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下午，察哈尔圆桌“傅高义 姚遥：邓小平时代与对外宣传”在京举行。今年适逢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社会各界都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察哈尔学会携手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共同邀请到《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教授，以及《新中国对外宣传史》的作者、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姚遥副教授，纵论邓小平时代与对外宣传。

会议由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他首先欢迎两位嘉宾、各位媒体和与会人员，并预祝大家中秋快乐。他说，在20世纪，邓小平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与此同时，他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的崭新形象。当今的中国，正需要我们从邓小平时代的对外宣传与公共外交中，汲取经验。而今天的两位嘉宾——傅高义教授和姚遥副教授，两位学者一外一中、一老一少，从不同的视角，共同讨论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可谓“庐山内外观庐山”，一定会对我们很有启发。

傅高义教授说，在座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特别是高考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接受大学教育。而他自己也是二战后美国大学进一步开放的受益者。在这场改革中，美国大学开始关注中国，“中国学”进入美国大学主流。从中美关系的发展上来看，两国的主流政策都是增加互信。1971年以后，每个美国总统都希望和中国接触，都希望中国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美国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国防部需要塑造敌人，要求增加军费。媒体报道的声音也可能很尖锐。当今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但还有很多的学者不太了解中国。 因此，作为中国学学者，他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理解中国。某些美国人的担心来源于很多方面，有些源于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有些也来源于相互政策的差异，也有些源于双方的误解。但是，无论是在美国了解中国的学者，还是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他们都在尽力沟通中美双方，化解误会。

姚遥副教授首先感谢了傅高义老师。他说傅老的贡献不止于《邓小平时代》。1997年，江泽民主席发表的演讲和1999年朱镕基总理能顺利推动中国入世谈判，都要感谢傅教授的努力促成。不仅如此，傅高义教授的老师，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对于中国形象在美国的传播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在国内的外交和外宣工作者，和像费正清教授和傅高义教授这样的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不断好转。在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主流媒体上的形象一直不好。改革开放之后，在邓小平的带领之下，中国有了新的国际形象。到2000年左右，外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但是，这股风潮也凸显出中国外交与外宣的问题。外国人理解的，都是代表中国的符号，而不是在这之后蕴含的精神。在姚遥副教授看来，中国外交蕴含的精神是真正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而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称王称霸”。我们在外宣过程中，学习过美国的经验，也学习过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中国如何走出自己对外宣传的路。《邓小平文集》中曾经提出我们要学习别人经验，但更应该以自己为主，写自己的文章。

在随后的交流中，两位老师分别回答了相关问题。在回答中国网记者提到的“中日关系问题”时，傅高义教授说，安倍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这造成了中日关系的困扰。日本对于二战的错误承认的不够，导致年轻一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深；同时中国对于日本的误解很多，这可能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不太客观等。中日的和解是应该的，但是路依然很艰难。

在回答中国网记者提问到“中国对外宣传与国外话语体系接轨”的问题时，姚遥老师回答说，中国要学习别人的经验，也要走自己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好心办坏事”。例如2004年印尼海啸的时候，中国没有注意到当地是穆斯林国家，送了很多猪肉火腿肠。因此在对外宣传中，中国应该更细心。此外，姚遥教授还特别强调，当今中国的财力和国民的教育水平已经远远超过邓小平时代。要做好当今的对外宣传，需要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的

“中国道路”具体是什么。基于这一点认识，我们才能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亚非拉部主任张承刚，人民日报主任吴绮敏，环球网高级顾问马世琨，学会研究员赵瑞琦、赵新利、王冲，以及近70名记者、学生参加了此次察哈尔圆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