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对话︱王英良—贾亚拉特纳：印度洋才是攸关斯里兰卡利益的海域

【编者按】本期对话由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王英良与斯里兰卡海军退役少将贾亚拉特纳（Rear Admiral YN Jayarathna）之间的访谈整理而成。贾亚拉特纳在斯里兰卡海军服役超过35年，屡建战功，直至2022年他55岁时达到法定年龄退役。退役前历任斯里兰卡海军参谋长、海军首席水文官，同时兼任斯里兰卡政府联合首席水文官。分别取得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国防研究硕士、印度果阿大学水文勘测理学硕士、中国国防大学军事科学硕士，是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A 类资质水文测绘专家。他受聘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顾问，负责海底电缆与海洋情报相关工作。他深耕海事与地缘政治研究，为各类刊物撰稿，频繁受邀在智库、参谋学院、国防学院担任客座讲师，围绕当代海洋地缘战略公开发表演讲。

资料图片：斯里兰卡海军退役少将贾亚拉特纳（Rear Admiral YN Jayarathna）

以下是本期对话实录：

王英良：作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负责海底电缆与海洋情报领域的国际顾问，斯里兰卡地处多条全球主干海底电缆的交汇节点。在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针对海底电缆的威胁已经不再局限于意外损毁、渔业作业破坏，地缘政治胁迫也成为新风险。你如何区分针对海底电缆的民事损害、刑事威胁以及战略胁迫？对于斯里兰卡这类枢纽国家而言，搭建海底电缆韧性框架，现实层面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贾亚拉特纳：如今海底通信电缆是全球商贸与金融的基石。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平台普及，进一步放大海底电缆对一国内部政治稳定的意义 —— 社会舆论高度依托社交媒体。民众对社交媒体断网的反应，甚至会比对银行金融网络中断的反应更为激烈。因此各国再也不能忽视海底电缆的连通保障。

与此同时，海底电缆属于商业项目，是全球性商业业务，国家对其管控权限十分有限。2019 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斯里兰卡启动试点项目，计划进一步拓展为区域性项目，目标是建立一套 “国家海底电缆韧性框架”。彼时我担任斯里兰卡首席水文官。19961999 年间，我参与过海底电缆路由勘测、电缆铺设作业，还参与过一次深海电缆抢修作业，因此对海底电缆领域具备扎实认知。我牵头推进该试点项目落地，斯里兰卡外交部是该试点的主管政府部门。

2022 年我退役之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聘请我担任国际顾问，在南亚地区推广这套韧性框架，重点覆盖马尔代夫与孟加拉国。得益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多项持续赋能项目，相关国家对海底电缆的认知水平已有提升，各国开始重点维护本国利益，尽管海底电缆本身具备极强商业属性。

举例而言，斯里兰卡现已出台立法，从法律层面维护本国在海底电缆保护方面的国家利益，并设置惩罚机制保障海底电缆安全。此外，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签署国，斯里兰卡负有处理海底电缆相关事务的责任，本国法律法规也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配套。在南亚，斯里兰卡是唯一拥有海底电缆韧性相关立法、且配套海洋域感知（MDA）体系的国家。

相较深海海域，海底电缆在浅海区域与登陆点更为脆弱。但随着水下无人潜航器投入使用，风险威胁如今已经延伸至深海。整体来看，除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两处咽喉要道之外，印度洋海域的海底电缆环境相比北海、巴尔干周边海域整体更为安全。

王英良：你是国际海道测量组织（IHO）A 类资质水文测绘师，同时拥有中国国防大学军事学（战略研究方向）硕士学位。水文测绘融合海洋科学、航行安全与军事情报多重属性。在印度洋，海洋数据共享、海洋科考活动频频被政治化。在你看来，可以建立哪些规范，把纯粹民用水文测绘、科学研究，与带有隐性军事目的海洋勘测区分开来？

贾亚拉特纳：纵观全球，水文测绘从诞生之初就大多归属于各国海军管辖。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家水文机构隶属于海军，仅有少数例外。这是因为海床、海洋及其环境直接关系国家主权。而海洋学则属于科学领域，由国家科研机构与高校主导开展。即便是早期环球航海探索时代，这些工作也总与海军、军事存在关联，这也是水文测绘事务普遍由海军负责的根源。

海洋科学研究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的纽带，海洋环境决定全球气候。地球 70% 表面被海洋覆盖，海洋直接影响陆地气候与天气，进而影响民生、政治与经济。人类无法脱离海洋科学研究而存续。对海洋及其变化了解越充分，就越能更好制定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规划。

王英良：斯里兰卡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追求战略自主，但本国正处在印度、中国以及域外大国海上博弈的核心地带。在港口准入、军舰停靠、科考船通关方面，斯里兰卡持续承受外部压力。以你前海军参谋长的实操视角来看，对于小岛国而言，海洋战略自主究竟是切实可行的政策选择，还是只是结构性压力之下有限度的平衡手段？

贾亚拉特纳：早在数百年前航海时代，斯里兰卡就长期承担跨印度洋航运中转的角色。因此斯里兰卡深谙如何周旋于相互竞争的各方势力之间，而不选边站队。欧洲殖民势力抵达印度洋之前，斯里兰卡这座岛国地处印度洋航线近乎中点的位置，既是西向阿拉伯航海者的中转站，也接待东来的中国、室利佛逝航海船队。多元交流滋养了本岛的贸易、文化与治理模式，如今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再次上演。因此斯里兰卡会通过平衡各方博弈，维持自身中立地位。毕竟各大国谋求印度洋战略愿景，都需要斯里兰卡的配合。

这正是斯里兰卡港口对各方具备重要意义的原因。斯里兰卡始终秉持一视同仁、友好接待的原则，欢迎各国军舰到访停靠。

举几个例子：印度海军拥有两艘航空母舰，但印度本土海岸仅有一处海军设施可供航母停泊。一旦因突发状况无法使用本土港口，距离最近可供停靠的就是科伦坡港。美国也曾派遣一艘直升机母舰在此停靠。如果有需要，科伦坡深水港设施同样可以接待中国航母停泊。斯里兰卡深水港口如今已经成为具备重大战略价值的资产。

王英良：海洋域感知（MDA）依旧是印度洋安全治理的突出短板：众多沿岸国家监控能力有限，情报体系相互割裂。在海军服役期间，你推动斯里兰卡建设海洋域感知系统，之后又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参与打击海上犯罪项目。为什么区域情报共享落地阻力重重？印度洋国家是否存在可行路径，不依赖大国，自主搭建海洋域感知合作机制？

贾亚拉特纳：我认为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域感知覆盖与网络化运行机制，相比世界很多地区已经处在较好水平，具备多层级的能力体系。包括遵循《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运行的海上救援协调中心（MRCC）、情报融合中心、各类区域海军协作合作机制等。科伦坡海上救援协调中心甚至曾从科伦坡远程协调处置南海重大险情，联动越南海上救援力量，从一艘遇险沉没船舶上救下近百人。

斯里兰卡这套体系的源头，是为了应对海上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这类非对称威胁而搭建的海洋域感知系统。2006 年斯里兰卡海军启用本国网络中心式海岸监控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全部海上活动，当时斯里兰卡是南亚唯一拥有该类系统的国家。2008 年印度商业中心孟买遭遇海上发起的恐怖袭击，印度当局对此猝不及防。袭击之后，印度全面升级本国海岸安防，并且借鉴斯里兰卡的海洋域感知经验，在拉克代夫海搭建一体化海洋域感知体系。如今各沿岸国都已建设本国海洋域感知系统，部分实现互联互通，还有部分尚未完成整合。

王英良：印度洋各类威胁关联性不断上升：跨国有组织犯罪、海上毒品贩运、红海与中东的风险外溢、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脆弱性，同时各大国在该区域推进相互竞争的安全议程。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应当如何确定自身海上安全目标的优先级，避免被外部大国议程裹挟？

贾亚拉特纳：作为岛国，斯里兰卡十分清楚自身地缘区位优势，立足本国能力开展行动。同时我们也和地区、全球机构及各国开展合作，提升自身能力。必须说明，各类国际合作倡议都愿意吸纳斯里兰卡参与。斯里兰卡经历三十年分裂冲突所淬炼出的本土能力，以及维护海上交通要道安全积累的经验，是无可替代、不容忽视的。海上安全是全球性议题，即便在内战冲突阶段，斯里兰卡也始终保障主要海上航道不受扰动。斯里兰卡率先在本国海域推行登船安保小组机制；2010 年索马里海盗危机爆发之后，全球航运界采纳这套机制，保障航行也门湾索马里海域商船安全。

斯里兰卡海军甚至在公海开展缉毒拦截行动，在区域内广受认可。自 2015 年起，斯里兰卡海军将行动范围拓展至印度洋北部，进入阿拉伯海，拦截从马克兰海岸运送毒品的 “母船”。多年积累形成的情报研判能力独树一帜，这也是诸多域内、域外海军希望和这个岛国开展协作的重要原因。

当一个岛国充分发挥自身海军实力，往往会收获地区与国际社会认可，随之而来的是各类能力建设支持，包括技术、天基实时监控能力、海上平台援助。斯里兰卡持续收到来自美国、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捐赠的海军舰艇与海上巡逻机。

王英良：长远来看，印度洋正从传统航运通道，演变为水下博弈、海洋资源争夺、数字连通竞争的主要舞台。作为当代海洋地缘战略领域研究者，你认为未来五到十年，印度洋海洋秩序会走向碎片化，还是会围绕一套区域主导的海洋合作框架形成共识？

贾亚拉特纳：对斯里兰卡而言，印度洋才是攸关本国利益的海域，太平洋不在我们关切范畴。“印太” 属于别人的战略构想，并非斯里兰卡的战略。同理，中国 “一带一路”、印度的 “萨加尔（SAGAR）” 构想，也都不是我们本国战略。这些构想属于提出方，但斯里兰卡同样可以从中获益；实施这些构想，也需要斯里兰卡作为合作伙伴。

基于这一现实，斯里兰卡积极履行自身在印度洋的法定职责：持续开展海军巡逻，行动范围延伸至阿拉伯海；维持大范围印度洋海洋域感知覆盖；依托科伦坡情报融合中心开展信息共享；积极参与地区海军事务。

印度洋需要守护自身的区域属性，沿岸国家应当进一步增进互信，为共同利益开展协作。国际海底管理局已经向域内、域外主体颁发海底勘探许可，海床与海底地貌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与此同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这类全新全球法律框架，让岛国得以和大国拥有平等地位。

因此我的判断是，印度洋局势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但印度洋沿岸国家需要依托现有各类区域机制处理相关挑战。各类迹象表明，现有区域论坛正在主动开展工作，管控地区潜在热点风险。

王英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