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17 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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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3日,察哈尔读书会第74期专场于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顺利举办。本次读书会围绕林如鹏教授新作《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研究》展开研讨,集中探讨三大核心议题:结合当前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叙事”常面临被误读或标签化胡困境,我们如何从“防御性解释”转向“主体性建构”?我们如何通过话语创新打破西方“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我们如何通过“民间叙事”与“官方话语”的协同,借助意见领袖(KOL)、跨国自媒体等柔性力量,实现中国政治话语从“单向宣介”向“双向共情”的转型?

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企业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本期领读人为广东省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陈定刚博士。与谈嘉宾(以确定参加时间为序)包括: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屈伸;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钟晓君;《党报头条》广东运营中心副总编徐文胜;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周虎成;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广州舆情大数据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甜芳;暨南大学出版专博王书麒;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硕士生汪令雨。
在读书会上,领读人陈定刚首先介绍了《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研究》这部著作。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终期成果,兼具理论深耕与现实关切。作品以战略传播为视域,从思想内涵、体系建构、传播机制与效果评估多维切入,系统阐释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转译逻辑与认同生成路径,突破“自说自话”的单向叙事,提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构方案,将文明互鉴作为话语权提升的本体论基点。全书既补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骨架,又为媒体外交与全球叙事实践提供可操作范式,对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困境、重塑非对称舆论格局具有显著智识贡献。在分享环节,陈定刚结合自己长期党政文献和政治话语翻译与传播实践,围绕中国政治话语创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建构理念和策略、中国政治话语的主体构成、国际传播与社会共写机制、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的民间外交策略创新、以及提升政治话语传播体系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路径等五个方面进行解读,强调我国政治话语创新既要立足中国又要借鉴国外;既要挖掘历史又要把握当代,促成历史共鸣与情感共振;既要关怀人类,又要面向未来。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要坚持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强中国政治话语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增信释疑消除隔阂、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读书会主持人、察哈尔学会柯银斌开场介绍了学会与读书会的由来。他指出,察哈尔学会大体经历两个阶段:先是“倡导型”,以开会、著书、研讨的方式倡导公共外交与和平学;其后转型为“行动型”智库,以民间身份直接介入外交与和平调解。他退休后于2024年3月发起创办这场读书会,至今已办73期,并另设青年读书会,宗旨为“读真书、真读书、出真知”;就是一群有趣的人在有趣的地方跟着有趣的领头人读有趣的书、分享有趣的观点。

专题分享结束后,读书会进入嘉宾研讨交流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会议三个话题,在交流碰撞中凝聚共识。
赵甜芳副教授认为,读完本书第八章华侨华人与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的内容收获丰富。华侨华人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十分重要的人才力量,在AI芯片、底层软件、风险投资、科研机构和应用落地等多个环节都有大量人才涌现。他们熟悉中外两种语境,掌握前沿技术,又扎根当地社会,天然具备跨文化沟通的优势。华侨华人可以跳出官方宣传的固有框架,以个体经验和技术从业者的身份展开交流,弱化说教感,提升传播内容的可信度。AI技术本身也能丰富传播形式,助力中国话语在海外社交平台扩散。但是海外舆论环境复杂,部分偏见和地缘矛盾会让华侨华人的表达容易被贴上标签,承受额外压力,不同地域的新生代华侨华人的认同差异很大,很难形成稳定一致的传播合力。我们不能简单把华侨华人当成传播工具,而是需要切实尊重他们所处的现实处境,搭建包容的沟通机制,支持他们自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只有兼顾技术优势和传播伦理,把握好分寸,才能更好发挥华侨华人融通中外的价值,让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更有韧性。

徐文胜副总编认为,书中提出从“防御性解释”转向“主体性建构”。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文明互鉴为出发点,推动话语由“信息告知”的硬灌输,转向“柔性语态”的共情叙事。政治话语常显高而不亲,未及交心便先激起心理设防;而味觉无需翻译、先于立场,一口烟火便让共情自然发生。
回望粤菜出海,早年华侨凭一把“菜刀”闯世界,一盅两件、老火靓汤,便是最柔软的民间中国之窗。如今,海外侨胞将粤菜文化与山水园林景观植入餐厅,亭台流水间,以本土食材创制融合山水意境的创意菜品,让中餐厅变身为文明互鉴的沉浸式空间。一筷子叉烧、一盅老火汤,咬下去那一秒,共情已然发生。谁占住“味觉入口”,谁就握住共情第一把钥匙。
中华美食是全球最大公约数的味觉接口。以味通心、以食载道,不是让世界“听懂”中国,而是“尝懂”中国。从“我讲你听”到“我们一起做一桌宴”。愿借粤味烟火与侨胞匠心,推动从“单向宣介”到“双向共情”的转型,让世界在舌尖上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温度。

周虎成常务副秘书长认为:该书从各个方面剖析了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的国际舆论竞争格局。国际传播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对国际受众产生影响力,进而改善对华认知,优化总体外交格局,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既需要关注我方战略传播力度、角度,也需要与域外其他传播势能进行对照与竞争,敏锐把握住地缘政治的变迁带来的空间与时间机遇,以国际传播的有效性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竞合的生态能量。
说服海外公众,还需要巧用AI智能体、大数据和传播模式,以对方听得懂、听得进的表达方式、行为方式推动共情力,改善国际舆论场。传播不能局限于新闻领域,而应拓展到公共外交,一切有利于我国国家形象的、一切有利于我国国际战略利益的传播与行动都应巧妙加以运用,包括但不限定于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让科技与人文比翼齐飞,经济与外交风云际会,进而不断扩大国际可信朋友圈,共赴现代化。

钟晓君教授认为:从“防御性解释”转向“主体性建构”,意味着彻底摆脱对西方话语的路径依赖,实现话语主权的全面回归。其核心内涵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概念自主,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政治概念,用中国概念定义中国道路、阐释全球问题;二是议程主导,主动设置全球性公共议题,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将中国方案转化为全球共识;三是价值引领,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兼具中国底蕴与普遍意义的价值主张,为全球治理提供替代性方案。

张添副教授认为,结合缅甸及周边地区的研究,从话语的接收、需求和渠道谈一点补充。第一,当我们说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不足时,常见的答案是缺表达、缺渠道、缺声量,这些都指向生产端。但这几年的观察是,瓶颈在资格与入口,即“对方是否承认你有资格说这个话,这套话有没有可能进入对方的信息生态”。比如,中缅关系中经常使用“胞波”一词,意为同胞、兄弟,表达两国人民之间的亲近关系。但缅甸不同群体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同,对中国的期待也不同,同一句“胞波情谊”,有人听到友好,有人却会根据中国与特定政治力量的关系,将其理解为站队,甚至污名化。因此就第一个问题,话语能否被接受,需要看受众怎样对照承诺与行动,这是受众端的事情。就第二个问题,我们常说西方用“民主/威权”的二元框架解释中国,但在东南亚,本地政治精英也会主动借用这套语言,获取国内合法性、争取外部支持。这套框架在当地有需求方,仅在生产端创新话语,还要进一步看当地借用的主体和具体情境下的原因,人家就是想利用你,你也没辙。第三个问题,双向共情也需要我们理解对方的处境,允许不同评价进入讨论,并根据当地人的反馈调整传播与合作方式。官方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协同其实很难强求,双方的逻辑不一样,如果要落到实处,还得从个案着手。
第二,传播渠道也有不同机制。将其分为官方、平台与商业内容、人际与社群、本地中介、学术与专业五层,重点讨论可控性与可信度之间的张力。平台层最容易把“文化出海”当作“话语出海”来结算,但是喜欢喝可乐不等于就喜欢美国,喜欢吃宫保鸡丁的人也会反华。另外,人际层的信任来自长期交往,组织动员反而可能引起戒备,因此应更多提供语言教育、法律服务、商业网络和文化空间,就是常说的“给条件而不给台词”。学术层如会上所说,是“长尾”与“合法性”渠道,读者通过检索主动寻找解释,成果通过引用和讨论持续积累,并且形成可以反复反驳和“反反驳”的讨论场,激起辩论后,民众自然就会有自己的一些判断,不容易被误导。个人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应进入国际传播的项目设计,从对象国、受众和具体议题出发决定内容与渠道,效果评价也应从流量指标转向认知指标。学术传播尤其需要长期支持,并且要接受它“慢”和“不可控”的特点。

吴非教授认为:读了林如鹏教授等著的《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研究》,这项研究实际上回应了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让国际社会不仅听到中国的声音,更能够理解中国的理念。这一点与察哈尔学会多年来倡导的公共外交理念是相通的。我们一直强调,公共外交不仅是对外传播,更重要的是双向沟通、增进理解、建立信任。政治话语要真正产生国际影响力,就必须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理解和接受。
另外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就是这项重大课题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课题获得以后,学院逐步在国际传播领域深耕,经过十多年的研究积累,不仅形成了今天这部著作,也推动了相关学科方向的发展。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研究成果本身,更在于它体现了重大课题对学科发展的长期牵引作用。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公共外交与新闻传播应该进一步加强结合,把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实践更好地贯通起来。

屈伸主任认为,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提炼植根本土、融通中外的标识性政治概念,创新故事化叙事;用好多语种译介,规范话语转译,准确无误的英文翻译是做好中国政治话语国际传播的首要前提;借助智库、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开展交流;依托海外新媒体平台,区分受众精准传播,破除刻板印象,稳步扩大国际认同。

王书麒同学认为,话语的影响力高低,及其是否形成正面影响,总体上体现为传播效果是否良好。在这一点上,民间叙事和官方话语本质上殊途同归,且二者相辅相成。如美国、日本就将好莱坞电影、ACG文化等批量复制快、适应性强、理解成本低作为民间叙事符号,通过强有力的传播渠道进入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场域。又通过这一叙事手段将自身国家的政治话语进行转译,将其包装为文化商品,高效但又潜移默化的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认为符号意义的构建和协商能力,决定话语叙事的有效性。民间叙事和官方话语的协同,关键在于能否对政治话语进行适应性包装,使其在海外场域具有可解释性,才能最终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形象。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放弃“两条腿走路”,我们同样也应该做好民间叙事和政治话语的协同输出。目前,我国政治话语体系已经拥有丰富的内涵,并通过高质量的传播场域和高效能的技术手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形象。即已通过跨国自媒体平台实现民间叙事的批量复制,如今需要协同的,就是如何将政治话语转译为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文化商品。这意味着当下的问题从“中国符号能否被海外观众看到”,逐步转向“中国符号能否被海外受众所理解”。也就是说,中国符号不能仅仅是中国的、中国人的,更要成为世界的、人类的。这要求我国的影响力建设,要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可持续观看、可共同参与、可被主动转译的文化场。换言之,民间叙事要有可接触性,要量大管饱,能让群众喜闻乐见,也能够让群众积极参与丰富意义,同时还要能围绕政治话语,使其能对所叙述的同一件事给出中国视角和中国态度,让受众能够通过中国符号、中国渠道看世界,最终使世界理解中国行动的逻辑。
2026年暑期档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符号以“可沟通性”接入海外受众日常生活、进行意义协商的典范。电影通过战争的国际化背景为海内外受众的共同理解塑造了基础,同时核心叙事由“脸谱化的中国元素”转向“诠释中国伦理的中国行动”,使中华文化从静态符号转化为能够被观看、被讨论的真实逻辑,也为海外受众提供理解中国社会关系的情节路径。可知,当受众、创作者与平台共同参与意义协商,中华文化才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进入世界叙事并保持自身主体性;当中国符号能在不同语境中被解释、调用和再创造是仍保有中国经验的可辨识性,中华文化才沉淀为有生命力的固定性。

汪令雨同学认为,对外传播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持续的文化内容供给。相较于官方话语,民间叙事具有主体多元、表达灵活、贴近日常生活等特点,能够从不同层面丰富国家形象的呈现方式。尤其是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意见领袖,在文化产品的选择、阐释与转译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能够根据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审美偏好与接受习惯进行差异化传播。因此,对外传播中的文化产品“选品”应突破传统的代表性思维,避免将文化符号的典型性等同于传播的有效性,更加重视文化内容与当地受众之间的情感共鸣及意义联结。通过受众导向的内容选择与在地化表达,提升中华文化的跨文化接受度与国际传播效能。

供稿/徐文禧
摄影/李允思
图书简介

《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研究》
该书于2025年12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林如鹏等著。本书属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话语传播与国际影响力研究丛书(第一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研究”最终成果。全书一共分10章,以全球化的传播环境为背景,从思想内涵、体系建设、传播机制、传播效果、实践创新五大知识模块出发,对影响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的多方面因素展开阐述,从战略传播角度系统思考和梳理在实践中构建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问题,为创新媒体外交路径、进一步增强中国国际政治话语权提供新思路,助力我国更有效地参与全球传播竞争,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政治话语,传播人物的理解,为民族复兴助力护航。
领读人简介
陈定刚,博士,曾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荷兰商学院学习和进修翻译学、金融学、经济学及经济法学等。现任广东省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广东省科协委员、广东省翻译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办主任。教育部硕士、博士论文评估监测专家。长期从事党政文献和政治话语翻译与传播实践。近年在国内外发表/出版论文、专著、译著得等近50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