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读书会第59期《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2026年4月26日，察哈尔读书会第59期在察哈尔学会天津办公室成功举办。本次读书会聚焦由美国学者约翰·J·米尔斯海默与斯蒂芬·M·沃尔特合著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由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纵横策智库创始人夏国涵领读。

读书会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1. 游说机构参与对外政策制定所扮演的角色与智库有什么异同？2. 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否主导了美国的中东政策？还是被夸大了？3. 为何近年来以色列的国际风评出现反转？新技术崛起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公共话语霸权构成何种冲击？4. “双重忠诚”是否是伪命题？

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与谈嘉宾包括：察哈尔学会天津办公室主任刘陶，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高文胜，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春福，强军智库总编马飞，天津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法国研究中心负责人贾芳，天津外国语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负责人颜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遗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刘新宇，天津美术学院融合创作中心研究员徐冉，察哈尔学会天津办公室副主任李军，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察哈尔学会天津办主任助理张今。

会议伊始，柯银斌对察哈尔学会做了简介，强调学会正从“倡导型智库”向“行动型智库”转型，也做过非常成功的国际游说和国际调停工作。之后，柯银斌介绍了察哈尔读书会“读真书、真读书、出真知”的宗旨。

领读人夏国涵首先重点介绍了本书作者之一米尔斯海默，后者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集大成学者，该理论核心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以生存为首要目标，通过追求地区霸权、阻止他国称霸来最大化相对权力。因此，国际政治的“悲剧”在于：即使国家只追求安全，也会被体系结构迫使采取进攻性行为，最终无可避免地导致国家间冲突与战争。

随后，他对“游说”进行了理论界定：个人或团体通过直接/间接沟通、政治献金等方式影响立法者与官员决策，具有宪法合法性，但常引发金钱政治、旋转门及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争议。以色列游说集团正是这一模型的典型应用，其核心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联合美国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CoP）等，形成松散却高效的联盟，目标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全面亲以色列。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全书的核心论点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巨额军事经济援助和外交保护主要源于国内游说集团影响，而非美国战略利益或道德考量。冷战后，以色列从战略资产变为“战略负担”，导致美国卷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中东政策，形成“尾巴摇狗”现象：游说集团绑架外交决策，催生伊拉克战争、对伊朗利比亚制裁等，加剧恐怖主义威胁和反美情绪。

接着，领读人介绍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多层次组织架构：联邦层面AIPAC专注国会游说（“关键联系人”系统），CoP影响行政部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反诽谤联盟（ADL）塑造媒体舆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OA）动员犹太社区等等。游说资金来源包括：个人捐赠、华尔街与军工复合体支持、基督教宗教联盟捐献及间接政府援助。运作方式包含：游说国会议员通过亲以法案、在行政部门安插亲以幕僚、媒体层面压制“反犹”标签、“俘获”智库高校的学术研究议程等等……其影响涵盖政治、金融、媒体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书中列举了大量以色列游说集团成功游说证据，如1995-1996年伊朗制裁法案、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新保守派的作用、美国主流媒体的亲以偏向等。

对于本书的评价呈现两极化：支持者（如布热津斯基、威尔克森）认可其首次揭示以色列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反对者则指责作者以偏概全，甚至有“反犹”倾向。其实米尔斯海默本人也是犹太人，面对批评，他澄清其仅仅旨在分析政策而非攻击犹太人的权利。

高文胜：

站在2026年回望，中东局势依然波谲云诡，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行动也愈发复杂多变。在此背景下重读《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我愈发感到这部成书于近二十年前的著作，其深刻洞见非但未曾褪色，反而呈现出惊人的预见性与强大的现实解释力。该书不仅为我们理解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其中东政策——的复杂动因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分析视角，更重要的是，它提示我们：在分析任何大国的战略行为时，既要考察其“战略利益”与“道义共鸣”的宏观面向，也必须深入其国内政治结构、利益集团运作规范与政治博弈机制，正视国内政治变量对外交路线的深层“俘获”效应。

由此反观我国的中东研究乃至整个区域国别研究，我认为亟需对当前研究范式中的内在张力与认知迷途进行深入反思。第一，绝不可轻视内部政治变量在中东国家及区域复杂性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塑造作用。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清晰地揭示：国别对象内部的利益集团与制度运作，足以深刻——甚至胁迫性地——主导一个大国的外交航向。这一逻辑同样警示我们，中国的中东研究必须打破抽象的宏观叙事，更深入地解剖阿拉伯与以色列各国政治中多元行为体的内部博弈逻辑、利益离合机制及制度约束条件。第二，我国的中东研究乃至整体区域国别研究，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承袭着西方既定的话语范式和认知框架。 我们尚未完成从“替西方解说”向“为中国发声”的根本性转换。面对外部世界的复杂变局，我们的研究往往“跟踪有余，而深层穿透不足”。这种短板不仅限制了我们对区域事态的前瞻判断，也削弱了我们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话语自主性。

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下中国的战略需求与学术使命，系统反思既有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勇于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真正突围。这既是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最深刻的致敬，也是时代赋予我国国际政治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李春福：

本书出版二十年后，今年2月美以悍然发动对伊朗的侵略战争，为本书核心观点提供了残酷但深刻的现实注脚，也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观察美国外交的内部决策过程。以色列游说集团规模庞大组织严密，尤其以“美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和“中东报道准确委员会”（CAMERA）为代表，长期操纵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制定和垄断公共话语权，为袒护以色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下美国在伊朗战势上进退两难，美以长期垄断的公共话语权正在TikTok为代表的新技术崛起所打破，美以的国际口碑正出现反转，美国霸权正进入系统性衰退阶段，值得我们关注。

著名美国问题学者王缉思先生曾形容美国霸权为“平顶山式衰落”，指出仍具相当韧性。而2026年美国对伊朗政策出现重大误判，导致其失信盟友、国际领导力骤降，军事威慑失效，美元地位经济霸权出现动摇，是否可视为一次关键性的“滑铁卢”？霍尔木兹海峡或许成为一次决定型的重大拐点，我们拭目以待。

马飞：

我从《以色列游说团体与美国对外政策》这本书中获取的价值信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构成，二是他们进行游说的方式方法。汇总一下可以浓缩为四个数字“1526”。其中“1”指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书中将其定位为“最核心、最有权力的亲以游说组织”，因此单独拿出来表述；“5”指的是美国犹太裔的其他5个主要游说组织，即美国犹太委员会（AJC）、美国犹太人大会、反诽谤联盟（ADL）、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和J 街（J Street）；“2”是指两类非犹太裔的游说群体，分别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福音派）和亲以的智库、学者以及媒体人士；“6”是指以色列游说团体影响美国政策的6种方式，分别为国会游说与立法控制、竞选资金操控、渗透行政部门与决策层、控制公共话语与舆论、塑造美国公众认知、外交层面保驾护航。

贾芳：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比尔鲍姆曾提到了将两种犹太人：一种是活跃于社交界和金融界的宫廷犹太人，另一种是融入高级公务员队伍的国家犹太人。“宫廷犹太人”对应书中掌控金融、媒体、游说资本的犹太精英，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核心等组织为载体，通过献金、舆论、资本网络影响美国决策，贴近权力核心却保持外部利益代理人属性；“国家犹太人”则对应进入白宫、国务院、国会与军方的犹太裔官员，以体制身份推动亲以政策，将以色列利益内嵌于美国国家机器。二者形成政治—金融—舆论—官僚四位一体的合力，共同让美国外交偏向以色列，印证了比尔鲍姆的犹太精英影响权力的经典解释，也为本书“游说集团绑架政策”提供了阶层与身份视角的支撑。

颜娟：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对“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国家对外政策”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而有冲击力的案例。作者指出，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金钱政治、舆论操控、直接游说、“旋转门”等机制，借助国会、媒体、智库乃至学术界等网络，影响或者塑造了美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这一视角对我们理解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但是，从论证层面来看，《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中似乎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对于“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一核心概念，在书中的界定过于宽泛，将其定义为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对以色列持友好态度（或者说维护以色列利益）的“松散联盟”。这种宽泛性是否会对因果分析的准确性造成影响？是否会将过多的政策结果都归因于游说集团的影响？

徐冉：

从艺术外交视角来看，以色列游说集团以AIPAC为核心，凭借文化叙事、符号渗透、价值绑定的软权力手段，深度操控美国对外政策。该集团以“大屠杀”为核心情感符号，塑造以色列文明守护者、受难者形象，将反以批评等同于反犹主义；同时绑定美以民主、宗教文化共识，借助媒体、智库、文化交流构建亲以舆论圈层，倒逼美国政界形成亲以政治正确。在此影响下，美国长期对以提供高额军援，在联合国频繁否决反以决议，中东事务中无条件偏袒以色列，致使其对外政策偏离自身长远战略。如今，以色列军事行动引发人道危机，美国年轻一代认知转变，其“民主人权”叙事破裂，游说集团的文化影响力与政策操控力逐渐弱化。

刘新宇：

对国际关系的分析离不开区域国别史的细微研究。追根溯源，美国二战前后犹太人形象在舆论的转变似乎存在着一个“罗斯福时刻”，反犹由此被视为“文明的敌人” ，与此同时，犹太力量开始进入美国的政治场域，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力量，这也决定了民主党在二战后的战略定位。能够看到，除去作者讲述的大众媒介背后的犹太身影，美国知识精英的亲犹倾向无疑与二战后美西方的学术话语构建关联密切，主流的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无一不抱持同情观点。

刘陶：

 其实，察哈尔学会本身就是国内外最知名的游说机构之一，推动民间外交、公共外交这类“二轨外交”本身就可以归作间接游说范畴。同时，本期读书会是第五十九期察哈尔读书会，按照天津过生日的传统规矩，可以算六十大寿了，也祝察哈尔读书会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李军：

说客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古时郦食其凭三寸不烂之舌，不战而收服齐国七十余城；诸葛亮孤身出使东吴，舌战群儒，凭雄辩之才促成孙刘联盟。相较传统中华说客以道义、谋略与利害说理的模式，以色列游说势力行事截然不同，往往不择手段，尤其惯用资本运作、利益输送等方式达成政治目的。随着时代发展，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其经营多年的基础上对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旨在强制公开外国势力在美开展的游说公关与政治渗透活动。该法案表面以信息透明为原则，实则为以色列游说集团提供了合规化外衣，使其各类游说行为与诉求目的得以合法化，进而将利益交换与权力勾兑，隐秘包裹在合法制度框架之下，实现隐性利益输送。

张今：

作为西语国家区域国别法治研究者，从我的专业视角来看，这本书的意义并不仅在于讨论游说行为本身，而在于揭示规则、话语与文化如何共同作用于决策过程。从这一角度出发，该书对于理解中国与西语国家之间的互动亦具有启发意义。相较于以利益表达为主导的影响路径，中国在与欧盟及拉美国家的交往中，更强调规则对接、制度合作以及文化语境沟通。同时，不同叙事立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理解差异，本身即反映了历史经验与话语结构的不同。对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很多分歧，并不是简单的利益冲突，而是不同认知方式的差异。因此，理解差异本身，可能比急于消除差异更有意义。

图书简介

迈克尔·马辛在《纽约书评》撰文指出：“自《外交事务》杂志1993年发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以来，没有一篇学术文章像这篇这样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篇文章就是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于2006年3月发表在《伦敦书评》上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它研究了美国最忌讳的问题之一：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而后，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深度探究并扩大了文章中的论点，写成此书。在书中，他们描述了美国在物质和外交上给以色列提供支持的惊人水平，而且这种支持并不能完全从战略或道德层面进行解释。

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么？作者认为，这种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个体或者组织的政治影响，他们积极地引导美国外交政策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而这种游说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政策不仅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为还以色列的长期安全，同时还会影响美国同重要盟友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各国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风险。

领读人简介

夏国涵博士，独立民间咨询机构纵横策智库创始人兼总裁，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欧美同学会会员。主研方向：法国区域国别研究，欧盟区域国别研究，中欧关系、美欧关系、大国政治、全球治理、一带一路研究（中东非洲）、企业出海（海外利益保护）等。在《半月谈》、《世界文化》、《环球时报（Global Times）》、《今日中国》等各类期刊、媒体发表学术和评论文章数十篇，多次参加巴黎和平论坛、中法文化论坛、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等活动，为有关部门撰写内参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