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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第1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主任、《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 赵启正
发布时间:2014年03月11日  来源:  作者:赵启正  阅读:211

讲自己的故事

谢谢各位。刚才温州教授说的话,我赞成99句,只有1句是绝对不赞成的,我只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推动者。原因是我在中央外宣办或者是国务院新闻办做了这么多年的外宣,深感效果有限,我们读了那么多《人民日报》的社论、外交部的发言,但是外国普通公众能吸收多少?

当年印度总统到上海访问,到上海郊区,一个乡长用上海话介绍乡的情况和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差不多,都是GDP、投资、公共设施、人民的平均收入、市场。然后去参观去一位农夫的家庭,这位农村的妇女介绍她的房子是新的,好的房子是给儿子和儿媳妇等等。这位总统有受感动,“为什么好的房子给儿子和儿媳妇?”她说:“这是我们家的宝贝,由客人变成了我们家的人。”总统只说了句话:“哦,是这样的,印度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比较,我们绝不能要求外国人跟我们看法一样,中国人都不能完全一样,何况外国人。所以我们对外表达只要求有限共识——“哦,中国是这样的。”

一位外国大使跟我们说,我们访问过贵国的乡,访问过省,乡镇说的话怎么跟省一样,这个省跟那个省怎么一样?我说:“因为他们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点,当然一样。”如果那个乡讲乡的故事,那个省讲省的故事,换一个城市讲一个城市的故事,那就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讲一样的故事?为什么要讲一样的原理,而不讲不同的故事呢?这就是刚才说的,我们送了人家苹果,“哦,中国苹果挺好吃。诶~广东香蕉也不错。”这就是各地的故事,我们不要被教条,不要去被社论。这是接着教授的话。

上午我讲的过程中,移动投影,有的老师说没讲清楚。我上午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梦出来以后,如果我们不做相应的表达,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有些国家是很害怕的。如果印度说伟大复兴,我们想什么?他振兴到哪儿去?如果日本人说日本民族的伟大振兴,我们想什么?很自然的,假设振兴很正当、很富裕,也难免有嫉妒,也难免有警惕,因为上帝造人就有一个毛病——容易有嫉妒之心。何况现在,由于美国的后台,我们改革开放比较晚,由于汉语不够流行,世界存在对我们的误解。比如说防控预警圈,日本做没说话,美国做没说话,世界22个国家做过没事,唯独中国一做不行,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因为我们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有冲突。

那么我们说,民族的伟大振兴,他们当然是听不明白。如果一般人听不明白没关系,我上午说,很重要的美国的麦克法夸尔是最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说了,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建设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一个亚洲各国乃至各国,包括欧洲和非洲都要臣服的世界大国,就是八方来仪。我们有首歌就叫《八方来仪》,我们自己就这么唱。

那么我们在表达中国梦的时候,我觉得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个是要把梦说全了,主题就是中国的振兴绝对不会妨碍大家,而是有利于大家。如果说“中国梦就是世界梦”,这句话可能有问题,如果大家都承认,才能叫“中国梦就是世界梦”,不能强加。世界可以分享中国梦,但是不能说“中国梦就是世界梦”,如果说“美国梦就是世界梦”,我们能接受吗?

比如说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样说的:迄今为止,敢以国家做梦的只有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要知道,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资格来做梦的,只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有足够大的时空去想象,有实力和自信去实现,才能自己做自己的梦。否则一个蕞尔小国是卧在大国之侧,自己的命运朝不保夕,睡觉都不踏实,哪能优哉游哉地做梦?那么我们中国也是大国,是不是我们周围的小国都不能做梦?是不是大象一翻身就把他们压住?比如说美国一翻身就把墨西哥压死了,那么我们一翻身把他们压死了?

这篇文章我就有感觉,少批判人家,但不是不批判。安倍的梦是什么?我就怀疑他是恢复大日本帝国,如果他敢提出来日本梦,我们就敢批判他。但是不能说小国无资格做梦,这可是太厉害了。另外优哉游哉做梦,我们不是优哉游哉,我们是艰苦奋斗,我们是勤俭艰苦劳动去振兴中国。所以我们在对外表达的时候要避免这种自以为是和目中无人,这就变成了民族主义。只有美国和中国能做梦,欧洲呢?欧洲有本很厚的书叫《欧洲梦》,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卖得不错。我们在表示中国梦的时候要保持某种谦虚。

另外,我们有多少好处没说清楚。我们说安邻、富邻、睦邻,我们富邻,给人家什么富?我们拿出什么援助了?这次菲律宾这事,拿了钱最后还没落好,红十字会10万,人家嫌少,给了100万,美国人说:“你们有和平方舟。”我们去了,老说世界第二,世界第二就要拿出世界第二的钱来,人家日本人拿1000万,我们拿10万,是我们的100倍。做大国真不容易,特别是中国这个大国真不容易,因为我们人口多,没有那么多人均,而且我们也受到了台风的袭击。

这里如何表达?所以中国梦对世界的表达是目前公共外交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多少年,谁也没敢说,或者是“两个一百年”,都不是中国梦的最终。那么我们说中国,就说今天,由昨天、今天可以推论明天,所以得把今天说好了,不能老说梦。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梦?比如说上海自由贸易区,这里有很多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区?问题太多太多了,上海收集了150多个问题,有的答得上来,有的答不上来。当初我们上海不是没有自由贸易区,我当管委会主任的时候外高桥就是自由贸易区。但是在中国叫“自由贸易区”,很多人认为不行,自由贸易区有时候简称“自由区”,有时候说自由贸易区是境内关外,那么简称“自由区”了,那是六·四之后,说:“自由区?那我们越过铁丝网到外国了吧?”当时忘了这个茬,所以不叫“自由贸易区”,叫“保税区”。

“保税区”在外国没有,外国只有保税仓库。上海大胆叫“保税区”,外国人都不知道有两个名字,只有日本人知道。日本人说:“赵先生,为什么两个不一样?是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有的时候我说话也是这么忽悠,那时候“忽悠”这词还没流行了。我说:“自由贸易区中国人不大熟悉,中国对保税区这个词比较明白,就这么叫了。”所以对外表达听不明白。

我就是说在说梦的时候得说今天,我们的自由贸易区对外国人有什么好处?外国人能做什么投资?什么叫做贸易自由?什么叫投资自由?什么叫金融自由?贸易区必须有这三个自由啊。中国的法律在自由区都不能用了,特别是投资法。外国的投资法、合资法都不能用了。能用是什么呢?比如消防法、民事刑事诉讼,到那儿耍流氓去也是不行的,到那儿放火也不行。但是经济法律暂停执行,那么新的法律是什么?还没找着呢。如何去说明呢?除了经济工作者外,我们得帮着说明。经济工作者可能不太善于说明,但是懂经济;我们善于说明,可是肚子里东西少,所以一定得结合才能说得好。


再多说一句,外文的难度比想象的难多了。刚才我说的麦克法夸尔,翻译“走资派”,怎么翻?最后他翻成“走路者”。到香港,香港人就翻了,“这就是有钱在马路上开宝马车的那种人”。所以语言的服务就得靠专职的人帮忙,这是我给语言服务做点儿广告,他们收钱很少,就是不知道他们,他们在后面坐着也不大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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