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2月10日讯：2017年1月25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智库排行榜《全球智库报告2016》正式发布。排行榜显示，中国拥有数量多达435家的智库，俨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但在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排名120强榜单中，仅有6家中国智库。
去年此刻，宾大《全球智库报告2015》发布，因近几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引起社会的关注。这当中，尤为瞩目的是一个叫察哈尔学会的独立智库。
察哈尔学会号称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智库，去年跻身全球智库“琅琊榜”，今年同样出现在各类宾大全球智库排行的各类榜单中：荣登全球最佳社会智库的6家中国智库中，有察哈尔学会；最佳中印日韩智库排行中察哈尔学会位居第72位，与阿里巴巴研究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等智库排行相邻；全球对外政策与国际事务智库排行中，察哈尔学会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一同跻身榜单；而在全球最佳独立智库排行中，察哈尔学会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改革基金会等8家机构一同入选榜单，察哈尔学会位居第72位，在中国智库同类榜单位居第4位。
去年，跻身全球智库“琅琊榜”后，之前被冠以“神秘”之称的察哈尔学会，遭到各路“知情人士”的解析和揭秘，类似于“扒一扒神秘的察哈尔学会”、“察哈尔学会是一个怎样组织”的文章，一时间在网络刷屏。察哈尔作为一个听起来悠久古老的蒙古部落和地名，如何变身成为一家颇有知名度的全球最佳智库，以及察哈尔学会到底拥有怎样的高级团队，支撑其盛名等等，诸如此类的消息，都成为认识中国智库的一个样本声音。
如果说，去年年初是人们对察哈尔学会的猎奇式了解，那么今年随着全球智库榜单的出炉，人们在察哈尔学会的成果中，发现其为中国智库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更大的想象空间。
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所说的，“比排名更重要的，是智库本身”。毕竟，智库影响力的体现，不仅仅是一家智库的声音有多大，更重要的是一家智库的成果有多硬。比如从智库的决策影响力看，智库研究报告的采用者是否吸收了智库研究成果并运用于实践？运用于实践后的效果如何？是否实现了政策预期目标，解决了公共问题？这既涉及成果验收，还涉及成果转换和追溯。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在“2016年公共外交温州论坛暨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2016”开幕式上讲话。
察哈尔学会推动公共外交成为时代热词
在去年年初揭秘察哈尔学会的文章中，将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写入的“公共外交”，视为察哈尔学会影响决策的一大成果。2009年察哈尔学会成立之时，便将“公共外交”这一前瞻性的新锐领域，作为察哈尔学会集中拓展的重点方向。历经几年的发展，“公共外交”已成为当前中国开展对外交往的关键词，察哈尔学会更将公共外交细分为城市外交、宗教外交和企业外交三大重点领域，分别着力。
以城市外交为例，2013年张家口谋划奥运城市形象时，察哈尔学会以民间智库身份受邀参与。自此之后，察哈尔学会每年汇聚研究专家团队，为张家口城市公共外交和城市国际形象传播出谋划策，提供城市外交的决策性建议。去年8月，察哈尔学会又一次借助“察哈尔和平对话2016”的召开，汇集专家学者，助力张家口成为“国际张”。
有人揣测，总部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察哈尔牧场的察哈尔学会，助力张家口城市外交，属于自家门口办事，当然不是什么难事。若如此理解，那么就轻视这家智库了。
除了张家口，察哈尔学会每年还为江苏扬州发布城市公共外交研究报告，从运河文化、美食文化等方面，介绍扬州城市公共外交的经验，并且为扬州城市公共外交提供决策建议。其中，2015年9月察哈尔学会主编发布的《舌尖上的公共外交——扬州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中国第一部以美食文化国际传播为内容的研究报告。
去年，察哈尔学会城市外交的触角，还延伸到了内陆的西北，助力青海西宁打造世界级凉爽城市，加强西宁与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经贸、旅游、科技与人文交流和务实合作。当时，一句“天赐凉机”，被视为民间智库与城市外交合作的典范，广为传播。
同时，也就在去年10月，察哈尔学会汇聚数十位外交官、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还有300多位涵盖国内外政界、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学者、商界人士以及媒体，一起现身温州，召开“2016年公共外交温州论坛暨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2016”会议，除了聚焦全球治理创新的中国智慧外，还为温州的城市外交，提供了颇多的高含金量建议。会议召开一个月后，察哈尔学会又一次助力温州大学，在意大利设立分校，成为在意大利开设分校的首家中国高校。
不满足于国内发声，而想代表中国智库参与国际化竞争，察哈尔学会可谓“野心”勃勃，而且“野心”已经开始落地。去年10月9日，察哈尔学会同韩国京畿道水原市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两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外交、文化旅游、青少年交流、传媒产业以及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中国智库为发达国家城市出谋划策，推动其城市外交，这样的案例可谓少之又少，察哈尔学会独树一帜。
除了城市外交，在企业外交与宗教外交方面，察哈尔学会的表现也很突出。企业外交方面，察哈尔学会每年都为企业提供企业外交的咨询、建议与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中国电建等企业公共外交研究报告、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以及为长江商学院校友会企业进行企业外交咨询、建议。
宗教外交方面，学会主席韩方明在2013年底获颁韩国佛教曹溪宗主办的东国大学名誉政治学博士，之前仅有赵朴初、星云大师和叶小文获此荣誉。同时在去年，察哈尔学会协办“汉传佛经传译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会议，将《六祖坛经》翻译成十几国文字，向世界推广汉传佛教经典，让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在宗教力量活跃的蒙古国、尼泊尔等国家，亦有察哈尔学会的身影。蒙古国佛教协会主席那仓道尔基堪布喇嘛亲自来到察哈尔学会北京总部适园，为一尊修复的明朝古佛开光，而这尊古佛大有来头，原系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所有，后十世班禅赠予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马海德医生，因文革而被损毁，后来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先生赠予察哈尔学会，由察哈尔学会照古法修复。
此外，韩方明还担任西藏大学客座教授，著名藏学大师王尧教授仙逝后，其治丧委员会主任正是由韩方明担任，而当代中国藏学研究骨干几乎均出自王尧门下，这意味着察哈尔学会也具备了在涉藏问题上的研究动员与号召能力，也显示察哈尔学会在和平学领域的研究打破了一些条框限制。
察哈尔学会娴熟地将“公共外交”运用成中国开展对外交往的关键词，运用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细分主体城市、公司、宗教进入国际领域的重要手段。由此，可以看到智库影响力的体现，一定要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下功夫。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在韩国京畿道议政府市出席2016议政府·察哈尔公共外交和平论坛并发表讲话。
促进半岛和平，看察哈尔学会的“野心”
中国有句俚语：“光说不练假把式。”一家有影响力的智库，不仅要说，还要练，不仅要练，还要表现得很老练。所谓“老练”，就是人脉广、能力强、技术好。换个词表达，就是要有“通吃”的能力。这一点，从朝鲜半岛领域，最能看出察哈尔学会的通吃能力。
查阅去年的揭秘察哈尔学会的文章《上榜全球智库“琅琊榜”，扒一扒神秘的察哈尔学会》中，作者用“长袖善舞”一词来形容察哈尔学会的“老练”与“通吃”——既是韩国政商界知名度颇高的“知韩派”代表，也是朝鲜政府认可的“朝鲜人民的老朋友”，尤其是2015年朝鲜牡丹峰乐团访华那次未能成功的演出，据说察哈尔学会的核心人物之前都收到了出席首演的邀请。
而在去年，半岛颇不平静。朝鲜核问题一直搅动着半岛和平与安全，韩国萨德系统的部署，又增加了半岛安全的不确定性，去年下半年韩国又陷入朴槿惠的“闺蜜门”事件……
就在这样动荡的局势下，察哈尔学会作为一家非官方的智库，却如鱼得水。去年年初，察哈尔学会先是和韩国国际安保交流协会共同主办首届上海和平论坛；在其后的3月，又同韩国韩中未来研究院在北京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共同推动两国人员交流和公共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以增进中韩两国国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而在八九月间，萨德问题最为突出的时间段里，中韩关系遇冷，察哈尔学会成为斡旋中韩关系以及推进半岛和平最为活跃的力量。
用一个月的时间，察哈尔学会先是率团访问朝鲜，建立了中朝两国首个非官方智库交流渠道，取名“察哈尔渠道”，从中朝两国民间交流做起，扩展到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活动，加强智库的智慧支撑作用，为下一步开启中高层对话提供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通过该渠道为中朝两国关系及东北亚区域和平发展建言献策。其后在“世界和平日”（9月21日）前一天，察哈尔学会韩国代表处成立，并在韩国首尔传媒大学院正式挂牌。
在半岛领域活跃，人脉非常重要。察哈尔学会是目前能与朝方保持接触的少数中国机构。据悉，今年一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生日当天，学会高层领导曾应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邀请，做客朝鲜驻华使馆进行闭门交谈。
而在半岛的南部韩国，察哈尔学会同样与韩国现政府高层、外交安保各部门长官、军方将领、国会朝野党派议员、主要智库、传媒大佬、各宗派领袖等均可直接沟通，人脉渠道涉及该国社会上层几乎所有领域。
利用强大的人脉关系，推进半岛和平，这是察哈尔学会在半岛领域的动作逻辑，也是成立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的初衷所在。
尤其是中韩关系遭遇萨德危机后，察哈尔学会多次与韩国政要举行闭门会议，双方围绕中韩关系、朝鲜核问题、萨德在韩部署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尤其就如何最大限度地防止由于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导致中韩关系恶化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
去年12月，察哈尔学会又与韩国京畿道议政府市共同举办“2016察哈尔·议政府公共外交和平论坛”，集结察哈尔学会的2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韩国京畿道、议政府市的180余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300多人，共同就中韩关系和平发展及两国公共外交事业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为解决萨德问题圈定了“窗口期”。
最近，韩方明主席在首尔外国记者俱乐部进行演讲，而学会则派遣高级研究员与韩国国会安保委员会的议员们在韩国国会召开闭门会议，斡旋解决萨德危机。
强大的朝韩政要人脉，以及领先的外交理念，成为察哈尔学会以智库之力，推动半岛和平进程的两大核心驱动。韩方明主席曾向媒体表示，“学会的目标是进一步增强世界各国之间、各族群之间的互相理解，加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由此可以看出，察哈尔学会作为一家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智库，其使命不仅仅是在维护国家利益，更多的则是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和平共存的公共产品。显然，在半岛和平进程中，察哈尔学会承担了智库促进区域和平的使命。
如何支撑影响决策的智库本心？
智库又称“思想库”，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换言之，影响决策，为公共事务决策提供可操作的选择路径，是智库存在发展的本心。
这其中，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是影响决策至关重要的方面。比如，去年全国两会上，韩方明主席提交提案，建议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建成全球离岸公司注册地，通过各项政策支持，将三沙建成中国“开曼群岛”，引发热议，成为两会最受关注的一项建议。同时，这项建议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视，去年11月，海南三沙市人大会议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三沙设市以来共有16家世界500强企业登记注册，该市正在论证设立三沙银行并形成多元化融资机制。显然，韩方明主席的提案，正在被三沙践行。
当然，除了思想产品外，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亦是影响决策的重要方面，不仅将体制内最为优秀、最有实战经验的人士吸纳到智库，能为智库提供最具价值的思想产品，同样能通过体制内人士的特殊作用，将最具价值的思想产品最为直接地影响到有决策权的人。
这方面，很少有中国智库，能像察哈尔学会这般表现得格外亮眼。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韩方明，本身就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一职。而察哈尔学会承办的刊物《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则由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担任。察哈尔学会的专家团队中，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有我国退休的大使级外交官、外国前政要（如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韩国前副总理林昌烈）和世界知名的学者（如“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团队，囊括了中国70后外交与国际关系优秀学者之大部分，如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开拓者赵可金和王义桅、中国和平学研究的开拓者刘成等。
也在去年，察哈尔学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凝聚海派智慧推动上海城市外交；9月又在韩国首尔设立办事处，以更近距离的方式集结力量，推动半岛和平进程。
今年年初，察哈尔学会自媒体平台又接二连三地发布重量级人物加盟察哈尔学会的消息：1月18日，在外交部工作十几年，曾远赴外交部驻德国大使馆负责公共外交的实战魅力型外交官郑羽，加盟察哈尔学会成为驻会副秘书长；1月20日，企业外交实战派领军人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建原董事长范集湘加盟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1月23日，金融圈大拿、国内知名银行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博士，获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去年年初，人们用“卧虎藏龙”来形容察哈尔学会，显然去年这个词汇得到了进一步地丰富，甚至有时是以一个机构团队来阐释“卧虎藏龙”。
比如，去年10月察哈尔学会成立国际传播委员会，作为察哈尔学会的常设机构，其委员均由国内外传媒界标杆性的资深媒体人和学者担任。
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国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南方日报社社长莫高义担任国际传播委员会主席。《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张泽群，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杜平，新加坡《联合早报》助理副总裁、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周兆呈，韩国MBC电视台前首席主播、“习朴会”主持人方贤珠，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青年学者加藤嘉一，《光明日报》副总编、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刘伟等人出任察哈尔国际传播委员会首批委员。而担任国际传播委员会秘书长的，则是有“新皇甫平”之誉的知名媒体人周虎城。
精悍的研究团队力量，支撑着察哈尔学会影响决策的本心，也支撑着察哈尔学会的品牌规划——到2020年，从全球公共外交的核心机构扩展成为国际社会中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我国的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因此，从数量来看，我国是一个智库大国，但从质量来看，我国仍不是智库强国。
有人沉醉于智库大国的虚名里，有人则在虚名中反思智库建设——考量一个智库的成就，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的想法，而在于这些想法究竟有没有落到实处，或者如何推动这些提法作用于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察哈尔学会则通过务实的行动来赢得影响力，为中国从智库大国走向智库强国提供了样本。
既能通过“旋转门”机制，将体制内重要人物吸纳到智库，但同时又保持独立性与公共性；既能通过思想产品进行发声影响决策，又能通过公共产品为决策提供高价值的可选择路径；既能在为国内事务服务，又能参与国际竞争，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罗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