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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对话 | 王英良—苏吉特・库马尔・达塔:“孟加拉-中国”关系需要在面向未来的语境中考量

2026-11-16 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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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对话由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王英良与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苏吉特・库马尔・达塔(Sujit Kumar Datta)之间的访谈整理而成。达塔博士曾担任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紫江访问学者。他凭借商务部奖学金,于中国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取得博士学位。2023 年,他入选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领导力项目(IVLP)学者。达塔博士发表了大量被 SSCI、SCOPUS 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与著作章节,还在施普林格・自然、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IGI 环球等知名出版社出版三部专著。他长期为《中美聚焦》《环球时报》《中国日报》《每日星报》《欧亚评论》《普罗蒂尼报》以及多家孟加拉国本土报刊撰写学术文章与政策评论。他曾赴美国、中国、印度及其他南亚国家参加多场学术会议与研讨活动。达塔博士兼任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香港亚洲研究中心孟加拉分中心(RCASBC)主任。其最新专著《龙与孟加拉虎:中孟关系五十年》于 2026 年 1 月由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出版。


资料图片:苏吉特・库马尔・达塔(Sujit Kumar Datta)博士


以下是本期对话实录:

王英良:你的新书《龙与孟加拉虎:孟中关系五十年》梳理了两国半个世纪的交往历程。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孟加拉国奉行 “孟加拉优先” 外交政策的背景下,你如何研判孟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面临的机遇与潜在风险?

苏吉特・库马尔・达塔:看待孟中关系,需要结合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孟加拉国的发展议程,以及该国希望打造利益导向型外交的诉求,面向未来进行考量。正如我在《龙与孟加拉虎:孟中关系五十年》一书中所述,过去五十年来,孟中关系从最初存在政治分歧,逐步发展为覆盖广泛领域的战略合作。这一转变,体现出共同利益、经济依存以及外交务实选择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孟中两国的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未来还有进一步深化的潜力。

中国是孟加拉国重要的发展伙伴,尤其在基建、贸易投资、能源、工业化以及技术合作领域。中方在重点基础设施、产业走廊、交通与海上通道方面的投资,为孟加拉国实现打造区域经济枢纽的愿景提供了契机。双方在蓝色经济、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气候适应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有望持续夯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此外,孟加拉国地处孟加拉湾,区位优势有助于搭建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区域联通网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但机遇背后同样伴随着战略挑战。对达卡的外交决策而言,局势十分复杂:印太地区大国博弈持续升温,地缘格局快速演变,中印竞争也随之加剧。孟加拉国在处理与各大国关系时必须保持审慎,避免卷入大国战略角力。长期来看,过度依赖单一外部伙伴、项目融资缺乏可持续性、技术与经济转移机制存在短板,都可能损害孟加拉国的战略自主性。因此,经济领域合作应当做到透明、具备经济可行性,紧扣本国明确的发展优先事项,同时兼顾环境可持续性。

在此方面,孟加拉国应当践行 “孟加拉优先” 外交理念。这一政策并非要疏远中国、印度、美国、日本等国家,而是主张在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立足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往。孟加拉国需要推动自身经济与战略伙伴关系多元化,同时确保孟中合作成果惠及孟加拉民众。孟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景,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而非停留在口头表述。孟加拉国应当把中国视作平等的发展伙伴,中国也应当尊重孟加拉国拥有独立的本国议程与区域定位。两国开展平衡、务实、面向未来的合作,能够增强孟加拉国的国力与地缘影响力,助力整个印太地区维护和平、稳定与繁荣。

王英良:孟加拉国国内政治格局持续变动,不同政治力量对于和大国交往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国内政治极化与民众舆论,在多大程度上约束并塑造着孟加拉国的外交选择,尤其是它对华、对印外交?

苏吉特・库马尔・达塔:我认为,孟加拉国的政治极化和民众舆论,已经成为塑造本国外交政策、包括发展同中印等关键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孟加拉国的外交根基在于自身战略利益、地理条件、经济需求和安全关切;但国内政治环境,会影响这些利益如何界定、对外叙事如何表达、政策如何落地。不同政党执政时期,孟加拉国对主要国际伙伴的政策取向也会随之调整。各政党以及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派系,在如何对接印度、中国等国家的问题上立场不一。与此同时,对外交往议题本身,也常常成为国内政治叙事的一部分。

以印孟关系为例,历史纽带、主权争议、边境问题、水资源分配以及外部政治影响力等话题长期受到关注。不少孟加拉民众认为印度曾扶持特定执政阵营,这种认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猜忌,也说明一国国内执政合法性,会传导影响邻国在本国民众心中的形象。

中国在孟加拉国更多被视为发展与经济合作伙伴,在基建、贸易、防务领域合作广泛。但部分政界群体和民众,对孟中合作深化持有不同看法,会在经济收益和地缘风险之间权衡。因此,分析孟加拉国政府的外交选择,不能孤立看待中印两国;讨论孟印、孟中关系时,国内政治辩论和大众认知都是不可忽视的变量。

当然,舆论并不只是一种约束。民众呼声也能够倒逼政府在外交上坚守国家主权、提升合作透明度、追求公平伙伴关系,强化外交问责。政策制定者需要分清合理的政策讨论,和出于党派利益、短期政治操弄的片面解读。

我主张孟加拉国推行立足国家利益、包容各方共识的务实外交,不让外交路线依附于国内党派斗争。维持和印度的地缘依存联系,同时拓展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合作、实现伙伴多元化,这两者并不冲突。孟加拉国完全可以同时积极发展同两国的往来,并且守住战略自主。总而言之,国内极化态势和公众舆论会深刻影响孟加拉国外交决策,但外交路线不应当由民意和党派纷争牵着走。国家利益、主权平等、经济务实原则以及政策制度的连续性,才是可持续外交的基石。这些原则应当上升为国家共识,而不是沦为政治博弈的口号 —— 否则终将损害孟加拉国的长远利益。

王英良:印度是孟加拉国最重要的邻国。两国合作基础深厚,但在跨境水资源、边境安全、贸易以及跨境移民等问题上长期存在摩擦。在你看来,孟加拉国应当如何在妥善处理和印度结构性依存关系的同时,维护自身主权?孟印关系的走向,又将如何塑造孟加拉国的整体外交姿态?

苏吉特・库马尔・达塔:印度是孟加拉国最重要的邻国,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客观现实:印度的区域发展离不开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和印度对接。两国边界绵长,共享跨境河流,存在大量经济合作机遇、共同安全关切以及深厚历史联结。但地理上比邻而居,不代表要形成政治依附;友好交往,也不应当阻碍孟加拉国争取正当的国家利益。我认为孟加拉国应当坚持务实、平衡、以本国利益为核心的外交路线,既要开展建设性接触,也要守住战略自主。

对孟加拉国而言,第一要务是推动主权平等、互惠型外交。和印度保持良好关系是必然选择,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承认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之上。两国需要持续通过外交渠道,磋商蒂斯塔河分水协议、边境伤亡事件、非关税壁垒、贸易失衡、跨境移民等难题。除了政治意愿之外,孟加拉国应当优先依靠制度化谈判、国际法准则,争取可落地的成果。水资源议题尤为关键,直接关系农业生产、民生、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性。

第二,孟加拉国亟需提升自身实力与战略自主能力。主权不只是一个宪法概念,它还包括经济韧性、制度能力、国防实力与外交话语权。孟加拉国需要在能源、防务等领域,推进贸易和投资伙伴多元化,拓展同中国、日本、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区域、全球伙伴的合作。这种多元化选择并非 “反印”,相反,它能够拓宽孟加拉国的政策工具箱,提升和外部各方谈判的筹码。

第三,两国需要培育互信,夯实民间层面的共识,让双边关系具备可持续性。交往不能局限于少数领导人或者一届政府,而要覆盖机构、商界、学界、民间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印度应当和孟加拉国的社会大众、民主机制开展互动,而不是绑定某一个政党或者领导人。孟印关系的走向,会深刻塑造孟加拉国的外交格局:如果双方走向合作伙伴关系,将助力区域联通、能源安全、贸易发展,提升孟加拉国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以及印太区域的地位;反之,如果猜忌持续加深,竞争加剧,则会束缚孟加拉国的外交决策空间。

归根结底,孟加拉国既不应当对抗印度,也不能在不对称关系里依附印度。它需要恪守 “孟加拉优先” 原则:与印度友好相处,同时保留基于国家利益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选择权。外交不是情绪的表达,而是服务于国家实力、自身能力和长期目标的工具。地理依存是孟加拉国无法回避的现实,而这个国家能否成功,取决于能不能把这种依存关系,转化为主权平等、互惠共赢的伙伴关系。

王英良:你牵头举办的首届RCASBC 国际会议,主题聚焦中小国家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作为全球南方重要的中等强国,孟加拉国希望在重塑全球治理、推动多边改革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备受争议的 “基于规则的秩序”,孟加拉国是如何理解的?

苏吉特・库马尔・达塔:作为 2026 年首届 RCASBC 国际会议的召集人,我认为孟加拉国有责任、也具备战略空间,参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孟加拉国是全球南方重要的中等强国,它不该仅仅是国际政治的参与者,还应当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度与规范的塑造。主权、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多边主义、国际合作,是孟加拉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些理念构成了它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价值根基。作为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国深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全球气候谈判以及各类区域机制,能够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小国发声。

我认为孟加拉国在此方面可以承担三重角色,助力多边体系改革。第一,倡导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的全球治理机制。现行国际框架难以适配当下的地缘经济现实,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短板尤为突出。孟加拉国应当支持改革,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决策圈层。第二,孟加拉国需要推动全球南方的中小强国凝聚合力。气候变化、发展融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数字鸿沟、海上安全、数字治理等议题,单靠一国无法解决。孟加拉国可以依托联合国、不结盟运动、英联邦、BIMSTEC 等多边平台,打造基于共同利益的伙伴网络。第三,孟加拉国需要形成一套更完整的认知,看待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基于规则的秩序” 这一概念本身被广泛接纳,但各国对规则的解读、执行标准不一,造成实践当中标准失衡。

真正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应当以《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为根基,保证国际规范得到统一适用。规则不能选择性执行,更不能专为大国诉求量身定制。

孟加拉国不能用非黑即白的二元视角,绑定某一大国阵营或者地缘集团,它的立场要立足本国防务需求,同时坚守普适性原则。它不必和任何大国结成排他性同盟,而是秉持原则,在实践中推动公平、包容、可问责的规则秩序。未来的全球治理,必须建立包含中小国家在内的政府间协商机制,以此获得治理合法性。因此,孟加拉国应当努力成为沟通各方的桥梁、凝聚共识的协调者,为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秩序发声。

王英良:你是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领导力项目(IVLP)的校友。孟美两国保持合作,但双方在贸易、劳工标准、人权以及区域安全等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孟加拉国应当如何发展对美关系,同时避免被卷入大国集团对抗,维持自身战略平衡?

苏吉特・库马尔・达塔:作为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领导力项目(IVLP)的学员,我认为务实接触、相互尊重、立足共同国家利益,应当是孟美关系的基石。长期以来,双方在贸易投资、发展合作、教育、安全以及人文交流等多个维度开展互动。但双边关系是双向的,在贸易劳工、人权民主、区域安全等政策议题上,双方始终存在关切与分歧。这些分歧不必视作合作的障碍,反而可以通过持续外交磋商逐步沟通。

孟加拉国外交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就是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不疏远中国以及其他大国,不在大国地缘拉扯中被动站队。在印太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孟加拉国不应当被迫在大国之间二选一。它的外交选择,必须以战略自主和 “孟加拉优先” 为纲领,基于本国经济优先事项、安全需求和长期发展目标独立决策。美国对孟加拉国而言,依旧是重要的出口市场、外资来源国,也是技术发展、海上安全、能源合作和制度能力建设的伙伴。

想要和华盛顿打造更稳固的经济外交关系,孟加拉国需要稳定的贸易安排、更优的市场准入、更多制造业与技术领域投资,共同培育高素质人才。与此同时,孟加拉国也需要在劳工权益、安全生产、人权与民主制度领域推进可信的国内改革,这有助于提升本国国际形象,让双边合作更加稳定。

孟加拉国还要持续维护和中国、印度、日本、欧盟以及其他发展伙伴的良性关系。国家经济转型,需要多元的投资、技术、基建融资渠道和出口市场。发展对美关系,不能损害孟加拉国同其他国家的正当合作;同理,也不能为了维系孟美战略对接,刻意调整和中国的交往。孟加拉国还可以依托 BIMSTEC,倡导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区域联通合作,为印太地区稳定贡献力量。孟加拉国不应当参与集团政治,而是努力成为负责任的区域力量,推动对话与合作落地。

战略平衡,或者说战略自主,不等于对所有大国 “一碗水端平” 式的同等交往,而是不受外部裹挟,保有自主选择的主权。孟加拉国应当奉行原则与利益并重的外交,推动伙伴关系多元化。良性发展的孟美关系,根基是互利互惠、彼此尊重,而不是地缘野心或者政治筹码。目标应当清晰:深化同美国的合作,同时和所有大国保持良性互动,最核心的是守住孟加拉国的国家利益。

王英良:你曾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还以紫江访问学者身份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展研究,如今主持 RCASBC 的工作。你认为当前中孟国际关系领域学术交流最主要的瓶颈是什么?对于搭建长期稳定的联合研究网络、推出青年学者交流项目,你有哪些具体期待?

苏吉特・库马尔・达塔:我是吉大港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长期通过学术访华开展交流,也因此切身感受到中孟学术合作当中的机遇与挑战。我在山东大学完成博士阶段学习,之后在商务部奖学金支持下,以紫江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华东师范大学研修。作为香港亚洲研究中心孟加拉分中心(RCASBC)主任,我十分希望推动孟加拉国和亚洲各国,尤其是和中国之间的学术合作、研究伙伴关系与思想交流。

在我看来,中孟学术交流一大突出阻碍,是缺乏制度化、可持续的合作网络。高校之间签约、短期互访、会议活动不少,但很多合作属于 “办一次活动就结束” 的短期项目。联合研究经费不足是核心痛点,限制了联合实地调研、学术成果共同发表以及学者长期协作。除此之外,语言壁垒、两国不一样的学术范式、科研资源差异,以及青年学者获得合作机会有限,都阻碍高质量深度合作。

与此同时,两国学术交流缺少对接机制,难以让研究方向匹配双方的政策与发展议程。孟中关系、地缘政治、区域安全、“一带一路”、海洋议题、孟加拉湾、互联互通、印太新秩序,都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这些议题,不能只依靠两国学者各自独立研究,需要更多联合的、理论导向的合作成果。

对于未来,我有几点期待。第一,中孟两国高校、智库应当搭建可持续的联合研究网络,明确共同研究议程,形成制度化承诺。第二,设立专项联合研究基金,支持合著成果、比较研究、田野调研以及年度联合学术会议。第三,打造体系化的青年学者交流通道,为博士生、博士后以及青年科研人员提供短期驻访、暑期学校、联合指导等机会。

最后,我非常鼓励双方合作产出学术专刊、合著文集、政策简报这类集体成果,围绕共同的区域议题发声。各机构还可以搭建常态化研讨机制和线上研究平台,让交流不局限于线下会议和短期访问。作为 RCASBC 的负责人,我愿意推动机构对接、牵线青年研究者、促成联合课题。总而言之,中孟学术交流应当迈向更加制度化、包容互惠的知识伙伴关系。这样的伙伴关系,能够增进相互理解,支撑基于事实的政策制定,也为下一代学者理解持续演变的亚洲格局,提供全新视角。


王英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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