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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壮、匡泽玮:海外民间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特点及启示 ——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的经验为例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08日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王泽壮、匡泽玮  阅读:354

内容提要: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作为中国在非洲的华侨民间组织之一,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自身特有的交往渠道和影响力,以搭建平台、协调联络、筹措物资等多种方式,不仅有效参与国内抗击疫情,也在所在国(肯尼亚)人民面前充分展示华人华侨爱国、团结、奉献等正面形象,体现出灵活性、持久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的经验为中国海外华侨组织支持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启示。



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爆发乃至全球蔓延,无疑属于国际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如何有效遏止病毒的国际传播、共同化解危机,这不仅对国际社会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建立有效国际防控机制提出新的要求,也对相关疫情国家统筹、挖掘和利用外交资源以构建最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在此过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各类华侨组织、民间机构、社团等非政府机构(NGO),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疫情防控、物资筹措、政策沟通、形象塑造等一系列公共外交领域发挥了独特而有效的作用。本文主要以“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为例,在介绍该组织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支持公共卫生外交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探寻华侨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并总结华侨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特点及启示。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疫情期间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

 

如今,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开始支持外交活动,并在塑造国际关系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为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积极支持公共卫生外交事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疫情期间从以下几方面支持公共外交。

 

首先,与所在国官方建立直接沟通和对话的渠道,协调和化解误解。随着国际间合作愈发密切,彼此融入程度越来越深,华侨组织作为支持公共外交的主体,其对话和交往的对象逐渐超出所在国的民间组织,与对象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已成为民间组织在对象国立足和发展的必然要求。2020年2月5日该总商会在肯尼亚筹集抗疫物资准备空运回国时,肯尼亚相关部门以违反某规定为由暂扣,肯尼亚中华总商会获知后,主动与肯尼亚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派人到现场解释、协调,4天后肯方放行这批国内急需的医疗物资。另外,在肯尼亚国内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后,该总商会第一时间与肯尼亚政府卫生防疫部门取得联系,向对方介绍中国抗疫的措施和经验,促成了肯尼亚对中国防疫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以“联络人”身份推动中肯两国之间的医疗合作。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作为肯尼亚境内的民间组织,相较于官方外交机构,其在当地社会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能够在促进公共领域合作中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会长卓武先生性情直爽,扎根肯尼亚从事多元化经营二十多年,在当地人脉关系广泛,经常扮演“联络人”的角色。为了预防疫情在肯尼亚爆发,他未雨绸缪,在肯尼亚政府、中国地方政府以及中国国内制药企业三方之间进行沟通与协调,成功促成“中国医药集团”“华北制药”“圣湘生物”等国内大型医药公司向肯尼亚捐赠防疫物资,并由中国驻肯大使馆出面举行交接仪式,肯方各大媒体均予以报道,各界对此反响强烈。此外,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下属企业还直接承担了援肯物资的物流任务,并协助使馆对接当地医院开通疫情防控“绿色通道”。总而言之,肯尼亚中华总商会通过自己的联络与协调,有效地架起了中肯两国之间在疫情防控预警方面的合作桥梁。

 

再次,通过树立良好群体形象以促进国家形象的传播。作为侨团组织,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肯尼亚成为代表华侨华人活动的社会符号,这意味着其在肯尼亚华侨华人群体内部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且对肯尼亚民众而言,华人华侨的概念并无区分,都是中国人,因此商会的形象就是“华人群体”的具体代表,商会所有成员都是代表中国形象的具体符号。在疫情于中国境内爆发时,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一方面组织援华募捐,另一方面加强对疫情爆发节点返肯华侨的约束,防止华人慌乱而有损中国人的形象。这些具体工作都有助于在肯尼亚民众中树立中国人负责任、有担当的正面形象。“迄今为止肯尼亚无来自中国确诊病例”的事实在肯尼亚广为人知,有效抑制了当地因恐惧感染而产生的排华情绪。

 

又次,利用社交平台参与国家形象的传播。新媒体时代,社交平台不仅对信息的公共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公共外交开辟了新的平台。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社交平台WhatsApp,建立包括高官、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各界精英在内的网络社群,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流。为了让肯尼亚各界了解和认识中国防控效果和全球疫情发展,总商会工作人员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将国内疫情报道同步翻译成英语于社交平上发布,给肯尼亚民众营造了中国防疫“透明”“高效”的印象,突出了中国“以人为本”的基本防控原则。

 

最后,通过回馈社会的方式融入当地,促进民心相通。肯尼亚中华总商会非常重视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竭尽全力履行社会责任,以促成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在疫情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背景下,该总商会仍然坚持融入当地,通过捐赠口罩等方式延续商会一以贯之的“本土化”行为。其捐赠对象不仅包括肯尼亚民间机构,如“内罗毕华韵学堂”“肯尼亚平均基金会”,还涉及当地海关、移民局等官方单位,这些做法不仅有助于消除当地部分民众因疫情在中国爆发而产生的对华偏见,也有利于争取到肯尼亚国内各界对中国抗疫的广泛同情与理解,为两国“民心相通”做出了贡献。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疫情期间支持公共外交的特点

 

从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现实结果来看,该总商会采取的措施得当、反应迅速,不仅为国内抗击疫情发挥积极作用,也促成中肯两国之间的医疗合作,还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海外形象。此次肯尼亚中华总商会支持公共外交实践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灵活性。肯尼亚中华总商会是由肯尼亚的中资企业或机构发起,在当地依法注册成立的具有驻外中资企业联谊会性质的民间组织。该总商会的成立背景、过程、运作以及自身属性决定了商会与官方外交机构之间不构成任何隶属关系。这使得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中协调处理与各方面关系时,具有独一无二的灵活性。民间而非官方的独特身份也赋予了该总商会在开展公共外交时的充分自由度和灵活度,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

 

第二,持久性。长期以来,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着力通过细致入微的具体工作来获取当地社会对中国企业和华人的认可,这使得该总商会在当地的“本土化”程度非常深。在此次捐赠口罩等防疫物资的行动之前,该总商会已经多次向肯方捐赠医疗、教学、救灾等物资,并组织和动员中资企业向肯尼亚人民献爱心,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公益,以共同促进肯尼亚的社会建设。

 

最后,统一性。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公共外交行为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国内外事务的统一和国家利益与商会利益的统一。全球化时代下,将公共事务(针对国内受众)与公共外交(针对海外目标群体)分开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全球关系中“相互关联”的现实。在疫情爆发初期,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侧重援助中国,向内塑造中华民族团结的形象,获取国内舆论对华侨华人的支持,以增强国家凝聚力;而在疫情全球性扩散阶段,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积极促成“政府—商会/企业—个人”全方位合作以援助肯尼亚,进一步塑造并传播中国正面的国家形象,以争取肯尼亚官方与民间的理解与支持。该总商会作为民间组织的利益诉求,与国家形象塑造从根本目标上来说是完全统一的,都在于促进彼此深入合作、互利共赢、共同繁荣。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支持公共外交的启示

 

总结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支持公共外交的个案经验,对今后中国民间组织更加有效地支持公共外交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注重发挥和完善华侨民间组织的“联络中心”作用。华商会本身是由所在国境内的中资企业、经销商自发组成的民间团体。为方便商会成员开展经营活动,商会往往会积极拓展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各界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它的非官方身份有效避免了当地的政治性猜忌。纵观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此次疫情期间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正是凭借其丰富的人脉资源,才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搭建起民间与官方、民间与民间的交流平台,这既能有效帮助国内抗疫,又能促进国家间的医疗合作,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的公共外交成为中肯官方卫生外交的有益补充。

 

其二,维护民间组织自身形象,把“民心相通”工作做实做透。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带领华侨华人以身作则的实例表明,良好的商会群体形象在应急公共外交的情境下能够避免产生负反馈,从而维护国家的正面形象。华商会在对象国经营时的“融入策略”,不仅有利于树立民间组织自身的形象,而且有利于成为国家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肯尼亚的良好形象是其开展公共外交的基础和条件,只要平时工作做得扎实,关键时期就会发挥实际作用。因此,促进“民心相通”始终是民间组织支持公共外交

的切入点和最终归宿。

 

最后,建立媒体发声渠道是民间组织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在数字化时代下,社交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价值空前凸显。在此次组织和实施应急疫情物资的捐赠活动、促成并协助中国对肯尼亚疫情防控物资的捐献、协调与排解华侨捐献抗疫物资滞留海关的问题等具体公共外交活动中,总商会自身掌握的社交媒体发挥了“喉舌”作用。

 

总之,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应对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积极有效地支持公共外交的经验充分表明:华侨组织、尤其民间商会组织,作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体之一,在促进民心相通、化解矛盾、构建和传播国家正面形象、推动国际社群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等方面大有可为。

 

 



责任编辑/郎亚娇 徐坤阳


作者:王泽壮,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教授;匡泽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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