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禹东，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著名作家。2010年6月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包括散文集《狂若处子》、《带刺的莎士比亚梦》，长篇小说《夜案》、《罨》、《人间犬吠》、《失焦》。近年，他开始了对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其中中西方文化沟通，是李禹东这个青年海归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于2016年加入察哈尔学会研究团队。
《尸骸上的舞者 —— 一战华工100年》是李禹东为纪念一战结束一百周年和一战中付出血汗的华人劳工撰写的长文，全篇45000余字，将在察哈尔学会官网连载。
请下拉阅读节选十：屈辱的模样。
18.
今天的我们，不曾触及那屈辱的模样。
也许我们会因工作中的不顺，而发两句牢骚，或是因生活的琐碎，而抱怨整个社会。我们也许活得不够洒脱、也许经历了某种不公，又或者因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感到力不从心。我们也许失落、也许绝望，也许因社会机制法制的不够健全而受到打击——可是，这都不是屈辱的模样。
因为它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1918年11月11日，人类历史上那场如绞肉机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缓缓落下了帷幕。战争的结果，以英、法、俄、美，以及临阵倒戈的意大利为核心的“协约国集团”，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而新兴崛起的军事强权——德意志帝国，则在这一天，正式向世人宣布投降。
失败的一方是沮丧的。
胜利的一方正在欢呼。
历史仿佛正在充分地印证着北洋政府决断的正确。在这场豪赌中，他们选对了边。
大声疾呼的学者们是对的。
昔日的高官，也是对的。
战争期间，中方先后派出的至少175000-200000华工，在“协约国”集团的盟友们最需要人力的时候，在总人口只有4000万、却成为主战场的法国，其15-49岁的男子和13-30岁的男子死亡率分别呈现出惊人的13.3%和33.3%的时候；在法军尉级以下军官于战场上生存的时间，超不过三个月的时候——起到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18年11月28日-30日，为了庆祝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故宫太和殿，北洋政府以战胜国的姿态，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没错，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规则来看，当这场残暴的战争落下帷幕的时候，中国，都理所当然的，应被列入战胜国国家的行列。
1918年11月28日，时任民国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一战”胜利庆典上致辞，向出席庆典的各国外交官致意。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关于这一点，为后人所诟病的北洋政府当局，并没有做错。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却突破了具备正常认知水平、和正常道德准则的人，所有的底线。
1919年1月18日，为战后秩序讨价还价的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作为战争的参与者，中方理所当然地受邀、并参加了此次会议。
可在这场会议中，中国人最先听到的，却是一阵刺耳的尖叫。
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一位叫做亚瑟·贝尔福的英国外交大臣却傲慢地起身，以一种令人作呕的声音堂而皇之地声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残暴战争中，中国人“既未付出一个先令，也未丧失一条生命”！
在场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都愣住了。
没有人会想到，作为此次战争中，受中国帮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大英帝国的代表，居然可以如此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可以如此昧着良心、无视那前线数万华工冒着生命危险，为其做出的重大贡献。
可是所发生的一切又似乎并不意外。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的凌辱，又何止于此？
但不幸的是，在巴黎和会上，更大的凌辱、更大的厚颜无耻，却才刚刚起步……
1919年1月27日，一场为讨论中国“山东问题”的会议拉开了序幕。会议由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主持，与会者包括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等各国政要。而用今天的眼光回头看去，在中方派出的代表团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顾维钧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叫做顾维钧。
所谓“山东问题”，在本文的最开始，便已有所描述。日本帝国主义对广阔的中华大地垂涎已久，而在他们眼中，自明治维新以来，他们终于第一次在历史上，全面地超越中国——这恰恰是他们实现百年征服梦的最佳时机。
日本人趁着欧洲的战火、德国的无暇东顾，从而重兵压境，一举赶走了驻扎在山东境内的德军势力。之所以敢于对一个欧洲的军事强权如此为所欲为，在这背后，他们自然少不了来自外援的帮助。
而这个外援，就是英国。
早在战争初期，日、英两国，便就日本对德宣战一事达成了协议。谈判的结果，日本保证其不会损害英国在华利益，而英国则将给予日本一定的帮助。这样的帮助，在1914年9月23日日军攻打青岛德军基地的过程中，甚至直接转化为一支由900英国士兵组成的军队。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通过周密的外交部署，早在“一战”爆发初期，日本人便已先后获得了英、法、俄、意等主要国家的秘密承诺，各自的利益面前，帝国主义列强私下里沆瀣一气，毫无原则地同意其“无条件接手一切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而就在这场有关“山东问题”的会议上，在那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在那些曾给予他们承诺的、西方列强的面前——狡诈的日方代表，却明目张胆地，重申了自己的野心。
千言万语，故弄玄虚——而他们想要说的，不过就是“吞并山东”四字而已。
而对于这一切，中方的代表顾维钧，则在随后的发言中，掷地有声地反驳道：
“3600万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华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
据说，在这次发言中，他曾作了一个西方化的比喻：
“山东之于中国，犹如耶路撒冷之于西方。”
他的发言，赢得了在场多数国家政要的肯定。
法国总理克莱蒙梭甚至在事后还曾提到，顾维钧对日本人的反驳，“犹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那时的顾维钧、以及他身后的中国代表团，依然相信，事件的结果——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然而，在那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这美妙的梦想，真的能够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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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仔”、“黄皮狗”、“奴隶”……即便在这场关系到欧洲新格局的战争中，中国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在帝国主义殖民者的眼睛里，却依然无法摆脱所有那些被其定义为“卑贱”的标签。
他们就这样继续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中国、欺压着中国，用一种仿佛是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天性，折磨着中国。他们就那样明目张胆地在巴黎和会的舞台上，抹杀了中国人所做的一切贡献，就那样在私下里相互勾结着，为自己的私利，运作着一场场出卖盟友的大戏。
参与巴黎和会的元首，由左至右为K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意大利的Vittorio Orlando、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以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图片来源：网易
在列强面前，地大物博、却又弱小的中国，就如一只肥羊——谁也想咬一口，谁都想撕一块。
有些丑陋，始终不曾改变。
但有些事，却也在默默地发生着改变。
1919年夏，在一场由英国军人为庆祝战争胜利而举办的“协约国运动会”上，6000名应邀参加的华工，却因会场中冉冉升起的各战胜国国旗中，唯独缺少了中国的国旗，而集体愤然离场。
华工，早已不再只是那一个个只为养家糊口的、孤立的个体。在知识和独特阅历的共同启迪下，他们超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家、超越了体力劳动者长久以来的认知局限、超越了小农经济带来的封闭式思维。
他们真正地开始了解到，一个人，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关系。
他们真正的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信仰。
——而那信仰的名字，叫做“祖国”。
就在同年早些时候的1月15日，在服务中心各方的努力下，身在欧洲的华工，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华工周报》。创办它的人，正是中国后来有名的乡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
晏阳初年轻时照片
来源：巴中传媒网
报纸的宗旨，在于“开通华工知识、辅助华工道德、联络华工感情”。其内容主要包括“祖国消息”、“欧美近闻”、“华工近况”、“欧战小史”。在中国报刊史上，它是第一份真正属于工人的报刊。
晏阳初还别出心裁地以诸如“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什么叫中华民国”这样的名字为主题，举办起了征文比赛。而比赛的效果，却远远地超出了预期。身在异国他乡、饱受战火与虐待的华工们，对于求知的欲望，是那样强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在服务中心的帮助下，才刚刚开始认字的——但他们的满腔热情，却足以超越他们那书写的生涩。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一笔一划地，绞尽脑汁、认真构思，在毛边纸上，完成了自己生平的第一篇政治论文。
在那永远不变的丑陋中，却总有些人和事，在默默地发生着改变。
对于华工的教育，晏阳初曾这样说道：
“中国农民诚朴，智商高，能力强，只可惜缺乏读书的机会，使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得不到发挥… …表面上是我在教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
据说，曾有位华工特意给这位教育专家写了封信。信中说，“自从您办了周报后，天下大事我都知道了。”更令他倍受感动的是，由于担心《华工周报》因过分便宜而入不敷出，这位华工竟然慷慨地向他捐出了365法郎的现金。
而这，却是对方整整三年的积蓄。
晏阳初惊喜地意识到，历经这战火的洗礼，这批壮硕的同胞们，早已不再只是最初的封建体系中，一个卑微的阶层——在由国际秩序重组所引发的、全新的国内政治浪潮中，他们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梁承露 顾心阳
图文编辑/康巳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