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我想谈一谈我对中美关系的立场、看法。在这里，有很多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特别是高考恢复，考进大学的，不依靠阶级身份，也不靠立场，而是靠能力。邓小平认为在中国什么人都能考进大学，如果有能力，不要谈阶级。

我来自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改革受益者。我认为二战之前，美国的确是一个难以被信任的国家。一战和二战都反映美国对国际组织、国际结构考虑得不够。如果美国更早采取行动的话，可能不会有对全世界破坏这么严重的战争。所以我认为应该多了解外国的情况，特别需要了解大国。二战以后，费正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此前，他在清华大学待了几年，抗日时期在重庆，跟周恩来等人在一起。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觉得中国学应该进入大学主流。二战以前，只要有兴趣，即便是世界上看似古怪的东西也可以被研究。美国人可以谈论中国的文艺，谈论儒学、哲学，却鲜有人能讲清楚中国是怎么回事。因此，应该让这门学科进入美国大学主流的大门。美国的大学有地方政治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所以费正清想培养一批人，不仅仅是费正清学院，其他的学院也需要培养。例如，法律学院也应该有一个专家去研究中国法律，经济学院应该有一个同时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我本来已经获得社会系的博士学位，当时我没有选东亚系。我被授予博士学位后，恰逢哈佛大学希望培养一个年轻的社会学家，所以我是受益者，是美国开放的受益者。我觉得美国的开放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比较相同的，只是规模小一些。

我一直研究日本，同时研究中国，所以我在两国都有很多朋友。我们开始念书的时候，中美关系不好，所以不能到大陆去学习，只好去香港。香港有一批人常往来于两地，所以我在香港跟他们见过面，也看过一些地方的报纸，其中，广东的材料比较多。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3年，正好是41年前的事。但直到1980年，我才开始研究中国。80年代，我去广东待了几个月，对广东做了几次研究，对中国有一些了解。2000年，我从哈佛退休，正好利用上这个研究优势。我认为哈佛大学的教授收国家的钱，收基金会的钱，所以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自己学习，而是让美国人多了解世界。因此，我决定在退休的时候找一个很重要的题目研究，把中国真实的情况告诉美国老百姓，特别是对东亚有兴趣的老百姓，提高他们的水平。了解今天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改革开放，因为这是现在中国的主流。正确地、客观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过程，对美国人多了解中国是好事。

关于现在的中美关系，我认为，领导人的主流思想很不错。习近平主席去加州跟奥巴马总统会谈是好事情，他们都了解信仰的重要性，互信可以促成很多事情。但是彼此不信任的问题太多，所以领导的主流政策也是为了增强互信。我认可基辛格说的话，他说从他1971年访问北京到现在，每个美国总统的看法都是“跟中国接触，帮助中国融入全球，希望中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希望中国积极参加世界组织”。

当然，在美国会有不同的声音。例如，有的军队怕明年议会不提供充足的资金研究新技术。反恐需要很高的费用、很齐全的装备和很先进的技术。现在苏联已经没有了，所以为了争取预算，美国国防部便去议会鼓吹“中国威胁论”，这是一种声音。还有一些媒体人，由于美国媒体是完全市场化经营，所以文章越尖锐，报纸销量越好。现在中国这么重要，我们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但是现在有知识、没知识的人都谈中国，有的人的确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

在中国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从历史上看，“鸦片战争以后，很多国家都欺负中国，现在我们不要再受欺负，现在权力大了，不论是南沙还是东海，我们再不要受外国人欺负了，那些小的国家应该听我们的话，现在我们的权力已经够大了，军队已经够大了”。还有很多反对日本的声音，“日本在历史上做这么多坏事，应该把历史说给老百姓听”。但是，中国的主流还是和平与发展。

为什么有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怀疑的思想或者是反抗的思想？以孔子学院为例。中国现在富裕了，应该让外国人多了解中国，我认为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让大家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是好事。但是在一些地方，孔子学院的中方代表对本地人指手画脚，外国人对此非常敏感。最近有一个事件，某地的孔子学院有一个介绍手册，其中写道，“我们感谢孔子学院的支持，还要感谢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中国代表说，“那不行，手册应该扔掉，不能说收了蒋经国他们的钱”。所以外国人很生气，在当地影响很大。中国对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很敏感，我们外国人对于“应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的教育也比较敏感，很容易生气。现在在美国，有一些关于孔子学院教授内容的讨论，有的地方开展得比较顺利，有的地方美国的代表非常生气，而且写了很多文章，很多学者同情他，所以效果与中国的预期是相反的。我估计未来的孔子学院会做得比较顺利，但是现在的困难的确很多，现在很多外交人士反感孔子学院，也怕中国用宣传控制美国人的思想。

除了担忧孔子学院的影响，美国人还较难接受中国对国外刊物入境的严格管理。我们的《纽约时报》，中国的年轻人可以想办法看，但是很多老百姓不容易在国内看到。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报纸有公信力，为什么不让中国老百姓看我们的报纸？”此外，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环境不满意。以我的一个朋友为例，他非常了解中国文学，但是最近20多年他无法来中国访问、参加会议。有一些资料，如有关少数民族、特别是与新疆有关的，都不允许美国学者看。美国人认为，中国一方面说希望外国人多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外国人看中国的材料、不允许去一些地方、不允许随意谈话。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在北京的美国商人。这两三个礼拜我在北京见了一些美国商人。一些美国商人对自己在中国的前途不太乐观。一些人认为，中国反对垄断的做法有的可以理解，因为有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确是比较有垄断，价钱太贵了。但是，有的中国官员利用反垄断来控制美国的公司，使美国商人觉得是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中国的一些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利用政府的权力，说是反对垄断，实际上是给外国公司压力，这令美国商人很难受。美国商人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认为美国企业的作用在最近20年影响非常好，因为他们支持议会、要求议会跟中国处好关系。中国应该更加重视美国商人对继续搞好中美关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