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察哈尔学会首席专栏作者、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教授在《欧亚人文研究》季刊2020年第四期发表的文章。为节省篇幅，删除了原文注释、内容摘要、关键词及中英文作者简介。此为第一篇。

上世纪4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世界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因为美苏两霸长期对抗而受到严重损害。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有关“冷战”起源的研究和探讨持续不断，关于苏联挑起“冷战”最终自取灭亡的说法不绝于耳。然而，认真回顾和梳理二战前后乃至战后几十年来世界发展进程，研究和比照有关国家公诸于世的档案材料，我们不难发现，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处心积虑地制造了东西方冷战；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不遗余力地将冷战推向整个世界；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应当为“冷战”的发生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尚未结束，杜鲁门政府即将苏联视为“很难对付”的对手，开始进行“对付”苏联的战略谋划和部署

1945年春，欧洲战场形势已经明朗。在苏联军队帮助解放的中东欧地区，包括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抵抗力量自行解放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对苏联较为友好，并且愿意接受苏联援助的新生政权。即使在希腊、法国和意大利，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左翼进步力量与苏联也有广泛的联系，在本国政治生活中也有较大影响。

虽然战时美国罗斯福政府为铲除德国法西斯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但美国社会对苏联的戒心、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依然根深蒂固。因此，接替突然病逝的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对苏联帮助中东欧国家建立共产党主导的新政权，按照苏联意愿开展经济重建、民主改革和国家治理深感不安，对苏联、对苏联东欧集团的形成及其国际影响，做出了严重的战略误判。杜鲁门坚持认为并反复强调，苏联的“极权主义”已经对美国所倡导和维持的自由世界造成“威胁”，美国所面临的“新威胁似乎与纳粹德国及它的同盟国所造成的威胁同样严重。”

1945年4月20日，杜鲁门就任总统后一周，即召集国务卿斯退纽丁、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和“俄国问题专家”波伦等人，商讨对苏政策问题。杜鲁门虽然因战争尚未结束，此时还赞同与苏联继续合作，但同时表示：他“不怕俄国人”，他在对苏关系方面“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在后来召开的如何应对苏联在波兰建立新政府问题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表示，美国与苏联战时开展的合作，“只是一种单行道，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对苏联持强硬立场的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与杜鲁门一拍即合，主张“最好就和他们摊牌，而且与其将来摊牌，不如现在就摊牌”。

这一天，杜鲁门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请他向斯大林转交一封照会。照会威胁说，如果苏联不执行雅尔塔会议有关波兰问题的决定，美英苏三大国合作的信心将会动摇。斯大林以“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做出答复，杜鲁门恼羞成怒，公开抨击苏联“扩张”。朝野两党、国会内外，很快形成声讨苏联的政治喧嚣。

当时，一个新的更有代表性的主权国家合作机构即联合国，已经在筹建之中。杜鲁门作为刚刚就任的美国总统，竟然想把联合国搞成“能在像美国联邦同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国际机构。他直言不讳地说过，他“特别渴望西半球国家和英联邦真正与我们一致，”那样一来，美国就“可以获得需要的任何东西来建立一个能起作用的国际组织”。他甚至想主导建立一个完全按照美国两院制模式运行的国际议会。操纵、控制、主导战后国际事务的霸权主义野心，一而再再而三地溢于其言表。 

原子弹成为美国政府炫耀实力、威吓苏联、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壮大的重要外交工具

1945年8月，亚洲战事也已接近尾声。当月9日，即美国在日本扔下第二颗原子弹那一天，杜鲁门发表讲话，声称东欧国家“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利用美国独家拥有核武器这一特殊条件对苏施压，开始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使是不赞成美苏立即“摊牌”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也主张将原子弹作为美国外交武器，与苏联就欧洲问题讨价还价。他在9月11日提交给杜鲁门的原子能问题备忘录中表示：“原子弹足以抵消苏联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后来史汀生本人也承认，他的备忘录“是在当时某些人期望美国利用原子弹来吓倒俄国的时候提出来的”。

1945年9月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外长为准备五国和约而在伦敦召开会议。美国决定藉此机会对苏发动强硬外交，导致两国外长参会时发生激烈冲突，会议无果而终。10月27日，杜鲁门公布《美国外交政策原则十二条》。他声称，美国外交政策“决不容许同任何邪恶的东西妥协”，而“原子弹这一新的破坏力量保持在我们手中是一种神圣的托付”。国务卿贝尔纳斯也公开表示，美国要寻找机会将原子弹作为外交力量，在东欧问题上与苏联讨价还价，迫使苏联从东欧撤退。

对苏政策的理性思考受到漠视，示强施压的荒诞主张成为主流，凯南“八千字电报”促成“遏制”战略

战后之初，如何看待苏联构建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应对它所提出的利益需求和安全关切，如何处理美国与这个在战争中崛起的世界大国的关系，杜鲁门政府内外并非没有争论，并非没有不同声音。

最初，美国国务院考虑对苏政策，特别是如何处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时，曾经提出三种建议：其一，时任国务卿助理波伦主张，美国不否定苏联在东欧地区的权益和影响，但绝不能容许苏联完全统治东欧；其二，资深外交官豪斯顿提出，苏联在东欧地区建立友好国家是合理的，美国应公开声明支持其合理要求；其三，波伦与罗宾逊共同提出，美苏两国要么在东欧建立缓冲区，通过共存谋取各自的利益，要么在整个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均势结构，实行政治和经济集团化。由于这些建议过于包容，实际上是要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存在及其影响，因而未能被坚称苏联具有扩张性和进攻性的主流派所认可，也未能被强硬势力裹挟下的杜鲁门政府所接受。

1946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表《苏联—政策和情报的声明》，强调美国对苏政策：第一，不能在国际合作方面走得太远；第二，广泛动员美国和世界的舆论；第三，牢记“以道理和权利为后盾的强硬语言，是克里姆林宫所懂的惟一语言”；第四，支持自己需要的朋友，共同对付苏联。当年9月，总统特别助理克利福德和助理埃尔赛提出一份新的对苏政策文件，主张把苏联引入国际合作进程，加强美苏间经济与文化交流，但其主要观点是：苏联威胁美国利益，美国应对苏联发动战争做好准备，对苏联挑战给予坚决回击。

臭名昭著的“铁幕”一词，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极端反共恐苏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范登堡，曾反复使用这个新概念，用以形容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新格局。“冷战”一词，也是美国人这个时候发明的。1946年初，政论家赫·斯沃普为参议员伯·巴鲁克起草演说稿，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当时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后，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处于“冷战方酣之中”。“冷战”概念及其主张从此流行开来。

此时，苏联对美国一味示强并带有战争威胁的政策，特别是拒不答复苏方提出的10亿美元货款申请，已经感到失望和愤懑，开始进行政治反击。1946年2月9日，斯大林一次选民集会上发表政策性讲话，他表示，经过战争考验的苏联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他强调，苏联的胜“首先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苏联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志和决心，变得更加坚定。斯大林在这个讲话中，还猛烈抨击了德国以及法英美国二战前对苏军装备、士气、战斗力和指挥能力的“毫无根据的可笑的议论”，明确宣布，苏联的胜利“苏维埃武装力量的胜利”，世界都不能不承认“红军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头等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