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下午，察哈尔圆桌会——“傅高义 姚遥：邓小平时代与对外宣传”在京举行。今年适逢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察哈尔学会携手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共同邀请到《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教授，以及《新中国对外宣传史》的作者、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姚遥副教授，纵论邓小平时代的对外宣传与中国形象。

会议由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他首先欢迎两位嘉宾、媒体代表和与会人员，并预祝大家中秋快乐。他说，20世纪，邓小平及其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的崭新形象。今天，我们亟需从邓小平时代的对外宣传与公共外交中，汲取经验与启发。今天的两位嘉宾——傅高义教授和姚遥副教授，一外一中、一老一少，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共同讨论中国的国家形象，正可谓“庐山内外观庐山”，一定将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傅高义教授在发言中说，在座的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对于中国人而言，高考的恢复使每个人都享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公平机会。对于自己而言，“二战”后美国出现的一场大学改革也使他受益无穷。在这场改革中，美国的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汉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了美国的主流高校。傅教授认为，自1971年中美打破关系僵局后，历任美国总统都希望和中国接触，都希望与中国增进互信，愿意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当然，美国国内也有不同声音：一些利益团体为了增加军费，需要在舆论上塑造敌人；一些美国媒体出于盈利目的，喜欢在报道中选取更多的“坏消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担心来源于很多方面，有些源于文化冲突，有些源于政策差异，也有些源于双方的误解。直到如今，中国虽已是国际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仍有很多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因此，作为一名汉学学者，自己有责任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未来前景是乐观的，无论是像自己这样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还是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都会在自己的领域内尽力沟通两国、化解误会。

姚遥副教授在发言中首先对傅高义教授表达了感谢之情。他说，傅老对于中国的贡献不止于《邓小平时代》；1997年，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推动入世谈判，傅教授都曾通过自己的舆论影响力积极促成。不仅如此，傅高义教授的前辈和老师、哈佛大学的汉学翘楚——费正清教授也和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有着不解之缘。“二战”期间，作为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主管的费正清，曾有缘结识了周恩来、乔冠华、龚澎等中共驻重庆代表，而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对外宣传体制的奠基人。几十年来，在费正清、傅高义等外国友人的帮助下，新中国的外交与外宣工作者不断努力，使得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上日益清晰。然而，直到今天，对外宣传和中国形象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大部分外国人所了解的，依然只是长城、武术、熊猫等代表中国的符号，而不是蕴藏其后的精神。姚遥副教授引用邓小平关于中国“不怕鬼、不信邪”的形象概括，认为中国外交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其所蕴含的精神是体现着“己欲达而达人”等中国文化理念的“共同发展”，而非传统西方大国“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称霸之路”。

在随后的交流环节中，两位老师分别回答了相关问题。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傅高义教授说，日本一些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很大困扰；日本对于“二战”时所犯的错误没有充分承认，导致年轻一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深；与此同时，中国对于日本也有很多误解，比如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某些报道也不尽客观。总之，中日关系应该实现和解，但是路途依然很艰难。在被问及中国的对外宣传如何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时，姚遥副教授回答说，以外国受众和国际舆论为目标的“对外宣传”与“公共外交”，其本身也不断受到外来因素的深刻影响。比如，“对外宣传”在词源上有着苏联背景，“公共外交”在词源上有着美国背景，体现了中国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国家学习的历史因缘。然而，且不管这些名称来源何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应该继续努力的，是赋予其更多的中国内涵，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宣之有效”“交人交心”的对外宣传与公共外交之路。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集》中专门选登了一篇邓小平在1958年的讲话稿，告诫我们要善于吸取外国的经验，但是，归根结底仍要以自己为主，要在自己的纸上写出自己的好文章。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亚非拉部主任张承刚，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副主任吴绮敏，环球网高级顾问马世琨，学会研究员赵瑞琦、赵新利、王冲，和70余名媒体、学生等参加了此次圆桌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