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难忘吴大使——追忆吴建民》一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现北京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赵启正的文章：深情于国 勇于担当 无限怀念。现转载如下：

赵启正主任与吴建民大使与青年学生对话

一年倏忽而过，对老友建民的思念仍在梦里梦外袭来，仿佛一转身， 他又站在我面前，家事国事天下事尽付儒雅谈笑间。

去年6月18日，晨曦在树。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告知我：“吴建民大使恐遭意外，失去联系了。”我多方了解无果，直到上午9时30分看到有关部门的微信公众号，才确认他竟在凌晨4时从武汉机场去武汉大学途中突发严重车祸，当场与世长辞。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无论如何我也难以相信、更不愿接受。我失去了一位挚友，青年人失去了一位导师，中国失去一位资深外交家，世界失去了一位全球化时代有担当、有作为的使者。

当天有记者问我的心情，我回答说挚友忽然远行，人天迢远，心中沉郁，不胜哀伤之至！建民从21岁起在外交舞台驰骋40多年，后在外交学院为培养外交后备力量又殚精竭虑工作了近5年，在70岁退休后，还不断接受具体任务率团或独自出访，同时倾力投入公共外交活动，向国内外说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挥了积极影响。他任驻法大使时，为申办上海世博会做了重大贡献。他之所以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和不同舞台上皆有卓越的贡献，我想最重要的驱动力是他的爱国情怀和外交家精神。

我和建民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我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他来上海希望了解浦东开发进展情况，我带领多位浦东干部与他会面，话题聚焦在欧盟与中国关系、欧洲经济态势等方面，也拜托他向欧洲介绍浦东开发的前景。我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他回答得越好，我们越有兴趣深究。这次交流，建民多少年来始终记得，他在一些场合说：“我访问过中国许多地方，很少有地方领导，召集了那么多局长，听我这样详细谈海外信息，还追问那么多问题。浦东的干部真会挖掘潜力和利用资源。”我们从此开始有了联系，在2000年前后，我俩通过电子邮件持续交流互动，有什么信息、想法及时交换，互为师为友达23年之久。

1996年，建民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他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尖锐斗争中，严厉批判西方国家一再搞反华提案，揭穿其真实目的是妄图主宰中国命运。在他的精心组织下，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扭转了对中国的不利局面。他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也擅长“刚柔相济”的功夫。他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改善的信心，建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拘留调查工作组”来中国看看实际情况。这个工作组第一站来到上海，我作为副市长主动与之面对面地直率交流，有问必有所答，还安排了考察项目。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待这个小组，而建民给我这个“新功课”时，却未给我什么“嘱咐”。他说用不着他多言，相信我必能配合默契。果然，我们不远万里的呼应，给挑剔的来访者打开了一扇直接洞察中国的窗户。

1998年1月，我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于是便和建民有了更为密切的业务联系。1999年9月，新闻办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巴黎举行长达12天的中国文化周，这是一个颇有新意的大规模跨文化交流项目。彼时，建民已经是中国驻法大使，所以，无论在北京策划期间，还是在巴黎活动进行期间，我免不了要请教建民，也免不了给他一些“功课”，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政府、巴黎市政府，他们都有怎样的“中国观”，该邀请谁出席，怎样获得希拉克总统的贺信，以及节目的设计、我的演说要点、跨文化交流的难点和障碍等等。可谓事无巨细，他总是有求必应，亲自上阵，颇有当仁不让之概。

在法方的建议和安排下，建民和我利用文化周的间隙参观了诺曼底登陆纪念馆，看了盟军抢滩时惨烈牺牲的黑白纪录片，去了埋葬着成千上万年轻战士的美军墓地，他们几乎都是登陆前两三天牺牲的。我俩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交流了很多看法，他对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解和体验对我有颇多启示，令我对担当重任在第一线的中国外交官们肃然起敬。

建民比我只长半岁，人生履历也有相通之处。我从外宣一线，他从外交一线退下后，都去了大学，面对教育、学术和年轻人。此间，他所倡导的“交流学”和我力主推广的“公共外交”，几乎是一个题目的两个侧面。世界知识出版社请我们进行了一场对话，并成书为《交流使人生更美好》。 后来，这本书还进入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读书》栏目，介绍给全国观众。我们以此为题，在上海戏剧学院同来自多所大学的学生们进行了三个半天的对话。戏剧学院的教授说，其实这是两位祖父辈的老者和孙辈们的心灵交流。建民素有长者之风，语重心长地回答了学生们的各种问题。这次对话又成书《正见民声——跨越50年的代际交流》，去年还出了日文版，受到了欢迎。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在日本，代沟导致的交流障碍也是人们很关切的社会问题，书里中国大学生们讲到的自己遇到的代沟故事和两位老者与他们循循善诱的对话对日本也有启示。

2013年吴大使（左）、赵启正（中）与叶小文（右）参加《公共外交与中国梦》节目

建民演讲时的激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在山东电视台《新杏坛》栏目录制节目，我们的对话没有安排主持人，于是我们事前商量了一个简单提纲，靠话语的自然铺展和相互的眼神交流，各自充分发挥而又相得益彰。整场对话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免去了节目后期剪裁的麻烦。在上海图书馆，我们两人曾就交流学和公共外交问题有一场公开的对话。在听众互动环节，建民在回答一些重大问题时，会情不自禁走到舞台边上靠近听众，肢体动作和言语亦随之激昂。台上台下，热烈共鸣，这正是每一位听众追求的佳境。

一位大使离任多年后还被驻在国惦念，就可见他在任期内有多么优秀的建树。建民去世消息传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给吴建民大使夫人施燕华大使的唁电称，惊悉吴建民大使不幸逝世，深感悲痛，法兰西人民失去了一位知晓法国并为法中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朋友。今年1月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巴黎宣布“吴建民中法青年访问奖学金计划”启动。拉法兰说，这个奖学金计划旨在将吴建民大使致力推广的国际对话和主张和平的精神传承下去，使双方青年加深对彼此国家的全面了解。

建民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广，一次台湾之行令我印象深刻。2008 年，我俩同时受邀参加在台湾举行的两岸书展系列活动。预定日程之外，主要是因为他的盛名，我们受到台湾热心改善两岸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和精英人士的邀请，参加了两次座谈，接受了一次媒体深度专访。在台北故宫，不仅有许多大陆游客向他问好，要求合影，台湾当地的民众也有人认出他，向他亲切打招呼。

互联网给经济创新带来很多机遇，其中的社交媒体也给了人们表达的便捷，但也会传播失真信息，放大不同观点的分歧。网上有人把对国际舆论有影响的人士分成了这派或那派。这种分类往往既简单又含混，有人此时被归为这派，另时又被归为那派。建民认为岗位、角色、语境不同，人的表达重点自然有差异。网上有人把他以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说明国际问题以及我们应持的正确立场批为“软弱”。可他并不大计较网上对他的“误判”。他一直泰然处之，也不退缩，并愈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公众说清楚中国的外交政策，坚持不懈地用他的智慧和激情引导民众对世界形势和趋势做出准确的观察和研判。也正因为如此，车祸当日，有记者要求我用一句话评价建民，我说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他多次表达过担忧过激的“民粹主义”或会成为一股国际潮流。建民离去后四天，英国公投“脱欧”，后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印证了他先前的判断。

2009年夏天，我和建民一起作为主宾去参加西班牙举行的巴塞罗那亚洲论坛。结束后在巴黎我转机回国，建民应邀去美国参加另一场公共外交活动。他就一个人，在偌大的戴高乐机场，拎着个小包，拉着拉杆箱，走向远处，我看着他的背影逐渐消失，涌起一种莫名感动。这年他正好70岁，这样高龄资深的前外交官，这么不辞辛劳又到地球那边讲中国故 事了⋯⋯

去年，他77岁整，他真的走远了吗？我知道，也曾亲历过，他参与过的一些学术讨论和论坛在新的一届开幕时有追念他的感人场面，仿佛他还在现场并发挥着他的智慧，这无尽的热情还会燃烧很久、很久。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吴建民基金会，2017年10月16日