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开展海洋公共外交的和平路径
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夏季号
国际海洋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开展海洋公共外交必须坚持走和平路径，这种路径的本质在于消除威胁和互惠互利。当前中国开展海洋公共外交必须以此为基础，通过海上军事力量的防御化与维和化发展，增进海洋贸易对他国的互惠关系，推广中国海洋文化，以及推动海洋事务的机制化与制度化建设这四条路径来开展以和平发展为理念的公共外交，树立负责任大国及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的往来日益增多。国家间对海洋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各种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也陆续参与到海洋事务中来。海上安全、海运贸易、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各国民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海洋问题的多样化、敏感性和复杂性增加了各国应对海洋事务的难度，如何在有效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基础上协调海上矛盾、应对海上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而单靠政府间的对话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这就使得海洋公共外交成为未来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对于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家来说，开展海洋公共外交将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的海外形象，进而减轻海洋发展的阻碍，摆脱困境。在面对海洋问题诸多困难和挑战时，任何“零和博弈”的思维都将使矛盾扩大化，只有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才是解决海上问题的长久之道。因此，中国开展海洋公共外交必须坚持走和平路径，这种路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路径一：海上军事力量的防御化与维和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各国对海洋的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家间关于海洋的矛盾和争议也逐渐增多，加之恐怖主义、海盗和海上贩毒等活动日益猖獗，海洋安全形势变得日趋复杂，呈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局面。在其他国家眼中，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是影响未来海洋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持担忧和质疑的态度。因此，中国开展海洋公共外交必须首先注重弱化中国海上军事量增长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性，提高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海军的接纳程度。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坚持海上军事力量的防御化与维和化发展。
首先，增进与周边国家的海军合作与舰队互访。外国民众对中国海上军事实力增长的担忧主要体现在担心中国的海军力量会威胁本国安全，而加强军事合作和交流是最有效的化解方法。通过与其他国家开展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进行舰队互访，以及邀请民众登舰参观等活动，使其他国家人民将中国海军视为防御性力量而非进攻性力量，从而加强两国的战略互信，树立中国海军热情友好的形象，增进他国民众对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海军的接纳程度。
其次，增强与周边国家的海上联合执法。海上非传统安全是一项国际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正常海洋活动。因此，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应进一步提升海上执法的技术装备与人员培训水平，增强与其他国家进行海上联合执法的能力，有效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海盗、海上贩毒与走私等违法活动，为其他国家人民的海上安全和利益提供保障。
最后，提高海外救援的处置能力。全球化的发展已使各国的国家利益跨越边界，扩展到世界各地。一旦爆发地区冲突、战争或严重自然灾害，海外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遭受威胁。因此，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应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援能力，不仅能够及时从爆发冲突的地区撤出本国和他国侨民，还能在第一时间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运去救援团队和救灾物资，使中国海军成为快速救援的“生命之舟”。
路径二：增进海洋经贸对他国民众的互惠关系
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海上航运贸易的繁荣发展。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其中90%的货物需要通过海路运输。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经济仍相对低迷，失业率较高。这就要求中国在坚持执行和平发展的海洋公共外交过程中，必须要借助海洋贸易实现与其他国家的互惠互利，为他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一路径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积极落实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通过海洋贸易带动当地经济增长。中国广阔的市场、巨大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船舶制造能力是提高海上贸易水平的重要基础，而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则成为推进海上贸易的重要契机。中国应借此时机积极构建和落实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寻求利益上的互补之处，既要通过政府层面为外国企业提供大规模生产订单，也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凭借海运贸易的巨大运载能力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使国外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由中国崛起和海洋力量增长而带来的好处。
另一个方面是通过商业贸易和港口建设带动当地就业增长。中国通过积极发展海运贸易，在带动当地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这使得更多居民会被当地企业或中方在海外的企业聘用；而港口方面的建设、维护和运营则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自2002年开工建瓜达尔港至今，中国已在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建设港口。这一方面为推进海运贸易和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增强了与当地民众的互惠关系，使中国的崛起与当地发展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路径三：推广中国的海洋文化
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拥有3200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7100多个岛屿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早在夏商时期，中国的沿海居民就已经具备了海上运输和大规模捕鱼的能力，各种海上活动经过不断发展，延续到今日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这种漫长的航海经历赋予了中国人深厚的海洋文化。在开展海洋公共外交的过程中，积极有效的向其他国家的民众传播和推广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关系到中国海洋公共外交能否取得和平效果的重要路径之一。
首先，应突出中国“天下一体”的海洋价值观。中国历史上始终以“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范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都遵从“四海一家”的天下观，这种观念扩展到海洋领域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天下一体”的海洋价值观。这一价值观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最高体现，其本质在于将整个海洋和海上各国视为一个整体，不论国家大小，均相互尊重，相互扶持，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一种整体的稳定、有序与和谐的发展状态。
其次，应坚持和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正确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中国应在推进海洋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既要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坚持平等友好，真诚相待，守信重诺的道义原则，为维护其他国家的正当权利和合理诉求仗义执言；又要将中国的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最后，应展示中国“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发展史。中国丰富而深厚的海洋文化并不是由中国人独自创造的，而是由各国海洋事业的参与者共同完成的。从秦汉两晋渡海的僧人，到隋唐时期的遣唐使，再到明代的大航海，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为开创了中国特有的海洋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中国的海洋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以上三点的强调是推广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将会增强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路径四：推动海洋事务的机制化和制度化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海洋事务的多样化、敏感化和复杂化，要想有效解决海洋问题，必须依靠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而在普通民众眼中，海洋问题的解决是否能够形成机制化与制度化，是海洋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在开展海上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推动海洋事务的机制化与制度化建设是重要的和平路径之一。这种机制化与制度化主要指的是要在多边和双边框架内建立实时的监测预警机制、稳定的沟通协调机制、严格的监督反馈机制、高效的危机处理机制，以及针对各种海洋问题，保障多数国家海洋权益，并使执行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具体制度与规范。
首先，应发挥联合国和地区性组织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在开展海上公共外交时，应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法律基础，以安理会为外交平台，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对诸如海洋污染、非法捕捞、海上走私、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等涉及全球范围的海洋问题进行协商，提供相关行动方案；并借助区域性组织平台，在双边关系内建立机制，在多边框架内发展制度。并借助媒体将中国的建设性行为报道给国外受众，使中国构建海洋机制和制度的行为在国外民众心中具备更高的法理性。
其次，对国外民众传播海洋制度与机制的有效作用。尽管制度与机制是维护正常海洋活动秩序的行为准则，但很多国外民众依然对其发挥的作用了解有限。因此，中国在开展海洋公共外交时，应通过媒体制作优质精良的影视节目和纪录片，向国外民众详细介绍海洋制度与机制的建立能够为普通民众带来的好处，从而提高民众支持本国政府参与海洋机制和制度建设的热情。
最后，积极吸纳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的参与。在推进海洋机制和制度的建设中，不仅需要政府牵头，还需要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的参与。对此，中国在开展海洋公共外交时，应积极发挥新媒体的优势，通过网络互动宣传中国构建海洋机制和制度的理念、目标和具体方案，并了解外国企业、团体和民众的问题和建议。从而使海洋机制和制度的建设能够切实反映海外人民的心愿，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并得到海外人民的认同。
海洋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决定了中国开展海洋公共外交必须要走以“和平发展”为理念的和平路径，而要体现和平，最根本的就是要让海外民众感受到从中国海洋实力的发展中能够获得切实的好处，这种好处既体现在安全上的消除威胁、化解争端上，也体现在经贸文化上的互利互惠、沟通交流、理解互信上。因此，中国在开展海洋公共外交时，需要按照以上四条路径，以国际合作为基本方式，以增进互信为基本目标，提高维和力量，发展互惠贸易，传播海洋文化，推进制度建设，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和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