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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潇雨:二战时期美国拘禁日裔:一段被遗忘的苦难史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21日  来源:  作者:杨潇雨  阅读:7022

文章导读:

海明威曾说过,任何战争都是罪恶的,不管是否所谓必须,也无论是否所谓公正。因为平民总是战争无辜的牺牲品,他们不仅要遭受战火的无情摧残更有可能遭到敌人的蓄意迫害。


正文:

二战期间最有名的迫害平民事件莫过于举世震惊的纳粹集中营。据统计,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杀害了近600万犹太人。事实上,在当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建有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集中营地,他们不是战俘却遭受了与战俘同等的遭遇。1942-1945年美国政府对一代和二代日裔移民的拘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然而这段历史在二战之后就被尘封与忽略,直到70年代末期才有学者重新关注日裔这次悲惨的经历。经过日裔近十年的努力,1988年里根政府终于通过公民自由法案(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正式向日裔道歉并进行赔偿。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大熔炉。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几乎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二战前在美日裔也不例外地受到如此待遇。从1868年第一批日本劳工来到夏威夷群岛开始,日本移民开始逐步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阿拉斯加州等地,且主要集聚于加州。日本劳工的勤劳努力使他们中的部分人很快就转变成土地所有者或是租地农场主。日本移民甚至还以其出色的园艺技术闻名加州。然而正是这种迅速的成功遭致当地白人的不满与排斥。美国一些有实力的农业工人组织就曾公开表示,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希望日本佬滚出加利福尼亚州。不只是农民对日裔的存在表示抗议,由于日裔租地农场主需要付出较高的地租,这就严重威胁了白人农场主的利益。因此,加州参众两院全票通过《1913年外籍人土地法》(The Alien Land Law of 1913),禁止非美国公民租借同一块土地超过三年。而这项法律很快推广到其他日裔集中的西南各州。不过十年多的时间,美国政府颁布《1924年移民法》(The National Quota Act of 1924),不仅几乎完全限制新移民的到来,更阻塞了日本移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又被称为《排日法案》。而大部分日本一代移民(Issei)因此无法获得合法的美国身份,只能把自己购进的土地挂在自己孩子即二代(Nisei)名下。更糟糕的是,在对日裔歧视最严重的西海岸,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参选连任参议员的政客甚至打出‘让加利福尼亚只有白人’这样的竞选口号来反对日裔的存在。

1941年127日,日本在不宣战的情况下偷袭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持续一个小时四十九分钟的两轮轰炸让美国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同一时间针对马尼拉、关岛和吕宋美军军用港口和军事基地的袭击使得美国将太平洋的制空权拱手让给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试图依靠大西洋与太平洋做为外部屏障置身事外。珍珠港事件的发生骤然引起整个美国的震惊与对在美日裔的仇视。在国会进行了一次关于日裔美国人的大讨论中,参议员托马斯就表示 “这是西方文明与日本野蛮主义发生冲突,基督教与神道教、无神论和无宗教信仰者的冲突,更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战争。” 众议员兰金(Rankin)更是对日裔无理中伤,他称“在日本人居住太平洋沿岸充斥着日本间谍和第五纵队,一旦有日本血统他就是日本人。我要逮住在美国大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每一个日本人,送进集中营,尽快把他们送回亚洲。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太平洋永远不会太平,夏威夷、阿拉斯加、华盛顿州或加利福尼亚将永无安全”。军方对日裔的仇视的态度更是十分嚣张。德威特将军作为拘禁事宜的负责人曾表示“日本民族是与我们相敌对的民族,即使在美国本土已经被美国化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日本佬就是日本佬,他们的种族烙印是不可去除的,你不能指望发给他们一张文件就能改变他们。”事实上,在二战中,没有一名日裔被判有通敌罪,事后也证明珍珠港事件与日裔毫无关联,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间谍活动与破坏行为。然而,珍珠港事件引发的种族狂热已经迅速蔓延至美国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拘禁日裔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1942年2月19
罗斯福签署9066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9066),拉开了拘禁日裔行动的序幕。这次战时拘禁一共关押了约112,000余名日裔,占全美一代(Issei即第一代日本移民)和二代(Nisei即出生在美国的日裔)总人数的90%,其中2/3为二代。首先,他们必须从所居住的西南各州自行迁移到集中中心(Assembly Center)。在那里这些受拘禁的一代和二代要等待一个月至八个月不等的时间左右的时间直至拘禁营地完全建好。1942年3月起,拘禁行动正式开始。所有在集中中心的一代和二代被分散至美国西南各州十个营地内。这十个营地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曼扎那(Manzanar)和图尔湖(Tule Lake)营地,共拘禁28,835人;亚利桑那州的普斯顿(Puston)和吉拉河(Gila River)营地,共拘禁31,162人;科罗拉多州的格兰纳达(Granada)营地,共拘禁7,318人;怀俄明州的红心山(Red Mountain)营地,共拘禁10,767人;爱达荷州的明尼多卡(Minidoka)营地,共拘禁9,397人;犹他州的托佩兹(Topaz)营地,共拘禁8,130人;阿肯色州的罗威(Rohwer)和杰罗姆(Jerome)营地,共拘禁16,972人。十个营地总计拘禁人数 112,581人。

   
拘禁行动是由隶属军方的战时人员重置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主持的,十个营地的选址主要集中在原来印第安人的聚集之地。由于地处荒凉,远离城市,在这些地方设立营地可以防止受拘禁者与外界互通消息。营地外围拉有高压铁丝网,禁止被拘禁者与外界人员随意出入。监管军队实行24小时巡逻制,防止出现骚动。营地内部则完全按照军事营地布置。以在亚利桑那州的普斯顿营地为例,营地的基本单位是街区。一般250-300人住在1214个军队式的营房里。而在每个街区同时配有礼堂、共用食堂、洗衣房以及两个集体澡堂。每个长100英尺宽20英尺的营房内又将被划为4至6个隔间。每个家庭可以拥有一个隔间。换言之,180平米的占地要容纳4至6个家庭。然而日本人的家庭往往孩子众多。以《告别曼扎那》的作者珍妮•休斯顿的家庭情况来看,除了她的父母,她还有两个哥哥比尔和胡迪,与其年龄相仿的男孩清还有一个妹妹梅,七个人住在一个隔间里,十分拥挤。据珍妮记载,在曼扎那营地,随着夏天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和老人因为食物而生病。由于食堂的厨房太小而且通风又差,温度上升的越快,食物变质的越严重。而冰箱却始终是坏的,厨师也从没做过饭,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需要自己动手。营地的医疗条件也十分糟糕。为了避免伤寒,营地医院的护士给所有孩子注射针剂。这种类似流水线作业的操作让孩子们持续胃筋挛和腹泻好几天,几乎所有孩子都因此出现发热和呕吐的症状。

   
拘禁对日裔多年的努力与奋斗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离开他们原先居住地时,他们仅被允许携带一些随身必须品。换言之,所有的固定资产,比如房屋、土地、或是捕鱼船只根本无法得到妥善处置。他们不得不仓促卖掉这些固定资产,而白人则趁火打劫以低价买进。不仅因为时间有限,根据9055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9055),外国人资产监督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Alien Property Custodian)还冻结了日裔的资产。而当日裔重回家园,那些未来及处置而被冻结的资产早就因为战时的物资与供应稀缺被白人私自侵吞了。这就意味着他们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因为拘禁事件的发生付诸东流。据1983年战时迁移与拘禁公民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日裔在二战拘禁中一共损失了近3.7亿美元的资产。由于通货膨胀,因而1983年其损失估计约在8.1亿到20亿之间。如果放在70年后的今天,日裔损失约等于2012年的18.545.8亿之间。虽然,战时人员重置局对日裔进行了回归美国社会的重新安置,但这种政策安置十分有限。在重回美国社会时,他们不得不倚靠他们认识的白人朋友或是一些慈善机构寻找落脚之地。有些家庭在最初不得不借住在教堂里。如何维持生计也令日裔家庭感到发愁。拘禁事件让他们失去基本收入与消费能力,这使得许多家庭在战后初期大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下。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拘禁事件对日裔造成的心理创伤。当大多数日裔汇聚在集中中心的时候,很多日裔家庭的家长都必须接受FBI的隔离审查。因此,他们曾近半年与自己的妻子儿女失去联系。而其他的家庭成员一直在担心他们被带走的父亲或是丈夫们。更令人们害怕的是,在其他未接受隔离审查的日裔被送往拘禁营地的途中,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封闭式的。人们开始对未知的将来产生恐慌:或许他们会被带到国境边上,然后迎接他们的会是屠杀般的扫射。当日裔最终被集中到营地后,他们开始接受24小时的军事监视,整个群体在此时陷入了一种对命运无力感。很多日裔都承认,拘禁事件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噩梦。在之后的20多年里,大部分日裔都不愿意多谈任何关于拘禁的话题。珍妮曾经承认:“即便是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我们也很少聊起曼扎那(Manzanar)。假使我们不小心提起它,也只会以开玩笑的方式一带而过。”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在针对父母中至少有一人被拘禁过的三代进行问卷调查时,数据显示他们中40%的人第一次听说拘禁事件都不是通过与他们家庭中被拘禁的人直接交流而得知,反而是从书籍或是电影中接触到关于拘禁的信息。日裔也是希望通过这种集体社会遗忘(collective social amnesia)去回避自己内心的痛苦。

   
从宪政角度来看,拘禁日裔是一场侵害公民权的不公正事件;从种族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典型案例;而从和平学角度来看,这又是一次由结构暴力导致的显性冲突。虽然,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的《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都具体明确了对战争中的平民的保护措施,但在美国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导的社会必然存在对少数族裔实施结构暴力的隐患。二战的硝烟已经散去半个多世纪之久,然而种族问题仍是当今美国社会尚未解决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人们的观念里依旧存在这样一种潜在的思维模式,白皮肤总是更好的,黄皮肤或棕色皮肤总是很糟糕的,而最差的永远是黑皮肤。如何避免种族问题再次引发直接暴力和冲突依旧是一个长远的话题,而从积极和平的角度看理解与包容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像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的一样,人类必须摒弃所有的冲突和战争,寻找拒绝侵略和复仇的办法,而这种方法的基础,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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