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评论｜仇朝兵：《以节日共情》是公共外交研究领域的一部新力作

【编者按】2026年5月10日上午，察哈尔读书会第60期在察哈尔学会北京适园公馆举办。本次读书会围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钟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蒋贤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许颖等合著的著作《以节日共情：中国节日文化国际传播实践研究》展开。本文由作者本人根据现场发言整理而成。

读到钟新教授团队的著作《以节日共情：中国节日文化国际传播实践研究》，真的让我眼睛一亮，有一种久违的感觉。产生这种感觉，源自早些年我对美国公共外交的关注。2010年前后，国内学术界曾经兴起一股研究公共外交的热潮，曾一度涌现出大量研究机构，也出版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公共外交研究似乎陷入低潮。孔子学院开展的节日文化国际传播活动是中国对外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之一。我是把钟新教授团队的这部著作当作当前公共外交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来阅读的。

这部著作从跨文化共情这一理论视角，选择“中国的节日文化”这一相对微观和具体的文化形式的国际传播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孔子学院在全球14个代表性国家开展的中国节日文化传播活动。实际上是通过“中国的节日文化”这一相对微观的文化形式，以小见大，探讨了中国公共外交或对外文化传播这个大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部著作对于跨文化交流或公共外交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整体来看，这部著作各章写作大都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对于中国节日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效果、问题都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可以为进一步反思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该著作中各章对中国与相关国家节日文化的比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其人民之精神气质的认识，这对于我们认识这些国家（的人民和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

公共外交或国际传播，本质上就是跨文化交流。在讨论跨文化交流时，需要注意区分“文化”的形式、性质、类型和层次。区分器物层面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还要区分具体意义上的文化和抽象意义上的文化。不同形式和不同类型的文化，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文化，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传播的效果和面临的困难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器物层面的文化交流是更容易完成的，而且精神层面的文化，特别是涉及根本的价值观念问题的文化，交流可能更加困难。

“共情”对于作为个体的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非常重要，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尤为重要。在透过“跨文化共情”推动跨文化交流或公共外交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在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文化形式的交流中，这种“共情”是有限度的。在器物层面的、浅层次的文化交流中，“跨文化共情”可能相对容易实现，但其影响可能不够深刻；在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中，“跨文化共情”可能会因两种文化在根本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而难以实现。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具体文化领域/文化形式的交流中的“跨文化共情”的效果，往往会受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政策等影响。这些因素有时会给“跨文化共情”造成消极影响。

当然，“跨文化共情”面临的障碍不应当成为我们轻视跨文化交流的理由。在世界面临大变局的时刻，扎扎实实地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理解，依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钟新教授团队的这部著作，非常生动，也非常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从中我们看到了积极推动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仇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图书简介：

《以节日共情：中国节日文化国际传播实践研究》

钟新 蒋贤成 许颖等著

朝华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

本书在国际传播文化转向的语境下，以孔子学院为案例探讨“中国节日文化的国际传播”，旨在阐释“节日共情是人人可以参与的公共外交实践”，期待“在节日共情中播撒和平理念的种子”，希望读者“以节日共情中的‘同’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异’”。理论探索部分，基于深度访谈等一手信息探讨跨文化共情传播机制、节日共情中的文化身份调适、节庆文化活动品牌建构等。实践分析部分，详细考察了世界范围内14个国家的数十所孔子学院的节日文化传播实践，并基于对中外节日文化的比较，提出了增强中国节日文化国际传播共情力的精准策略。本书对参与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的多元主体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