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桂田田）9月7日下午，出现在辽宁饭店3层会议室的傅高义分享着他的观点：“了解今天的中国，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因为这是现在中国的主流”。

将自己定义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改革的受益者”，傅高义的下一步打算仍和“改革”这个“主流”话题有关——“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胡耀邦的书，快一点的话估计也要两三年。”

半个月的时间里，这位因撰写《邓小平时代》而被中国读者熟知的哈佛学者，在北京、四川和湖南等地来回奔走，领导会见、学者对谈、媒体专访基本已将日程表填满，下周三将要结束行程返美的傅高义向政知局坦言，

“我都没时间查看邮件”。

“我对邓的评价二八开”

“有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问我对邓小平怎么样看，我认为是二八开吧。说起来太长了。”傅高义的“中国时间”，始终绕不开诸如“历史评价”这样的话题。

“我认为他88年、89年的判断是不正确的。88年关于价格问题，他想闯关，朱镕基后来搞得非常漂亮，中国肯定要走那条路，但是邓小平的判断错的，他想做得太快，经济条件不存在，所以我认为那个判断是错的，你可以看得出，北京很多老百姓非常紧张，怕自己的生活出问题。”

给出答案的同时，这位84岁的老人仍会记得寻求一种更为和缓的解释：

“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

“习近平是很大胆的”在被问及对新一代领导人的看法时，傅高义频繁使用“大胆”这样的字眼。

“习近平是很大胆的，特别对腐败问题的工作做了不少。关于别的事情，比如会不会把民主扩大了，现在说还是太早。我个人看，很多外国的学者还是很紧张，因为有很多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周永康、薄熙来，那不是一个人的事，那是很不容易搞的。”

傅高义直言，“邓小平很重视经济问题，担心老百姓的问题会变成政治的问题，为什么92年南巡谈话这么重视继续改革开放？他怕经济问题会变成政治问题。”他甚至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邓小平现在活着的话，我认为他会重视习近平对腐败问题的贡献，会觉得非常好，对这个过程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