部学术著作，并在中日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大量论文，重点研究中国崛起、中日战略互动、“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安全等议题，其研究成果在日本中国研究界具有广泛影响。 

除高校教学与学术研究外，赵宏伟还长期担任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研究所常务理事、《中国年鉴》编辑委员等职务，并积极参与中日智库对话与国际论坛，长期推动中日高校、青年学者及民间交流合作，在促进中日相互理解与东亚区域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