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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序言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24日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新闻与公共事务部  阅读:2548

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强迫民族和民族之间相互疏远。它们很像森林中的树木,都想傲然独立,但在地下深处,它们的根却盘结交错,在地面上空,它们的枝叶却相互依偎。

——茨威格

从公元1500年前后至今,先后诞生了九个成功崛起的世界性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他们崛起的要素各不相同,但有一个规律性的通则,即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建立在民族分裂的基础上的。可见,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世界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石。

20世纪最后十年,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也将迅速步苏联的后尘,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所预言的,也正是许多西方政治家所期待的。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相继解体之后,中国能不能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中国的民族关系也正处在一种全新的、深刻的、复杂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进程中,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国学者必须进行国内外学术资源的充分整合,以有效应对在民族问题上可能对中国核心利益造成的潜在挑战。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现状

冷战后,国际冲突的形式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间战争转变为一国内部冲突,而民族冲突是国内冲突的重要起因。据统计,在冷战后已发生的世界冲突中,种族、宗教冲突约占60%,而且从存在于世界各地的180多个潜在热点的形势来看,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比例只会不断上升。[1]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世界上有53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民族冲突,14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12个存在民族问题隐患。[2]有人甚至得出结论:“当今人类社会的冲突诱因主要归结于民族宗教冲突。”在此背景下,民族冲突管理不仅成为国内政治的核心议题,也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

本课题试图对全球民族冲突的根源以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民族冲突管理类型进行整体性描述和系统性分析,从中探索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以及社会整合的复杂性互动和规律性特征,同时也试图为中国的民族冲突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化支持和政策性建议。

(一)研究思路

阅读中外文献,可以充分了解前人的观点和学术的高点,它们是后人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须仰仗的“巨人的肩膀”,可以据此发掘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发现有待填补的学术真空。本课题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

1.    “民族”只是多种社会组织形式之一,但它为什么会有超过其他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和动员力?为什么它会占有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的时间空间、情感以及生命?冷战后,世界民族冲突的原因、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怎样才是比较理想的民族关系?设定民族关系发展目标的基本思路与评价标准是什么?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冲突的根源是否具有规律性,在民族冲突管理问题上是否有可供中国学习与借鉴的经验?

3.    冷战后,国际干预成为解决国内民族冲突的主要方式,那么民族冲突管理与国际干预的复杂关系如何界定?解决民族问题的国际干预方式有哪些,其未来走向及前景如何?如何避免一国内部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和防范消极的国际干预?

探索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和出路,成为本课题研究的主题。需要强调的是,在借鉴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做法都适合中国,特别是要避免相关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失败教训的重演。

(二)研究现状

目前,西方学界关于民族冲突管理的宏观理论,主要集中在多民族国家如何设定民族关系的社会目标,如戈登(Milton M. Gordon)关于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和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的著作《内部殖民主义》等。欧洲学者也在结合对于来自前殖民地的异族人口和外籍工人发展状况的研究,努力探讨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和政策框架。这些工业化国家的族群问题、国家建构问题,与现代化社会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文化演变等密切相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64年戈登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这本书系统地回顾了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处理族群关系社会目标的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把美国处理族群关系社会目标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    第一阶段叫“盎格鲁-萨克森化”(Anglo-conformity),目标是以早期移民主体盎格鲁-萨克森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核心来同化其他族群:A+B+C+……=A;

2.    第二阶段叫“熔炉主义”(Melting-pot),目标是主张族群之间的充分融合:A+B+C+……=E;

3.    第三阶段叫“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目标是承认并尊重“亚文化群体”的存在及权利:A+B+C+……=EA+EB+EC+……。[3]

在这些讨论中,贯穿了作者对于民族关系的宏观理论分析,以及对于民族融合-同化模式与衡量变量的讨论。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矛盾的实质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由于民族成员之间的体质差别、文化认同很容易使民族成为社会动员的单位,所以这些利益冲突有时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4]如果民族之间没有明显的社会结构差异,民族矛盾就有可能被控制在文化领域而不会危及整体性的社会结构。

198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康纳(Walker Connor)的著作《马列主义理论与战略中的民族问题》(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书中以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越南6国为例,论述执政的各国共产党是如何制定其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苏联解体两年后,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萨尼教授(Ronald G. Suny)出版了《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Revolution,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全书主要内容分为四章。在这本书中,这位美国学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对苏联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讨论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民族问题。[5]

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关于民族问题最关键的两个理论:一是以民族为主体实行区域自治,一是在民族相互关系方面从“形式上的平等”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上述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民族关系影响深刻。在国内,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是当今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重镇”和思想“锋刃”。“重镇”是说他在引领主流社会思考和关注少数民族问题方面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锋刃”是说他作为思想旗舰敢于直言不讳地发表成果。中国主流学人多认为少数民族研究乏力或乏味,马戎教授的成就颇能颠覆这种印象。[6]马戎教授从民族社会学的视角系统地建构了中国视域下的民族冲突管理研究,即注重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

在国外,许多学者在对待民族冲突管理的理论问题上,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认为解决现实问题,完全可以不用任何理论作为指导,更无需什么高层次的抽象思维和范畴。例如,20世纪末期,在俄罗斯中央级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了B·蒂什科夫的两篇文章:《论民族和民族主义》(载《自由思想》杂志1996年第3期)和《忘掉民族》(载《哲学问题》杂志1998年第9期)以及A·兹德拉沃梅斯洛夫的文章:《民族相对论》(载《自由思想》杂志1999年第1期)。这三篇文章都是论述民族问题的,两位作者可谓同属“后现代派”的代表人物。蒂什科夫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忘掉民族论”,兹德拉沃梅斯洛夫观点可以概括为“超越民族论”。“忘掉民族论”,即所谓的“零方案”,以后现代派的精神,拒绝正在争论的民族定义,也不再提出新的定义,让民族自生自灭。“超越民族论”,要摈弃历史主义,建议施加“心理影响”来改变民族成员心目中的他者形象,通过采取以“合理沟通”优先的“反应政策”来解决民族冲突。[7]

在欧洲,欧洲联盟这种超国家形态的出现及其所带来的欧洲民族国家地位弱化和主权让渡,使构建更大范围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相对于新的“欧洲人”(欧盟民族)而言的西欧各民族(nations)的“地方化”和“族群化”,也成为新的话题,同时也出现了“后族裔”(Post-Ethnic)这样的概念。欧洲联盟这种超国家形态及其所引起的欧洲民族的演变,或许会像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模式一样对全球产生新一轮影响。不过,就整个世界而言,欧美国家的后现代社会和欧盟超国家形态的出现只代表了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国家或民族现代化理想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更不要说进入所谓后现代),所以适合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未必都具有普世主义或全球化的意义。[8]

目前,国内学界在民族冲突管理议题上的研究特点如下:第一,观察和研究国内民族问题缺乏一定的世界眼光、战略思维。但是,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没有对国际视野和全球经验的关照是不行的。第二,民族冲突管理并未引起政府和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缺乏创新性。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亿、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面积64%的大国,民族研究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十分反常的现象。[9]

反观国际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开始成为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有学者统计,自1970年《超越多元主义的美国民族政治》一书出版以来,已有近二十本民族政治的专著和近三千篇论文问世,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关于民族冲突的民族政治理论,如脆弱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以及民族纽带与族群政治竞争理论,等等。[10]目前,西方学者进行民族冲突管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

1.    民族冲突的缘由(Sources of Ethnic Conflicts);

2.    民族冲突的参与者以及相关事件(Participants and Issues at Stake);

3.    民族冲突管理的政策和制度设计(Policy and Institutions Used to Manage the Conflicts);

4.    进行复杂冲突管理的替代机制(Need for Alternative Mechanisms for Managing Complex Conflicts)。

西方学者进行民族冲突管理研究的关键词是:身份(identity)、认同(recognition)、平等(equality)、尊严(dignity)、参与(participation)、自治(autonomy)、共识建设(consensus building)、民主转换(transition to democracy)、民族和解(ethnic reconciliation)、国际干预(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等等。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国内学者进行“民族区域危机管理”研究,但其主要关注的是民族自治区内的公共危机管理,分析视角仍然集中在国内,而且关注的焦点是一般性的公共危机事件,而非严格意义的“民族冲突管理”本身。

二、本课题的选题价值和意义

关于中国发展进程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威胁,中国政府领导人和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长期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增长速度、外交、自然灾害、社会稳定以及反腐败等问题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关系发生的“静悄悄的演变”较少察觉。[11]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对中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无疑是清晰的预警信号,应当引起政府领导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我国民族关系问题的充分重视,中国除了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外,还需要对深层次的民族认同问题和相关理论进行反思。[12]

本课题在对国际关系中民族冲突兴起的背景、特征和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民族冲突管理的具体路径,最后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体来说,本课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课题首次将民族冲突管理理念运用于中国的民族问题,同时明确指出民族冲突管理具有国内、国际两个维度。民族冲突管理不仅包括国内管理,也包括国际管理。其中,国际层面的冲突管理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指国际社会对一国内部民族问题的介入或干涉,二是指主权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对国际社会介入或干涉的有效预见与理性应对(见图1)。该分析框架将民族关系、冲突管理和国际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表明研究民族问题必须实现多学科联动——跨越学科界限,聚结学科合力,破解冲突难题。

图1民族冲突管理框架图

第二,在我国当前,加强民族冲突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甚至战略意义。从理论意义上讲,本课题研究有利于构建中国民族冲突管理的长效机制。构建民族冲突管理的长效机制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体系/结构层面的稳定(价值体系的稳定),中策是体制/政策层面的稳定(利益关系的稳定),下策是警力/暴力层面的稳定(强力制约的稳定)。我们应取其上策,用其中策,而慎用、勿用下策。

从实践意义上讲,本课题研究有利于增强中国民族工作的预见性,同时为中国的民族事务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近年来,世界民族冲突呈上升趋势,而我国政府在处理相关摩擦与矛盾时,往往表现出处理手段的单一化、滞后性。因此,加强民族冲突管理研究,有利于深入认识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工作的特殊性,提升各级政府应对与处理危机的能力,增强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主动性。

从战略意义上说,本课题研究有利于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民族因素,因为西部地区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少数民族;其二是边疆因素,中国2.1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大部分在西部。现实中,广大民族地区依然是中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国际反华势力极易利用这一点,推动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从而引发民族矛盾甚至大规模民族冲突。因此,加强国际视野下的民族冲突管理研究,有利于化解矛盾,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

第三,从应用价值而言,本课题对防范消极的国际干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为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分析平台。民族问题的国际干预是指国际社会通过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各种手段,对某一主权国家的民族问题进行过问或介入。国际干预不仅指军事干预,也指观念、文化的侵入以及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介入。国际干预基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干预,如军事入侵、人道主义干预、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和平行动、冲突后的刑事审判等;第二类是间接干预,消极的间接干预如对一国分裂势力的支持以及在国际舞台制造对一国“应该或必然”分裂的舆论等,积极的间接干预如支持国家主权原则,反对制造任何分裂主权国家的舆论等。需要强调的是,对待国际干预不应一概而论,而应趋利避害。

三、本课题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然而,与一般性公共危机管理不同,民族冲突管理在表现形式、应对措施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更加需要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结合起来,统筹安排、通盘考虑。历史的观点、动态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和比较分析的观点是研究民族关系时需要予以特别注意的四个分析视角,本课题采取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第一,采取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从学科领域归属来看,民族冲突管理即可以视为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分支,也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跨学科的特征十分突出。罗杰斯·布鲁巴克(Rogers Brubaker)在《种族、民族主义暴力》一文中曾感慨:“研究种族和民族冲突离不开两方面——民族理论和冲突理论;但回顾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文献,却没有构建起具体而持续的民族冲突研究范式和框架,甚至没有统一的范畴界定。”[13]民族冲突研究尚未形成独立的范式和范畴,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目前其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民族关系的冲突性和集体暴力的民族性两个方面。[14]所以,鉴于民族冲突管理的特殊学科背景,本课题将结合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知识体系,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试图对民族冲突及其管理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和系统性研究。

第二,采取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要想真正建立和发展以中国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和当前国情为基础,同时也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民族理论,需要对与我国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的三个理论与实践来源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中国历史传统上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和方法、欧美各国关于族群和族群关系的理论、苏联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理论。本课题着力对世界相关国家进行民族冲突管理的主要做法和相关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并在不同类型的比较分析中讨论国际民族冲突管理与国内民族冲突管理的复杂互动。同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民族冲突管理的类型分析。此外,本课题会具体对科索沃、南苏丹、东帝汶等民族问题、国际干预形式以及民族冲突管理效果进行案例分析。

第三,本课题采取实地调研的技术路线。实地调研是解放思想的基础,目前有关民族的基本理论主要还是来自“经典著作”和传统教科书,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社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实际调查研究。即使我们愿意去基层做调查,但是如果头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看不出新现象的本质,就难以提出新的思路和观点。[15]因此,本课题根据研究需求选取相关地区和部门进行实地调研。目前,课题负责人先后赴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瑞士、科索沃、以色列、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学交流,采访了相关外国学者和官员。此外,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11月,课题负责人参加中组部、团中央第11批“博士服务团”赴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挂任校长助理一职,利用宁夏的地理优势,对新疆、西藏、广西、内蒙古、青海等地区进行了持续的国内学术调研和观点交流。

四、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创新之处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是:如何正确看待国际视野中的民族问题,如何增强中国民族冲突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防止负面的国际干预,如何吸收借鉴全球治理进程中先进的民族冲突管理理念和做法,并以此提升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本课题力求实现学术创新,研究内容既涉及世界民族冲突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又涉及国际干预、民族冲突管理等一些深层次的前沿理论问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本课题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1.    本课题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系统剖析中国民族冲突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的要素、结构、功能。

2.    本课题对国际干预的新进展、新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国际干预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增强中国在该领域的话语权、因势利导。

3.    本课题将民族冲突管理理念运用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并对民族冲突管理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了细致分析。

当然,民族冲突管理如同“迷宗拳”,不仅千古无同局,各国也无同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声称很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这些经验(甚至教训)是中国促进自身民族关系的国际参照系。因此我们要立足这样一个基本立场,既深刻总结我国民族问题的经验,也积极借鉴世界上相关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把我国民族事业推向前进。



[1]潘忠歧、谭晓梅:《论未来世界冲突趋势》,载《欧洲》,1997年第5期,第25页。

[2]Ted Robert Gurr and Michael Haxton,Peoples Versus States: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0, pp.1-10.

[3]马戎:《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8页。

[4]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eds.,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

[5]马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G. 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第5页。

[6]张海洋:《汉语“民族”的语境中性与皮格马利翁效应——马戎教授“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述评》,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第17页。

[7]解建群:《俄罗斯学者关于民族概念的争论》,载《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9期,第4页。

[8]郝时远:《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17页。

[9]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4页。

[10]严庆、青觉:《“民族牌”背后的理论透析》,载《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第23页。

[11]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写道:“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我到过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在同当地人会见时,每一次都使我进一步相信,他们珍视并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民族属于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他们是一个在人类进步中十分重要的、幅员辽阔的伟大强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仅仅四年后,苏联解体。相关论述见马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G. 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第8页。

[12]马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G. 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第8页。

[13]Rogers Brubaker, David D. Laitin,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No. 1, 1998, pp. 423-452.

[14]严庆、青觉:《从概念厘定到理论运用:西方民族冲突研究述评》,载《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第97页。

[15]马戎:《创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三个前提》,载《中国民族报》,2007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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